开禧三年的冬天，对于临安城而言，格外寒冷刺骨。不再是物理上的严寒，而是一种由军事溃败、财政枯竭、人心惶惶共同酿造出的，弥漫于朝堂街巷每个角落的绝望气息。曾经高亢激昂的北伐号角，如今只剩下败兵溃退的哀嚎和金军铁蹄南下的隐隐雷鸣，如同悬在帝国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斩落。
一、 暗流汹涌
平章军国事韩侂胄的府邸，昔日门庭若市，如今却笼罩在一片压抑的寂静之中。往日的阿谀奉承之辈，脚步也变得迟疑而疏远。韩相公本人，则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焦灼与暴怒之中。
前线战报如一道道催命符：东线虽赖毕再遇、叶适等人苦撑未致全线崩溃，但淮甸残破，金军游骑已可窥视江防；中路皇甫斌溃败后，金军兵锋威胁荆湖；最令他心惊胆战的，是西线传来的密报——吴曦，这个他寄予厚望的将门之后，竟有密通金虏、图谋不轨的迹象！
“废物！皆是废物！误我大事！”节堂内，韩侂胄须发戟张，将又一份求援文书狠狠掷于地上。他双目赤红，往日的意气风发被一种穷途末路的狰狞所取代。北伐之初设想的“立马吴山”，如今已成了遥不可及的幻梦，更可怕的是，如何收拾这烂摊子？金人索价必然极高，而朝野的怒火，又该由谁来承受？
他开始频繁秘密召见心腹苏师旦、陈自强等人，商议对策。一方面，他严令毕再遇、叶适等尚能作战的将领“死守待援”，哪怕只是为了在谈判桌上增加一点可怜的筹码；另一方面，他不得不重启与金人的议和渠道，派遣方信孺等人为使，试探金人的条件。
然而，金人的态度极其强硬。仆散揆等人开出的议和条件传回临安，不仅要求割让两淮、增岁币、称臣，更有一条如同惊雷般炸响在朝堂之上的要求——“称臣不足，必欲得太师头耳！”——不仅要南宋称臣，还必须献上主导北伐的韩侂胄的人头！
消息虽被韩侂胄极力封锁，但无孔不入的宫廷与朝堂暗流，还是让这骇人听闻的条件悄然传播开来。一种诡异的氛围开始弥漫：恐惧与一种隐秘的期待交织在一起。许多人意识到，若要平息金人的怒火，换取王朝的苟延残喘，舍弃韩侂胄，似乎成了唯一的选择。
二、 密谋定策
在这股暗流中，一股旨在终结韩侂胄权力的阴谋集团，正以前礼部侍郎史弥远为核心，悄然形成。
史弥远，阴沉多智，久历官场，对韩侂胄的专权早已不满，更敏锐地察觉到北伐失败后韩党根基的动摇。他清楚地看到，舍弃韩侂胄一人，既可满足金人要求，打开和议之门，更能借此机会攫取最高权力，实现朝堂的“换天”。
然而，要诛杀一位手握重权的平章军国事，绝非易事。史弥远需要强有力的同盟。他首先找到了同样对韩侂胄心怀怨怼的皇子荣王赵曮（音：掩）（后更名赵洵），获得了皇嗣的支持。但最关键的一环，在于深宫之内——当今天子宁宗皇帝的皇后，杨氏。
杨皇后与韩侂胄素有旧怨。当年宁宗立后，韩侂胄曾倾向于另一位候选人，此事虽未阻止杨氏最终正位中宫，却在她心中埋下了深刻的芥蒂。加之韩侂胄多年来权倾朝野，对后宫亦多有不敬，杨皇后早已视其为眼中钉。
在一个夜色如墨的晚上，史弥远通过杨皇后之兄杨次山的渠道，将一封密信送入慈元殿。信中，史弥远详尽分析了当前危局，指出金人索要韩侂胄首级乃和议关键，直言“侂胄不死，国难不止”，并恳请皇后“为社稷计，断此祸根”。
杨皇后阅信，沉吟良久。她深知此事风险极大，一旦失败，便是灭族之祸。但北伐失败的后果已然显现，若金军真个渡江，赵宋江山不保，她这皇后亦将沦为阶下囚。权衡利弊，尤其是想到韩侂胄昔日的轻慢，她终于下定决心。
“告知史侍郎，”她对心腹内侍低语，声音冷冽，“此事…可行。但须周密，务求一击必中。”她取出一方皇后印信，作为凭证，“宫中禁卫，吾当设法。”
有了杨皇后的首肯与内应，政变的齿轮开始加速转动。史弥远又秘密联络了对韩侂胄军事失败极度不满的参知政事钱象祖、礼部侍郎卫泾，以及最关键的人物——主管殿前司公事、掌握着一部分宫廷禁卫力量的将领夏震。
一场针对帝国最高权臣的猎杀，在暗影中布下了天罗地网。
三、 玉津园血色
开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三日，一个看似寻常的清晨。韩侂胄如常乘舆上朝，仪仗煊赫，虽知国事艰难，但他多年积威犹在，并未完全意识到危险的迫近。他心中盘算的，或许还是如何与金人周旋，如何稳住朝局，甚至如何将议和不利的责任推给他人。
舆驾行至六部桥附近，突然，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率着数百名全副武装的禁军士兵，拦住了去路。
“圣旨下！请太师止步！”夏震手持一份黄绫卷轴，高声喝道。
韩侂胄心中一凛，厉声质问：“圣旨？何故至此？本相为何事先不知？”
