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平二十四年五月初七，闽省的暴雨连下了三日，安崇新区的工地上积起半尺深的水，塔吊的铁臂在雨幕中若隐若现，像一柄悬在云端的铁尺，要丈量这世间的公道与罪恶。我站在全国议事会事务院的回廊下，手里攥着三份加急卷宗，纸页被雨水打湿了边角，油墨晕染开来，把“刚李”“刚隅”“张杰”这三个名字泡得模糊又刺眼——这是监察系统内部长出来的毒瘤，比西乡村的蛀虫更让人胆寒。
朱静雯披着蓑衣从外面进来，蓑衣上的雨水顺着草绳滴落，在青砖地上积成小小的水洼。她把一个用油布裹紧的卷宗递过来，声音带着奔波的沙哑：“姑母，人民监督协会的乡老们在花省访到了新线索，赵立马案的受害群众画了幅‘血泪图’，您得看看。”
我解开油布，一幅用粗麻纸画的图露了出来。画上是十二间歪歪扭扭的土房，其中四间用红墨水打了叉，旁边画着个戴官帽的人伸手要钱，地上跪着几个衣衫褴褛的百姓，眼泪用蓝墨水画成小溪，流进“危房改造款”的账本里。画的角落题着行字：“官吏手伸三尺，百姓泪落三春”，笔迹颤抖，像握着笔的人在哭。
“这是花府阳县石洼村的王老汉画的。”朱静雯指着画中一间打叉的土房，“他家儿子在洪水里没了，房子塌了，赵立马收了他两千元‘协调费’，却没给批危房改造款。现在王老汉住在猪圈旁的草棚里，腿在抗洪时摔断了，没钱治，只能拖着走。”
我的指腹抚过画上的蓝墨水泪痕，像触到了王老汉冰凉的眼泪。卷宗里的笔录写着：“赵主任说‘这钱是辛苦费，不交就别想领补贴’，我卖了家里最后一头羊凑的钱，现在羊没了，房子也没了……”后面的字迹被泪水泡得模糊，只剩下几个歪歪扭扭的“冤”字。
“刚李的案子更棘手。”朱静雯翻开另一本卷宗，里面夹着张“醉仙居”的消费清单，“这是人民监督协会的会员在会所后门捡到的，上面记着‘四月十二日，燕窝三盏、鱼翅五斤、茅台二十瓶’，签字是刚李，付款方是私营企业主王某。那天本该是他带队督查泉州港项目资金的日子。”
我盯着清单上的“茅台二十瓶”，想起西乡村的张奶奶——她的风湿药膏一瓶十五元，二十瓶茅台够她买八百瓶药膏，够她熬过二十个冬天。卷宗里附的照片显示，“醉仙居”的包厢里挂着块牌匾，写着“政商同心”，而王某的公司恰好中标了泉州港的码头扩建工程，项目资金高达三千万元。
“最可怕的是监察系统的内鬼。”朱静雯的声音沉了下去，“全国议事大会监察局驻全国议事大会事务院都察院巡按监察处的刚隅，把西乡村案的三份关键证词换了。”她拿出两份证词复印件对比，原件上写着“白禄应卖地前曾向刚隅汇报”，篡改后的版本变成了“白禄应未向任何上级请示”，篡改处的墨迹比其他地方新鲜，显然是近期所为。
我捏着这两张纸，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刚隅是监察系统的“老人”，去年还在大会上作过“廉洁自律”报告，说“监察官要像手术刀一样干净”。可现在，这把“手术刀”却成了包庇腐败的凶器。卷宗里的银行流水显示，刚隅的账户在白禄应卖地后的第三天，收到了一笔十万元的汇款，汇款人是“王小红”——王某的妹妹，也是张杰的情妇。
“张杰的账册找到了。”朱静雯打开一个木盒，里面是几本用棉线装订的账册，纸页泛黄，边角磨损，“这是花省都察院派驻省经制院巡按监察处的老档案员偷偷交出来的，说藏在档案室的墙缝里十年了。”
我翻开账册，均平十年三月十六日的记录写着：“收王某现金五十万，办‘批评教育’结案。”后面附着王某行贿案的卷宗编号。而按照《大明监察条例》，行贿十万元以上必须移送司法，王某当年行贿的金额是一百二十万元，却被张杰以“初犯、认错态度好”为由轻轻放下。账册里还夹着张房产赠与协议，王某将花省省会的一套四合院赠给张杰，落款日期正是结案后的第七天。
“从中央到基层，这张腐败网织得密不透风。”我把四份卷宗并排铺开，刚李在顶端，刚隅和张杰在中间，赵立马在底端，像一棵倒长的毒树，根在基层，枝丫却伸进了朝堂，“刚李违规提拔刚隅，刚隅包庇张杰，张杰放纵王某，王某又给赵立马输送利益——他们把监察权变成了摇钱树。”
