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片一：帝汶岛·丰饶之土与海疆卫士)
地点： 帝汶圣女联盟首府，“翡翠城”中央指挥部
清晨的阳光穿透宽大的落地窗，洒在铺着巨大南洋地图的红木桌面上。空气里弥漫着咖啡的醇香和热带水果的甜腻气息。已经满头银发但腰板依旧挺直如标枪的李云龙，穿着舒适的丝绸唐装，手里却握着一个古朴的白瓷酒盅，里面是清澈如水却烈性十足的茅台。
他面前摊开几份报纸和内部简报。
头版是触目惊心的标题和黑白照片：“黄河下游出现罕见断流”、“多地粮荒加剧，凭票供应紧缩”。
另一份则是帝汶本地的报道：“‘爪哇奇迹农场’再创纪录，年产粮突破1.1亿吨！水产畜牧全面丰收！”，配图是连绵无际的金黄稻田和现代化养殖场里膘肥体壮的猪、鸡鸭，以及巨大的海上网箱里跳跃的鱼群。
“唉……” 李云龙重重叹了口气，将杯中酒一饮而尽，辛辣感从喉咙直冲脑门，却化不开心头的苦涩。“他娘的！老家这是怎么了？！好好的地，咋就种不出粮了？老子当年打鬼子，老百姓勒紧裤腰带支前，也没听说饿成这样啊！” 他粗糙的手指划过报纸上家乡饥馑的报道，眼中充满了不解、心痛和深深的无力感。作为征战半生的老将，他最看不得百姓受苦，尤其是饿肚子。
帝汶在石松当年近乎“神启”般的规划下（“爪哇奇迹农场”体系），早在五十年代就彻底告别了饥饿，如今更是富得流油，成了东南亚乃至世界的粮仓和优质蛋白供应地。这种对比，让他这个离乡背井的老兵心里像压了块大石头。
窗外，传来城市的脉动。不再是旧时代的牛车马蹄，而是此起彼伏的“突突”声和轻微的电机嗡鸣。宽阔整洁的林荫道上，穿着各色工装或时尚便服的市民们，骑着崭新锃亮的摩托车或安静的电瓶自行车，汇成上班的车流。路边商铺琳琅满目，热带水果堆积如山，人们脸上洋溢着富足带来的从容。远处港口，万吨巨轮正装卸着粮食、水果和工业品，一派繁忙景象。
李云龙的目光投向更远处，碧蓝的海平面。一支由数艘大型舰艇组成的舰队，正劈波斩浪，在联盟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舰队核心，赫然是一艘体量庞大、拥有平直甲板和舰岛的大型军舰——圣女联盟的航空母舰“守护者号”。甲板上，几架喷气式舰载机正进行起降训练。舰队的指挥官，正是现任帝汶圣女联盟元帅，叶英的弟弟叶小五。他站在舰桥，通过望远镜观察着海天线的动静，确保这片石松当年打下的、如今已富甲一方的海域，不受任何威胁。
“老弟啊…” 李云龙摩挲着酒盅，望向墙上石松年轻时的照片，喃喃自语，“你当年说，手里有粮，海里有船，心里才不慌…老子现在信了，真他娘的服了！可老家那边…你倒是醒醒啊！” 丰饶与乡愁，强盛与忧虑，在这位老帅的心头交织。
李云龙摸出一张发黄的纸片，上面写着“生死关头，来香港相聚... 不要和小姨子跳舞...勃朗宁手枪不祥”，一幕幕仿佛在昨天，但已经物是人非
(切片二：加勒比联盟·中产之梦与玫瑰利刃)
地点： 加勒比联盟某岛屿，新兴海滨社区
正午的阳光炽热，照耀着色彩明快的海滨住宅区。一栋栋带房屋整齐排列，棕榈树在微风中摇曳。空气中飘荡着烤肉的香气和孩子们在社区泳池嬉戏的欢笑声。
在一户典型的中产之家客厅里，几件象征着“家庭六件套”的电器正各司其职：
彩色电视机（尺寸不大，但色彩鲜艳）里正播放着联盟自制的肥皂剧。
双开门电冰箱发出低沉的运行声，里面塞满了各种食物和饮料。
滚筒洗衣机在阳台辛勤工作，甩干桶发出规律的轰鸣。
窗式空调努力地吐出冷气，对抗着加勒比的炎热。
立体声收音电唱一体机播放着轻快的卡利普索音乐。
厨房里，女主人正用崭新的电烤箱准备午餐。
男主人下班回来，将大众甲壳虫轿车停进车库，和邻居笑着打招呼。孩子们跑出来迎接。这是加勒比联盟无数中产家庭的缩影。依托着联盟独特的地理位置（贸易枢纽）、石松时代打下的工业基础（虽然核心技术在石家，但下游产业繁荣）以及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联盟的中产阶级迅速壮大，享受着战后经济繁荣带来的物质生活提升。
