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幕上，朱及第的讲述进入了“移宫案”最紧张激烈的部分。
“泰昌帝即位后，按照规矩，他原来的太子宫眷，包括他最宠爱的李选侍（西李）以及皇长子朱由校，都随着他一起迁入了象征皇权的乾清宫居住。这本是正常的搬迁，谁也没想到，短短一个月后，这里会成为风暴的中心。”
“泰昌帝突然驾崩，尸骨未寒，李选侍利用她身在乾清宫且长期抚养朱由校的便利，迅速采取了行动——她控制了乾清宫，将年仅十六岁的朱由校实际软禁在身边！” 天幕画面呈现出宫殿示意图，李选侍和朱由校被标注在乾清宫内，宫门似有宦官把守。
“不仅如此，她还与心腹太监李进忠——没错，就是后来那个大名鼎鼎、恶名昭彰的九千岁魏忠贤密谋，企图挟持皇长子朱由校，逼迫朝臣同意她当上皇太后，从而垂帘听政，把持朝政大权！”
“李选侍和魏忠贤的算盘打得响，但大明的文官集团，尤其是与郑贵妃、以及后来与魏忠贤阉党斗争最烈的东林党人，绝非易与之辈。他们敏锐地察觉到了危险，并迅速做出了反应。”
朱及第的声音变得急促起来，仿佛身临其境。
“就在泰昌帝驾崩的当日，得知消息的朝臣们，以兵科给事中杨涟、大学士刘一燝、吏部尚书周嘉谟、御史左光斗等人为首，如同听到了冲锋的号角，立刻放下手头一切事务，火速直奔乾清宫！”
天幕上出现了官员们身着素服，面色凝重，步履匆匆赶往皇宫的场景。
“他们的目的很明确：第一，按照礼制，哭临（哀悼）刚刚去世的泰昌帝；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立刻见到皇长子朱由校，拥立他即刻即位，稳定国本，绝不给任何人可乘之机！”
“然而，当杨涟、刘一燝等一众大臣赶到乾清宫门前时，却被李选侍安排的太监们拦住了去路！” 画面展现出宫门紧闭，宦官与大臣对峙的紧张气氛。
“李选侍岂会轻易让这些大臣见到朱由校？她深知，一旦朱由校落入朝臣之手，她的太后梦和权欲图谋就将彻底破灭。于是，她以各种借口拖延、阻拦，就是不让大臣们入内觐见皇长子。”
“局面一时间僵持不下。一边是手握大义名分、心急如焚的朝臣，一边是占据地理优势、意图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后宫宠妃及其宦官同盟。泰昌帝的灵柩尚在宫中，帝国的最高权力却已在宫门前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面对李选侍的阻挠，杨涟等大臣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强硬和决断力。” 朱及第的语气充满了对这群文臣的钦佩，“他们据理力争，慷慨陈词，毫不退让。杨涟更是怒斥把守宫门的宦官：‘尔等何人，敢阻遏新天子？！皇帝召我等至此，今晏驾，嗣主幼小，汝等阻门不容入临，意欲何为？’”
“在群臣强大的政治压力和道义声势下，把守宫门的宦官们气为之夺，内心动摇。李选侍毕竟名不正言不顺，底气不足。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执和拉扯，她最终不得不做出让步，勉强同意让朱由校出来与大臣们见面。”citation:4
“宫门缓缓开启，大明王朝的命运，在这一刻，似乎看到了一丝微光。然而，所有人都知道，这仅仅是风暴的开始。如何将新天子彻底从李选侍的控制下‘夺’出来，顺利登基，并让李选侍乖乖‘移宫’，才是接下来更加艰巨的挑战。”
天幕下的洪武君臣，仿佛也感受到了那份宫门前的紧张与压抑，屏息凝神，等待着接下来更加惊心动魄的发展。
当天幕上朱及第讲述到杨涟等大臣冲破阻挠，终于得以面见朱由校时，评论区并未一边倒地赞扬大臣的忠勇，反而出现了不少从朱由校个人情感角度出发的分析，与主流史观形成了有趣的碰撞。
【“说实话，我觉得史书把朱由校写得完全像个被动人质有点问题。他从小就在西李和李进忠（魏忠贤）身边长大，西李对他而言，某种程度上就是‘母亲’的角色，李进忠则是朝夕相处的亲近内侍。他对他们的信任和依赖，很可能远远超过对那些突然闯进来、一脸严肃的陌生大臣。”】
【“同意！一个十六岁的少年，骤然丧父，内心肯定充满恐惧和不安。这时候，他更可能本能地抓住身边最熟悉的人，而不是去相信那些口称‘国本’、‘大义’，却可能将他作为政治筹码的朝臣。”】
