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基层调研获取的一手鲜活资料和沉甸甸的思考，江辰回到省发改委后，立即投入到对发现问题的系统梳理和解决方案的研究制定之中。他深知，调研的目的在于解决问题，如果不能将调研成果转化为切实可行的行动，那么调研就成了走过场。他召集相关处室负责人和业务骨干，连续召开多次专题会议，对调研中反映出的各类问题进行分门别类的梳理、归纳和深度剖析。
梳理工作首先从问题分类开始。江辰要求，不能简单地罗列现象，而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找到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经过充分讨论，大家将基层反映的问题大致归纳为几个类型：
一是政策设计与基层实际脱节问题。部分省级层面制定的政策，标准过于统一，未能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导致“水土不服”。例如，某些产业准入标准对发达地区合适，但对生态保护区或欠发达地区则显得门槛过高；一些扶持政策的申请条件过于苛刻，将大量有实际需求但规模较小的市场主体排除在外。
二是资源投放与使用效率问题。财政资金、项目指标、建设用地等稀缺资源，在分配上有时存在“撒胡椒面”或过于集中的现象，未能发挥最大效益。部分专项资金拨付链条长、环节多，到位不及时，影响项目实施进度。基层在资源使用上缺乏足够的自主权，同时也要面对繁复的审批程序和审计压力。
三是基层执行能力与负担问题。乡镇（街道）一级普遍存在权责不匹配、人手紧张、专业能力不足的困境。“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各类考核、检查、报表任务繁重，消耗了基层干部大量精力，使其难以集中力量抓落实、搞服务。部分干部对新政策理解不透、把握不准，执行中存在偏差或选择性落实。
四是不同主体获得感差异问题。框架的实施，给一些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和优势区域带来了显着效益，但大量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普通农户以及困难群体的获得感相对不强。在推动共同富裕方面，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调节的协调配套有待加强，部分群众在发展中仍有被边缘化的风险。
五是新发展阶段的新风险新挑战。例如，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发展带来的监管挑战和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中，传统产业就业压力与新兴产业人才短缺并存；对外开放面临更复杂的国际环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风险凸显。
在清晰梳理问题的基础上，江辰推动各业务处室结合自身职能，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和建议。他强调，解决方案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既要符合战略框架的总体方向，又要直击基层痛点难点；既要勇于改革创新，也要注重稳妥可行。
经过一段时间的密集研究和反复修改，一份关于“深化战略框架落实，着力破解基层难题”的行动方案初稿逐渐成形。方案包含了一系列具体措施：
在增强政策精准性方面，提出探索“一县一策”、“一业一策”的差异化支持政策；建立政策效果动态评估和调整机制，对不适应实际的政策及时修订或废止；推行“基层点菜、上级配餐”的政策需求征集模式。
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建议进一步向基层倾斜财力，扩大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赋予基层更大的资金使用自主权；整合归并用途相近的专项资金，简化拨付流程；建立项目库动态调整机制，优先保障民生急需和短板项目。
在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方面，推动编制资源向基层倾斜，充实基层工作力量；加大基层干部培训力度，提升其专业素养和依法行政能力；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切实为基层减负松绑；完善容错纠错机制，激励干部担当作为。
在促进公平共享方面，完善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帮扶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和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稳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关爱服务。
在防范化解风险方面，健全经济风险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探索适应新业态发展的监管模式；强化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守住生态环境和安全生产底线。
这份行动方案，凝聚了江辰和同事们对前期工作的深刻反思与对未来路径的深入探索。方案形成后，并未急于下发，而是再次征求了部分市县和基层单位的意见，并根据反馈进行了完善。江辰知道，方案的真正价值在于执行，而执行的关键在于凝聚共识、形成合力。他将方案提交给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审阅，并建议在适当时候召开一次全省性的工作会议进行部署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