夏震并不回答，只是厉声催促兵士上前。护卫韩侂胄的随从见对方兵甲鲜明，来势汹汹，且口称圣旨，一时不敢妄动。
混乱中，韩侂胄被强行从舆中拖出。他此时才真正感到恐惧，大声呼喝、挣扎、怒骂，指责夏震等人矫诏作乱。但一切已是徒劳。禁军士兵挟持着他，并未前往常规的朝会大殿，而是转道向南，直奔皇城外的玉津园。
玉津园，本是宫廷宴游之所，此时却显得异常冷清肃杀。园内早已安排了史弥远、钱象祖等人的心腹。韩侂胄被推搡至园内一处僻静空地，他环视四周，只见夏震及其部下虎视眈眈，而史弥远等人却不见踪影。
“尔等…尔等安敢…”他的话未说完，夏震身边一名名叫郑发（一说为史弥远所遣的勇力之士）的军将，已手持铁骨朵（一种重型兵器），猛地从身后砸向他的头颅！
“噗”的一声闷响，伴随着头骨碎裂的声音。韩侂胄甚至来不及发出一声完整的惨叫，便扑倒在地，鲜血和脑浆瞬间染红了冰冷的土地。那双曾经睥睨朝野、充满了权力欲望和北伐野心的眼睛，此刻只剩下死寂的空洞。
权倾一时的韩平章，就这样在一场未经审判、近乎暗杀的政变中，殒命于皇家园林。他的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以一种极端残酷的方式，为“开禧北伐”画上了流血的休止符。
四、 函首之辱
韩侂胄伏诛的消息，如同飓风般瞬间席卷了整个临安。朝野上下，反应复杂。一部分长期受其打压的官员和道学之士，如释重负，甚至额手称庆，认为国贼已除，社稷有幸。而更多明眼人，则在短暂的松了一口气后，感到了更深沉的屈辱与悲哀——即便韩侂胄罪该万死，以如此方式诛杀大臣，并将以其头颅换取和平，实乃国格丧尽。
史弥远等人迅速控制住了局面。他们以宁宗皇帝（实则很可能是杨皇后代笔或施加影响）的名义下诏，公布韩侂胄“轻启兵端，诬陷忠良，蠹国害民”等罪状，将其首级悬于临安街头“示众”（此举更多是为后续步骤造势），并全面清算韩党，苏师旦等人亦被处死，其头颅被一并收贮。
接下来，便是完成与金人和议中最具侮辱性的一环。史弥远等人命令临安府，将韩侂胄（以及苏师旦）的头颅进行防腐处理，装入一个特制的木匣之中，派快马送往金国。
可以想见，当那个装着南宋平章军国事头颅的木匣，被毕恭毕敬地呈送到金国中都（今北京）的朝堂之上时，金国君臣是何等的志得意满，又是何等的鄙夷蔑笑。这不仅仅是一个政敌的脑袋，更是一个曾经与之平等对抗的王朝，屈膝臣服的象征。
“函首安边”，这四字背后，是南宋朝廷在武力失败后，为求生存而不得不吞咽下的最大苦果，是将自身合法性践踏于地的无奈选择。此举虽暂时满足了金人的要求，为“嘉定和议”的签订扫清了障碍，但其带来的道德创伤与政治后遗症，将深深植入南宋肌体，影响其后数十年的国运。
五、 余波震荡
韩侂胄的死，并未立即带来和平。金人虽然收到了首级，但在具体的割地、岁币等条款上，依旧步步紧逼，谈判持续了数月。直到嘉定元年（1208年），更为屈辱的“嘉定和议”才最终签订：金宋世为伯（金）侄（宋）之国，岁币增至银三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另予金军“犒军银”三百万两，宋金边界恢复战前状态。
而在南宋内部，史弥远凭借诛韩、主和之功，迅速攫取了权力核心。钱象祖短暂出任右相后，很快也被史弥远排挤。嘉定元年，史弥远如愿以偿地登上了右丞相兼枢密使的高位，开始了其长达二十余年的专权时期。
他为笼络人心，一反韩侂胄之所为，大力褒崇道学，为朱熹平反，追赠官职，并将朱熹的《四书集注》立于学官，确立了理学在思想界的正统地位。一时之间，“伪学逆党”之禁彻底解除，道学君子纷纷得到起用，朝堂风气为之一变。然而，这表面的“更化”，并未触及王朝积弊的根本，不过是以一种新的专制，替代了旧的专制。
在民间与士林，对“函首安边”之举的争议从未停止。虽然很多人痛恨韩侂胄，但如此做法，仍被视为奇耻大辱。有太学生作诗讥讽：“自古和戎有大权，未闻函首可安边。生灵肝脑空涂地，祖父冤仇共戴天。” 更有正直之士慨叹：“朝廷虽曰更化，然以大将首级乞和，国体扫地矣！此风一开，后之执政者，谁复敢言战守？”
秦淮河畔，江水无言东流。六合城头，毕再遇收到了朝廷褒奖其战功、升任镇江都统制的诏书，却无半分喜色。他遥望北方，知道金军虽暂退，但隐患未除。而那位曾以词锋剑气压倒须眉的老友辛弃疾，已在不久前含恨而逝，未能见到这令人扼腕的结局。
一颗头颅，暂时换来了江淮的喘息，却也抽掉了这个王朝最后的一根硬骨。残霞尽染的天空下，南宋这艘巨舰，在史弥远这位新舵手的操控下，驶向了一片看似平静、实则暗藏更多风暴的未知水域。联蒙灭金的战略诱惑，与内部日益深重的危机，正在前方等待着它。
（第八卷 第三章 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