朱静雯在桌上画了个流程图，用红笔把“人民监督协会”圈在最外围：“乡老们说，这案子得靠百姓的眼睛。花省的会员已经组织了两百多个村民，正在核对泉州港的工程用料，闽省的会员在‘醉仙居’周围蹲守，记录来往官员的名单。”她指着一张手绘的地图，上面用不同颜色标注着“王某公司”“张杰别墅”“赵立马老家”，每个地点旁都写着村民的名字，“这些都是自愿参与调查的百姓，说‘哪怕磨破十双鞋，也要把贪官揪出来’。”
我望着地图上密密麻麻的名字，突然想起马克思的话：“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西乡村，是张寡妇捅出了卖地黑幕；在花省，是老档案员交出了账册；在京北，是人民监督协会的会员蹲守会所——他们才是反腐最锋利的刀。
“通知议事会监察局内稽廉纪司和事务院都察院稽查司，明天一早行动。”我合上卷宗，雨水敲打着回廊的栏杆，像在为即将到来的风暴擂鼓，“刚李在‘醉仙居’有个‘项目座谈会’，正好一网打尽。”
朱静雯眼里闪过亮光，她从怀里掏出个布包，里面是枚铜印，印文是“人民监督之印”：“乡老们说，让您带着这枚印去，告诉贪官们，百姓的眼睛盯着呢。”
五月初八清晨，雨还没停。我和朱静雯带着议事会监察局的二十名执法人员、都察院的十五名稽查员，还有十名人民监督协会的乡老代表，分乘五辆马车前往“醉仙居”。马车里，乡老周伯把一份名单塞给我，上面是会员们熬夜整理的“会所常客录”，刚李的名字后面画着七个圈，代表他本月来了七次。
“周伯，您怎么认出刚李的？”我问。周伯是个种茶的老农，手上布满老茧，指甲缝里还沾着茶渍。他咧嘴笑了：“去年议事长您来茶园考察，刚李跟着来的，他喝我家明前茶时皱眉，说‘太苦’，那神态我忘不了——百姓的茶再苦，也苦不过他心里的贪。”
马车停在“醉仙居”后门，这里挂着块“非公莫入”的木牌。监察局执法人员小李上前敲门，开门的是个穿着绸缎褂子的管家，看到我们身上的制服，脸瞬间白了：“你们……你们找谁？”
“找刚李。”朱静雯亮出监察令，“我们接到举报，这里有人违规接受宴请。”管家想关门，周伯上前一步，用拐杖挡住门：“我们会员都看着呢，刚李在二楼‘牡丹厅’，和王某正喝酒呢！”
我们冲上二楼，“牡丹厅”的门虚掩着，里面传来猜拳声。我推开门，只见刚李穿着锦袍，坐在主位上，王某正给他倒酒，桌上摆着海参、鲍鱼，还有那瓶标注着“三十年陈酿”的茅台。墙上的屏风画着“渔樵耕读”，可这屋里的人，连半点百姓的苦都不懂。
“刚组长，好兴致。”我把监察令拍在桌上，酒桌上的人都僵住了。刚李放下酒杯，强装镇定：“议事长？您怎么来了？我们在谈泉州港的项目……”
“谈项目需要喝三十年的茅台？”朱静雯翻开消费清单，“这顿饭五千八百明币，够石洼村的百姓买半年口粮。”她指着王某，“王老板，你给刚组长的码头项目行贿了多少？”
王某脸色煞白，刚李却拍了桌子：“你们有证据吗？无凭无据敢搜查朝廷命官？”他说着就要掀桌子，稽查员老张一把按住他：“刚李，我们在你办公室搜出了这个。”老张拿出那本黑色笔记本，“里面记录着你收王某两千一百六十万，帮他拿了六个项目，要不要念念？”
刚李的脸瞬间没了血色，瘫坐在椅子上。周伯上前一步，举起那枚“人民监督之印”：“刚李，你忘了上任时说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现在百姓的地被占了，钱被贪了，你睡得安稳吗？”
在“牡丹厅”的暗格里，我们搜出了更惊人的证据：十二份干部任免推荐信，刚李在上面批注着“可提”“需打点”“不行”，其中就有刚隅的名字，旁边写着“五万”。“你违规提拔刚隅，就是为了让他给你当保护伞。”我把推荐信摔在刚李面前，“他篡改西乡村的证词，是不是你指使的？”
