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留在原地，任由那句话的余波在穹顶之下自行扩散、衰减。
“这并非是一个仓促的、在就职演说上哗众取宠的口号，”
待浮现的骚动与窃语重新回到水面之下，我的声音平稳地承接而上，
“它是一套旨在以通行的、可被公认的标准，来重新审视社会中各类事物价值的工具。
其核心，是将一切行为、观念、政策，乃至文化现象，置于一个统一的价值坐标系内。
以近似于现代商业的逻辑，对其进行量化评估——它对于我们共同的福祉，究竟是增益，还是亏损。”
“我无意在此清算旧账。
过去那些导致我们社会分裂、催生失业潮、加剧公共健康危机，并最终让那些践行着友利坚立国精神的沉默大众，不得不为少数人的‘自由’与‘探索’支付沉重代价的错误，
它们大多源于一个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环境。
过度地批判，无异于用今日的手术刀，去解剖一具早已入土的尸骸，除了满足某些病态的好奇心外，并无助益。”
“但是，从此刻开始，为了合众国的复兴与存续，我们必须正视现实。
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公民，必须清晰地认识到，
他们每一个选择的真正价值，以及那些被巧妙地隐藏在‘个人自由’旗帜之下的、被外部化的、由整个集体承担的代价。”
我略微停顿，让这段论述有足够的时间，渗入在场每一位精英的大脑皮层。
“让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每年，为了应对由滥用药物和相关心理问题所引发的公共安全、医疗救助与生产力损失，我们所支出的财政预算与社会成本，是一个天文数字。
这笔财富，如果被节省下来，可以为多少社区配备全新的教学设施？
可以为多少退伍军人提供完善的终身保障？
可以为我们的科研机构注入多少资金，以确保我们在未来竞争中的领先地位？
这些，都是《独立宣言》所许诺的、对‘幸福’的追求，是宪法序言中所明确的、对‘公共福利’的促进。
我们不能再允许一部分人的沉沦，以牺牲另一部分人本应享有的幸福为代价。”
“我们的国民，其骨子里从来都流淌着勤勉、坚韧与开拓的血液。
他们是那些在西部旷野上建立家园的先驱者的后代，是那些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扞卫了自由的战士的传人。
只是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他们的双眼被那些追逐流量的无良媒体所蒙蔽，他们的情感被那些贩卖分裂的别有心计的政客所利用。
尤其是我们的年轻人，他们心智尚未成熟，如同一块块等待塑形的黏土，
却被灌输了太多虚无的、解构一切的所谓‘思想’。
我们必须行动起来，
让他们得以看清事物的真实价值，塑造足以支撑其一生的稳固观念，唤醒他们内心深处那种渴望创造、渴望归属、渴望荣誉的本能。”
“因此，我们必须变革。
而这场变革，远比我个人的政治前途更为重要。”
我将目光从台上的委员们身上移开，扫过整个旁听席，最后，仿佛穿透了墙壁，望向更远的地方。
“神圣的，永远是写在《圣经》上的精神，而非捧着它的程序。
与我们国家正面临的严峻挑战，与数万万国民的福祉相比，我个人的政治生命，轻如鸿毛。
我今日在此所言，皆是肺腑，一如我刚刚手按圣典所立下的誓言。”
我收回目光，双手十指交叉，轻轻置于桌上。
这个姿态，既是防御，也是邀请。
“质询，可以开始了。”
室内，先前那种凝固的、充满焦虑的气氛，已然消散。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静默。
那不再是因震惊而导致的失语，而是思考的沉寂。
没有人再低声交谈，甚至连翻动文件的声音都逐渐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某位委员摘下眼镜，用丝绸方巾缓缓擦拭镜片的细微摩擦声；
是另一位议员将笔的末端无意识地抵在自己唇边，目光聚焦于虚空的某个点。
焦虑被更深层的情绪所取代——冷静的盘算。
“布莱克伍德先生，”
华莱士·索罗斯主席的声音打破了沉默。
他戴上一副无框的眼镜。
这个动作让他看上去更像是一位严谨的学者，而非政客。
“您刚才描绘的蓝图，诚然宏伟，甚至可以说，振聋发聩。
但国会山从不缺少宏大的构想，我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将构想变为现实。
我希望您能向本委员会证明，‘社会战略成功学’并非又一个停留在纸面上的空泛理论，它具备切实的、可被执行的方案。”
这是一个标准的、喂到嘴边的球。
