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御花园的闲谈，看似平淡无奇，却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战略转向。赵顼以四两拨千斤之力，成功地将辩论的焦点从“该如何敛财”的战术层面，悄然提升到了“该如何选拔能解决问题的人才”的战略高度。
一场关于科举改革的更大风暴，其种子已在这一刻，由这位年轻的皇帝，亲手播下。
时值熙宁元年三月中旬，汴京春深，太学讲堂内的气氛却比屋外的阳光更加灼热。
自月初王学士与司马学士那场关于《周礼》泉府之辩后，今日的再度交锋吸引了更多关注。堂内熙攘，无处落座者皆倚立廊下，屏息以待。
王安石今日未有多余寒暄，径直走向讲台中央，目光如炬，扫视全场。他开声便如金石坠地，打破沉寂：
“今日王某不引《周礼》，不辩泉府，只问诸君一问：我辈读书人，十年寒窗，乃至皓首穷经，所求究竟为何？”
他停顿片刻，自问自答：“莫非仅为雕琢几句华美诗词，换取金榜题名，便觉功成名就，于国于民，竟可无愧于心乎？”
台下鸦雀无声，许多士子面露思索，甚至惭色。
“然观今日之取士法，以诗赋定高下，以墨义决去留。此实乃以文辞之巧拙，定经国之才愚！是谓本末倒置，其误国也深矣！”
其声渐高，言辞愈发犀利，“试问！西夏入寇，边城告急，可能凭《春晓》之句退敌？漕运中断，京师粮荒，可能借《赤壁》之赋充饥？州县水患，流离失所，可能以骈四俪六之文筑堤安民？”
一连三问，掷地有声，许多年轻学子已不觉握紧拳头，神色激动。
“不能！”王安石自答，斩钉截铁，“现行之法，所选多为吟风弄月之高手，而非经世济民之干才。
此等人物，充斥朝堂州县，遇事则茫然无措，唯有委权胥吏，以致奸吏擅权，弊政丛生！此非士人之过，实乃取士之法之过！”
他最终抛出其核心主张，毫无迂回：
“故，王某在此疾呼：非改不可！非大变不可！当力削诗赋之权重，乃至最终废除！当以‘经义’、‘策论’为取士之根本！”
他阐释道：“‘经义’者，非是徒然记诵先儒旧注，沦为抄书之胥。乃要深究圣贤经典之微言大义，明其理，通其变，知其所以然！
‘策论’者，更要直刺时弊！问之以钱谷、兵甲、河渠、律令，考其析事之明，辩理之智，决断之能，解决之方！”
最后，他慷慨陈词：“如此，方能引导天下读书人，自少年时便留心经济，关注民生，思考国是，而非只知寻章摘句，雕琢无用之文。
十数年后，朝廷所得之士，方为明体达用、可堪重任之才！此方为正本清源、百年树人之大计！诸君，以为然否？！”
话音落下，堂内寂静片刻，旋即爆发出巨大的喧哗，赞叹声、议论声、惊愕声交织一片。
待声浪稍平，司马光缓缓起身。他面容沉静，并未因王安石的激烈言辞而动容，先向四方微揖，方才开口，声音沉稳而清晰：
“介甫兄之言，振聋发聩，其忧国忧民之心，光深为感佩。取士之法，积弊已久，诗赋空疏，难选真才，此确为事实，光亦深以为然。”
他先予以肯定，展现了君子之争的风度，也赢得了众多赞同的目光。然而，随即其语调转为深沉：
“然则，介甫兄所言改革之方，其心虽善，其策却隐伏两大忧患，光不得不言，请诸君共思。”
“其一，重‘策论’而轻‘根基’，恐舍本逐末，败坏人才根本！”
司马光目光扫过在场学子，语重心长，“若只为求取功名，使学子一味揣摩时政，迎合风气，而荒废了经史子集之根基，疏忽了仁义道德之修养，则虽或能得一二机敏干练之吏，然却失却了敦厚稳重、持守正道之君子！
此犹如树木，只顾催生枝叶，却不深培其根，乍看繁茂，遇风必摧。此非育才，实为坏才！光之所忧，一也。”
他稍作停顿，让众人消化此意，继而提出更尖锐的第二个问题：
“其二，标准何在？由谁裁定？此光之所忧最深者也！”
他直视王安石，目光灼灼，“介甫兄言，‘深究微言大义’。然则，何为‘微言’？何又为‘大义’？
天下解读经典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无定论。若科场之上，对此无有相对公允之准绳，则考官凭何判卷？学子又该从何准备？”
他的声音愈发凝重：“届时，恐非公平选才，而是选拔那些巧言令色、标新立异、善于揣测考官意图之徒！更甚者…”
他在这里加重了语气，仿佛预见了某种可怕的未来，
“若日后，有司欲图省事，或有人欲统一言论，竟凭一己之见，裁定经义，强天下人以遵从其一家之说，则煌煌千年之学术自由将荡然无存，士林思想尽遭禁锢，其祸之烈，恐百倍于诗赋取士之弊！光之所忧，二也！”
司马光的反驳，并未全盘否定改革，而是直指执行层面可能产生的巨大风险，其思虑之深远，逻辑之严密，同样引发了满堂深思和阵阵附和。
王安石听罢，立即回应，语气急切：
“君实兄岂非因噎废食？岂因惧胥吏贪腐，便不设官府？岂因惧学子投机，便不考真才实学？
标准之事，自有天下大儒共议，制定纲要，总胜于如今全无标准，只以辞藻定生死！
至于根基，经义本身便是根基！通晓经义并能用于时务，方是真根基！只会背诵，不通运用，不过是两脚书橱耳！”
司马光则沉稳接招：“非是因噎废食，乃是治病当除根，而非饮鸩止渴！纲要将由何人制定？
恐终难免于一人一派之见。再者，德行修养，岂是策论所能考出？选举之首，在德在才，而德尤在才之先。若学风趋于功利，士人只知求利（功名），则其德必亏，其才愈大，为害愈烈！”
双方就此展开激烈而精彩的辩论，引经据典，各执一词。王安石攻势凌厉，充满理想主义激情，力图摧垮旧体系；司马光防守缜密，秉持经验主义审慎，力求防患于未然。
堂下学子，有的如痴如醉，深感王学士所言方是救国之道；有的则频频点头，认为司马学士所虑方是老成谋国之言；更多者则是陷入深深的思考与困惑之中，觉双方所言，似皆有理。
这场辩论，终未分出胜负，亦未达成共识。但它成功地完成了一次思想的剧烈碰撞。
王安石成功地将“改革科举，重视策论”的议题鲜明地树立起来，使其成为朝野瞩目的焦点，吸引了大量寻求变革的年轻士子。
司马光则成功地发出了强有力的警告，揭示了激进改革可能带来的深远隐患，赢得了众多稳重派士大夫的内心认同。
辩论结束时，双方虽立场迥异，却仍保持了士大夫的礼节。王安石并未能抛出其尚未成型的“一道德”理论，司马光也未能彻底驳倒改革科举的必要性。
然而，一股潜流已然涌动。所有与会者都清晰地意识到，一场远比“青苗”、“免役”更为根本的变革，已被提上日程。
它关乎未来所有读书人的晋升之阶，关乎学术思想的走向，乃至关乎国运的根基。
这场在熙宁元年春日太学讲堂中的辩论，没有输赢，但它为接下来波澜壮阔的熙宁变法，定下了一个深刻而复杂的基调。思想的风暴，已然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