刚李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这时，小李跑进来：“议事长，都察院那边传来消息，刚隅在办公室销毁证据时被抓了，他交代了和张杰的关系！”
我们马不停蹄赶往花省。张杰的别墅藏在半山腰，院墙高得像城墙，可人民监督协会的会员早就翻墙进去过，画了张内部地图，标注着“地下室暗格”的位置。监察局执法人员撬开暗格，里面的景象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码得整整齐齐的金条，一沓沓的银票，还有三本账册，详细记录着他二十年里“降格处理”的案件，光王某的案子就有七起，受贿总额一千五百六十万明币。
“张杰，你看看这个。”朱静雯把王某行贿案受害者的控诉信放在他面前，信上写着“王某抢了我的矿，行贿后却没事，我儿子讨说法被打断腿，现在还躺在床上”。张杰捂着脸，肩膀颤抖：“我……我当时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少一事？”周伯气得拐杖都在抖，“你少一事，百姓就多一事！这一千五百六十万，是多少家庭的血泪钱？”
最后一站是花府阳县。赵立马的家在县城最繁华的街上，青砖瓦房，门口挂着“清廉之家”的匾额，和周围百姓的土房格格不入。我们进去时，他正在给老婆装箱子，里面是绸缎衣服和金银首饰。“赵主任，忙着搬家呢？”朱静雯把那幅“血泪图”放在他面前，“王老汉的草棚漏雨了，你这‘清廉之家’装得下他的眼泪吗？”
赵立马看到画，腿一软跪了下来：“我错了……我把那八万六还给百姓……”“晚了。”我指着他的箱子，“这些东西，还有你虚报的十五万差旅费，都要追缴返还给百姓。你违规批的低保，要一个个纠正过来，让真正困难的人拿到补贴。”
执法人员搜查时，在赵立马的床板下找到个铁盒，里面是十二张收条，每张都写着“今收到协调费xx元”，落款是石洼村村民的名字。周伯拿起收条，眼泪掉了下来：“这些字，都是百姓被逼着签的啊……”
三天后，我们在花省县衙开了“反腐公审大会”。操场上挤满了百姓，黑压压的一片。我站在台上，把刚李、刚隅、张杰、赵立马的罪证一一公示：刚李的金条堆成了小山，张杰的账册念了两个时辰，赵立马的收条被受害者认出来时，哭声此起彼伏。
“乡亲们，”我举起那枚“人民监督之印”，声音传遍操场，“这些贪官，不管职位多高，不管藏得多深，只要损害百姓利益，我们就一定揪出来！”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百姓们举着“还我公道”的牌子，泪水和笑容混在一起。
公审结束后，周伯拉着我去看王老汉。老人的草棚已经拆了，正在盖新房，房梁上挂着块红布，上面写着“民心似秤”。王老汉拄着拐杖，颤巍巍地给我递茶：“议事长，这是新采的茶，不苦，甜着呢——因为心里亮堂了。”
我喝着茶，望着远处正在补种茶苗的西乡村，望着泉州港重新开工的码头，望着百姓们脸上的笑容，突然明白：马克思主义说“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这话千真万确。腐败像田埂上的杂草，只要百姓这双手勤除草，只要监察这把刀常磨利，这大明的土地，就永远长得出公平正义的庄稼。
回到京北时，雨停了，阳光透过云层照在议事院的琉璃瓦上，金灿灿的。朱静雯把新修订的《监察法》放在我桌上，里面加了条“人民监督条款”：“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举报腐败行为，监察机关必须在三日内回应。”
我翻开《资本论》，在扉页上写下：“反腐的刀刃，永远握在人民手里。”窗外，人民监督协会的代表们正在挂横幅，上面写着“阳光之下，腐败无藏”，风一吹，横幅猎猎作响，像在为这个崭新的时代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