【“这简直就是现实版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或者说是长期情感依赖的结果。西李和李进忠根本不需要严格意义上的‘软禁’，他们只需要利用朱由校对他们的信任和情感羁绊，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控制他。”】
【“所以，‘挟持’这个词，可能不仅仅是物理上的控制，更是一种精神和情感上的绑架。西李他们给朱由校营造了一个‘只有我们才是真正为你着想’的信息茧房。”】
朱及第看到了这些评论，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各位老铁提出的这个角度非常犀利，也很有道理。我们确实不能简单地将年轻的朱由校视为一个完全被动、任人摆布的傀儡。情感因素在这场政治博弈中，绝对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他进一步分析道：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场景：父亲突然去世，自己一下子被推到风口浪尖，周围是陌生的、情绪激动的大臣，他们口中说着自己可能不完全理解的‘江山社稷’、‘祖宗法度’。而另一边，是从小照顾自己起居、陪伴自己成长的‘李娘娘’和熟悉的‘李伴伴’（指魏忠贤）。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未成年人的心理天平会倾向哪一边，几乎是毋庸置疑的。”
“西李和魏忠贤，很可能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朱及第强调，“他们不需要用铁链锁住朱由校，他们只需要不断强化‘外面的大臣想夺你的权’、‘只有我们才是你最亲的人’这类观念，就能在朱由校周围筑起一道无形的信任高墙，让杨涟等大臣难以真正触及和说服这位新皇帝。从这个意义上说，朱由校确实可能并非完全被迫，他某种程度上是‘自愿’地留在西李的羽翼之下，因为这能给他带来乱局中的安全感。”
天幕下的洪武君臣，听着这番基于人性情感的剖析，也陷入了新的思考。
朱元璋固然重视纲常礼法，但他也是从底层摸爬滚打上来的，深知人心的复杂。他意识到，后世这场“移宫”风波，不仅仅是制度漏洞的问题，更是一场深入人性幽微处的较量。权力的争夺，不仅仅发生在朝堂和宫门，更发生在那个十六岁少年的内心世界里。
“攻心为上……”朱元璋低声自语。他发现，后世这些文臣面临的困境，比单纯的武力胁迫要棘手得多。如何打破那种基于长期养育和依赖所形成的信任壁垒，将新帝的“心”从宠妃和宦官那里“夺”回来，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和沟通技巧。
马皇后也深感忧虑，她轻声道：“若真如后世之人所言，那孩子是真心依赖那李选侍，强行将他们分离，对他而言何其残忍？但若放任不管，国政又必将败坏。真是两难之境。”
朱棣则想得更实际：“看来，培养嗣君，不仅要教其文韬武略，更需使其明辨忠奸，不易被私人情感蒙蔽。这抚养之人，至关重要！”
朱及第最后总结道：“网友们的评论提醒我们，历史是立体的，人物是复杂的。‘移宫案’中，朱由校的个人情感与其皇帝身份的责任发生了剧烈冲突。杨涟等大臣要想成功，仅仅依靠礼法和权势是不够的，他们必须找到一种方式，能够穿透西李和魏忠贤设置的情感屏障，让朱由校真正理解和接受自己作为皇帝的责任，自愿地走出乾清宫，走向代表国法的朝堂。这无疑增加了‘移宫’的难度和戏剧性。”
“那么，杨涟他们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他们用了什么方法，最终打破了这道无形的墙？这其中又发生了哪些惊心动魄的细节？”朱及第再次抛出了悬念，“我们下期再聊！”
天幕下的众人，带着对人性与权力交织的更深理解，对“移宫案”的后续发展产生了更为浓厚的兴趣。他们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场政治斗争，更是一场关于如何引导一个迷茫少年君主走上正轨的艰难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