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霓裳羽衣曲
第三十九章 建中初政
第一节：新君锐气
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唐德宗李适在肃杀与希望交织的气氛中登基。这位新皇帝与他的父亲代宗截然不同，代宗历经患难，性格中多了几分隐忍与妥协，而德宗正值壮年，亲历了帝国由盛转衰的全过程，对藩镇跋扈、宦官干政、财政困窘有着切肤之痛，其内心深处燃烧着强烈的中兴欲望，性格刚毅果决，甚至有些急切。
登基伊始，德宗便雷厉风行地推行了一系列新政，试图一扫代宗朝后期的暮气。他首先在人事上动刀，罢免了以文采着称但政见保守、处事圆滑的宰相常衮，因其在代宗丧仪细节上对德宗有所轻慢。取而代之的，是提拔以吏干闻名、性格刚直的河南少尹崔佑甫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这一信号明确宣告：新朝需要的是能臣干吏，而非文学弄臣。
紧接着，德宗接连颁布敕令，展现新气象：
其一，下令罢止诸州府、诸使乃至新罗、渤海等国的岁贡鹰鹞、犬豹等玩物，将宫中五坊豢养的鹰犬尽数放生。
其二，裁撤宫中梨园使及乐工三百余人，将所属音乐、杂戏等道具放出宫廷，任由百姓取用。
其三，放出宫女百余人，命其归家婚配。
其四，禁止王公百官及天下长官进献珍玩异器。
其五，以身作则，厉行节俭，减省宫中用度。
这些措施，如同清风拂过久闭的殿堂，令朝野士民精神为之一振。天下人仿佛看到了一位效仿太宗、玄宗的英主，对“建中”这个年号充满了期待。
第二节：理财安民
德宗深知，任何政治军事上的作为，都离不开坚实的财政基础。大历年间，虽有名臣刘晏改革漕运、盐法，支撑了朝廷运转，但地方割据、战事频仍，国库依然空虚，百姓负担沉重。要重振中央权威，必须改革财政，富国强兵。
他继续重用和倚赖刘晏，使其全面负责东南漕运、盐铁专卖、常平仓等经济命脉。同时，他注意到了另一位才华横溢却因元载案被贬的财政专家——杨炎。
杨炎，凤翔天兴人，仪表堂堂，文笔雄赡，更精于理财。他曾是元载心腹，元载败后遭贬斥。德宗爱其才，且欲平衡朝中势力，不顾崔佑甫的反对，毅然将杨炎从道州司马任上召回，授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与崔佑甫并相。
杨炎拜相后，果然不负德宗所望，提出了其思虑已久的重大改革方案——两税法。他上疏痛陈租庸调制的弊病：“开元中，玄宗修道德，以宽仁为本，不为版籍之书。人户浸溢，堤防不禁。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而户部岁以空文上之。” 指出均田制破坏后，旧税制已是名存实亡，只会加重贫苦百姓的负担。
他主张：
“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度所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
这便是着名的“两税法”。其核心在于，放弃以人丁为本的征税方式，改为以资产（土地、财产）多寡为征税标准，每年分夏、秋两次征收，简化税制，扩大税基（将客户纳入征税范围），增加中央财政收入。
德宗力排众议，批准了杨炎的方案。建中元年（780年）正月，两税法正式颁行天下。此法的推行，在一定时期内确实起到了“天下便之”的效果，朝廷财政收入显着增加，为德宗后续的施政提供了物质保障。然而，其“量出制入”的原则，也为日后税额的不断加重埋下了伏笔，而地方官吏在评定资产等第时，也难免产生新的不公与腐败。
第三节：抑制藩镇初尝试
有了相对充裕的财力支撑，德宗开始将目光投向那些桀骜不驯的藩镇。他深知，不收回藩镇之权，中兴只是空谈。但他也吸取了父亲代宗征讨田承嗣失败的教训，并未贸然对最强的河朔三镇动手，而是选择了两个相对薄弱、且近期有可趁之机的目标。
第一个目标是汴宋镇周边的不稳定因素。德宗利用汴宋节度使刘玄佐（即李勉部将，平定李灵曜后镇守汴宋）对朝廷的恭顺，以及淄青李正己的年老多病（李正己于建中二年卒），加强了对漕运沿线的控制，并试图削弱淄青镇的势力。
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目标，是位于帝国腹心的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梁崇义镇守襄阳（今湖北襄阳）十余年，虽表面上尊奉朝廷，但“地险兵强，根蒂深固”，法令、官爵、甲兵、租赋皆专于己，与河北诸镇无异。德宗视其为心腹之患，必欲除之而后快。
建中二年（781年），机会来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病死，其子李惟岳秘不发丧，仿照河朔故事，上表请求继承父位。与此同时，淄青李正己也病死，其子李纳同样上表求袭位。
这正是一个试探诸镇、打破“父死子继”潜规则的绝佳时机！德宗在朝会上态度坚决，厉声道：“贼本无资，假我土地，凭我爵禄，聚其凶党。今者藩臣合谋，共为表里，意欲何为？朕嗣守洪业，君临万方，惟法是执，惟贤是任。岂有山河之险，可资凶徒；爵禄之荣，可私不肖！”
他断然拒绝了李惟岳、李纳的请求。
这一决定，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瞬间激起了千层浪。朝廷与河北、山东强藩之间，维持了十余年的脆弱平衡，被彻底打破。战争的阴云，再次笼罩在帝国上空。
第四节：党争初现
然而，就在德宗摩拳擦掌，准备对藩镇采取强硬措施之际，朝堂内部的裂痕却开始显现。宰相崔佑甫与杨炎，因政见、性格乃至权力之争，关系迅速恶化。
崔佑甫为人刚直，选拔官员多取寒门才俊，且对德宗过于急切的做法时有劝谏。而杨炎则恃才傲物，心胸狭隘，且对曾因元载案牵连被贬一事耿耿于怀，尤其怨恨当时负责审讯的吏部尚书刘晏。
杨炎利用德宗对刘晏曾与宦官刘清潭关系密切（曾参与议立太子，有拥立韩王李迥的嫌疑）的猜忌，不断进谗言，称刘晏“动摇社稷”。德宗虽未全信，但心中已存芥蒂。
建中元年（780年）正月，就在推行两税法的同时，德宗采纳杨炎建议，罢免了刘晏所担任的转运、租庸、青苗、盐铁等使职，贬为忠州刺史。杨炎仍不罢休，必欲置之死地。他任命与刘晏有私怨的庾准为荆南节度使，监视刘晏。不久，庾准便诬告刘晏在忠州“怨望，欲归朝，且漏禁中语”。杨炎借此作证。
德宗盛怒之下，未经详查，便秘密派遣宦官至忠州，赐刘晏自尽。天下闻之，皆以为冤。刘晏之死，不仅是帝国失去了一位卓越的理财家，更标志着德宗朝党争的开启和皇帝本人猜忌性格的显露。杨炎虽一时得逞，但其专权跋扈、构陷同僚的行径，也引起了德宗的警惕和其他朝臣的不满。
建中初政，在表面的锐意进取之下，已是暗流涌动。德宗的雄心、财政的改革、对藩镇的强硬，与朝堂的党争、皇帝的猜忌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复杂而危险的图景。帝国这艘巨轮，在一位意图拨正航向的船长指挥下，正加速驶向一片充满未知与风暴的水域。
（第三十九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