然而，在这片祥和景象的边缘，一片被圈起的私人海滨训练场上，气氛截然不同。
枪声如爆豆般响起，硝烟弥漫。一群身着迷彩作战服、全副武装的女子，正在各种复杂地形下进行着高强度的战术演练。她们动作迅猛精准，配合默契，眼神锐利如鹰。为首的教官，正是已成长为一名冷艳强悍女军官的十三妹（娜美的远房小姑）。她梳着利落的短发，脸上涂着油彩，手持短突击步枪，厉声下达着指令。
“移动靶！快速射击！注意掩护！”
“c组左翼包抄！火力压制！”
“狙击手！清除制高点！”
这是十三妹一手训练出来的精英部队——“玫瑰军团”。她们是加勒比联盟最锋利的暗刃，执行着最危险的情报、安保和特殊任务。十三妹的目光扫过训练场，看着这些在汗水和硝烟中淬炼出来的女战士，眼中闪过一丝满意。联盟表面的繁荣之下，暗流从未停止涌动。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六件套”生活，需要她们在阴影中随时准备亮出致命的尖刺。
(切片三：北京·离歌)
地点： 北京，某科学院家属楼
黄昏，秋风萧瑟，卷起地上的落叶，带着北方特有的干冷气息。一栋灰扑扑的筒子楼里，灯光昏暗。
59岁的杨姜（化名）正默默地收拾着一个不大的帆布包裹。她的动作很慢，很仔细，带着一种近乎仪式感的沉重。几件洗得发白的换洗衣物，一个掉了漆的搪瓷缸，一支用了多年的钢笔，几本卷了边的专业书籍…这就是她能带走的所有。书桌上，还散落着大量未能带走的文献资料和手稿，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公式和笔记。她拿起一本凝聚了她半生心血的专着，手指在封面上轻轻摩挲，眼中充满了不舍和无奈，最终也只能将它轻轻放回原处。
她的丈夫，60岁的老钱（同为着名学者），坐在一旁的小板凳上，低着头，手里无意识地卷着一根劣质纸烟。烟雾缭绕中，他布满皱纹的脸显得更加愁苦。花白的头发凌乱地翘着，背脊有些佝偻。他面前的烟灰缸里已经堆满了烟蒂。
“收拾好了？”老钱的声音沙哑干涩。
“嗯。”杨姜轻声应道，将包裹的带子系紧，“就这些了。”
“唉……” 老钱长长地叹了口气，想说什么，最终只是化作一声更沉重的叹息。他站起身，走到窗边，望着楼下院子里停着的那辆破旧的、用来接他们去火车站的解放牌卡车。车斗里已经堆了一些其他同事的行李，像一堆等待被运走的货物。
通知就放在桌上那张薄薄的纸上——“下放河南信阳‘某某’干校，参加劳动，接受思想教育”。冰冷的铅字，宣告了他们学术生涯的骤然中断，也宣告了他们即将远离熟悉的实验室、图书馆和讲台，走向陌生的田野和“改造”。
楼道里传来其他家庭压抑的啜泣声和沉重的关门声。这个知识分子聚居的院落，弥漫着一种无声的悲凉。知识和专业，在这个特殊的年代，似乎成了一种需要被“改造”的负担。
杨姜走到丈夫身边，轻轻握住他冰凉粗糙的手。两人都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窗外渐沉的暮色，看着这座承载了他们青春、理想和半辈子奋斗的城市。未知的干校生活、繁重的体力劳动、思想上的压力如同沉重的铅云，笼罩在他们心头。火车的汽笛声仿佛已经在远处响起，催促着他们踏上这段前途未卜的旅程。知识的微光，在这1970年北京的秋日黄昏里，显得格外微弱和飘摇。
三个世界，三种人生。帝汶的丰饶与乡愁，加勒比的中产崛起与暗影守护，北京的离歌与知识分子的寒冬。1970年的世界图景，在财富、力量、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徐徐展开。而沉睡在香港浅水湾的石松，他的意识是否在无尽的混沌中，感知到了这些与他生命轨迹或深或浅交织的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