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城头的硝烟尚未散尽，帝国赤龙旗虽已飘扬，但征服一座城市远不止于军事上的占领。柏凌云深知，真正的胜利在于能否迅速抚平战争创伤，稳定秩序，并将这片土地及其人民真正纳入帝国的统治体系，使之成为北伐坚实的后方，而非一个不断流血的伤口。
帝国大军入城后，并未出现想象中的混乱与劫掠。在柏凌岳的严令和宪兵队的铁腕巡查下，军队纪律森严。主要街道上，一队队臂缠白巾的帝国士兵在巡逻，驱散零星趁火打劫的地痞流氓，并张贴早已准备好的安民告示。告示以帝国皇帝柏凌云的名义颁布，核心只有八个字：“只诛首恶，不扰良民”。
巡抚衙门迅速被改组为“帝国湖南临时巡抚司”，文履谦亲自坐镇，从随军文职和投诚旧吏中挑选干员，组建起临时行政班子。一道道政令从衙门发出：
一、宣布全城戒严，实行宵禁。对趁乱打砸抢烧、奸淫掳掠者，不论兵匪，一经发现，格杀勿论。数颗血淋淋的人头被悬挂在闹市口，迅速遏制了城内的混乱苗头。
二、开仓放粮，赈济贫弱。打开清廷的官仓和抄没的贪官污吏家产，一方面将大量粮食充作军需，另一方面则设立粥棚，每日向城中贫苦百姓施粥，缓解战后的粮荒，此举立刻赢得了底层民众的极大好感。
三、整编降军，消化战力。对于投降的近万名清军，帝国并未屠杀或驱散。柏凌云下令进行甄别：身体强健、无恶行的绿营和新军士兵，打散编入帝国军的辅助部队（运输、筑城），给予基本饷银，观察使用；老弱病残及兵痞，发放少量路费，遣散回乡；军官则集中审查，有才且愿归顺者，降级留用，顽固不化或劣迹斑斑者，下狱待审。
四、新政宣导，争取士心。柏凌川带领的宣传队伍活跃起来。他们在街头巷尾宣讲帝国新政——“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废除苛捐杂税”、“兴办新学”、“唯才是举”。这些政策对于长期受清廷盘剥的湖南百姓和中小地主而言，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许多原本闭门不出的士绅，开始试探性地与临时巡抚司接触。
五、公审罪魁，顺应民意。被俘的满族将军裕禄和巡抚骆秉章，被押解至长沙城隍庙前的广场上进行公审。历数其守城期间强征民夫、搜刮民脂、乃至以往贪腐害民的罪状（由何三的锦衣卫迅速罗列证据）。群情激愤之下，柏凌云“顺应民意”，下令将二人公开处决。此举既铲除了潜在隐患，又极大地宣泄了民怨，彰显了新朝“除暴安良”的形象。
这一系列组合拳打出，效果立竿见影。长沙城的恐慌情绪迅速平息，市面逐渐恢复，商铺在帝国士兵的保护下重新开张。百姓们发现，这支“柏家军”似乎与以往任何一支军队都不同，他们纪律严明，说话算话，甚至还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帝国的善政与清廷的腐朽形成了鲜明对比。消息如同长了翅膀，迅速向长沙周边乃至整个湖南蔓延。
原本还在观望、甚至准备集结团练“勤王”的各州县官员和士绅，心态发生了急剧变化。抵抗？衡州、长沙的陷落早已证明了帝国军的雷霆手段。殉节？骆秉章、裕禄的下场就在眼前。而归顺，似乎不仅能保全身家性命，甚至还能在新朝谋个前程，辖下百姓也能享受到新政的好处。
于是，一场堪称“土崩瓦解”的归顺潮开始了。
湘潭、株洲、岳阳、常德…各州县纷纷派遣使者，带着户籍册、粮册、印信，前往长沙表示归顺。许多地方甚至帝国军还未到达，当地百姓便在有心人的组织下，驱逐了清廷委任的官员，自发树起了帝国的赤龙旗，打开城门迎接王师。
何三的锦衣卫和柏凌锐的追击部队，在进军过程中几乎未遇像样的抵抗，更多的是箪食壶浆的迎接队伍和跪地请降的官吏。短短半月之内，大半个湖南已传檄而定，尽数归于帝国版图。
临时巡抚司内，文履谦看着各地雪片般飞来的归顺文书，感慨地对柏凌云道：“陛下，民心如此，实乃天意。清廷失德已久，陛下新政如久旱甘霖，百姓岂能不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湖南，已然是我帝国稳固之基了。”
柏凌云站在窗前，望着长沙城内渐起的炊烟和恢复的行人，脸上并无太多得意之色。“履谦，民心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今日之顺，源于昨日之虐与我今日之惠。若要其长顺，则需我始终如一，行仁政，护民生。湖南虽定，然新政推行，官吏选派，土地清丈，无一不是难关。切不可因军事顺利而懈怠内政。”
“陛下教诲的是。”文履谦肃然道，“臣已着手遴选人员，准备赴各州县推行新政，并奏请新京，速派更多受过培训的官吏前来。”
“嗯。”柏凌云点点头，“另外，给凌岳、凌锐传令，部队休整补充完毕後，不必等待后续指令，即可按原计划，继续向鄂北方向挺进，兵锋直指武昌！给江北的清廷，再添一把火！”
怀柔与武力并施，帝国在湖南的成功，不仅仅是一次军事征服，更是一次深刻的政治示范。它向整个南方乃至全国宣告：一个新秩序已然来临，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北伐的洪流，因人心的归附，而变得更加势不可挡。
（第四章 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