“主席先生，您所关心的，也正是我所专注的。”
我回应道，语气平和而笃定，
“这个框架的概念，并非我一时心血来潮。
它是在两个月前，白宫正式对我进行提名意向征询后，便开始被构思的。
在得到克兰普总统的首肯后，
我的团队已经和耶鲁大学的部分学者展开了长期的详细研究与闭门讨论，并构建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具备初步操作性的理论框架。”
索罗斯主席点了点头，顺着我铺就的台阶：
“那么，关于这个框架的构建过程，它的合理性与公平性，您又将如何保证？
我们都知道，任何一套价值评判体系，都难免会受到其创建者个人立场的影响。”
“一个出色的问题，主席先生。
在团队成员的选取上，我们遵循了最高标准的回避原则。
耶鲁方面的学者，涵盖了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与伦理学等多个领域，其政治光谱横跨了从自由派到保守派的广阔范围。
而在构建框架的流程中，我们引入了一套新实验模型，要求所有参与者在摒弃自身立场的前提下进行推演。
当然，我必须强调，目前的一切，都只是一个雏形。
这份框架是否会被直接推广运用，以及如何运用，都需要经过国会与公众的广泛讨论和足够审慎的修改。
它遵循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思想的引导可以由精英提出，但最终的决策权，永远掌握在国民以及其代表的手中。”
主席的质询告一段落。
接下来，轮到了大众党的首席委员，伊万卡·里德。
她一度看上去是全场最焦躁的人，但此刻，她已然恢复了那种身经百战的政治家所特有的镇静。
双腿略微分开，穿着黑色丝袜的小腿在桌下构成一个稳固的夹角。
一身深红色套装，像一团即将发起攻击的、燃烧的火焰。
“布莱克伍德先生，”
她的声音清亮而富有穿透力，
“我原本准备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您庞大的商业帝国与未来教育部长一职之间，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
但现在看来，您似乎更倾向于将这场事关国本的听证会，变成一次联合党的党纲宣讲会。
我不得不首先确认，这是您的真实想法吗？”
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
它将我置于党派政治的诘问中，却又用“是这么想的吗？”这种问法，给我留下了退路。
一个寻常的政客，会立刻否认，然后将话题拉回“跨党派合作”的陈词滥调上。
那虽然安全，却也意味着将主动权拱手相让。
但我选择了最危险，也是唯一正确的答案。
“是的。”
一个音节。
清晰，短促。
整个听证会室的空气，仿佛被这一声回答抽离了万分之一。
里德女士的瞳孔，出现了一次收缩。
她显然没料到我会如此回应。
但她毕竟是伊万卡·里德，只停顿了不足半秒，攻势便如期而至。
“很好。
那么，我有两个后续问题。
首先，您不觉得，将这么一个您自己都承认‘不成熟’的‘幼稚’设想，不经过国会任何正式的吹风与讨论，便在如此重要的场合公然提出，
是一种对现有制度与国会传统的悍然践踏吗？”
“其次，这套所谓的‘成功学’，本质上不过是存在于象牙塔里的一套设计。
您却试图用它来规范、甚至取代数万万国民基于自身经验和价值观所形成的自由意志。
这，难道不是对民主最粗暴的侵犯吗？”
我迎着她充满压迫感的目光，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形成一个更为舒展的姿态。
“关于您的第二个问题，里德委员。民主与自由从未被践踏，恰恰相反，它们将得到前所未有的扞卫。
我们所做的，不是取代，而是‘揭示’。
我们为民众提供一面更清晰的镜子，一个更精准的标尺，来帮助他们看清自己选择的真正后果。
具体的决策，永远取决于民众。国会也从来没有被忽略，正如我所说，最终的法案，必然经历最详尽的讨论。”
“我们不能总是在世贸大厦被袭击后，才想起要加强反恐；
不能总是在大量工人失业后，才想到要调整贸易政策。
友利坚的国民选举我们，托付给我们的，不只是在危机发生后，去遵循那些繁琐的章程来收拾残局。
更重要的，是行动。
是在危机降临之前，就洞察它、并阻止它。”
“而关于您的第一个问题——”
我顿了顿，目光转向她，
“您认为它‘不成熟’，‘幼稚’，且未经实践。
但事实上，就在不久前，伊米塔多公司已经根据这套价值评判体系的早期模型，进行了一次成功的社会实践。
结果令人欣喜。地点，就在我的家乡，减利福尼亚州。
在当地居民与公司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几乎以零损失的代价，安然度过了今年的火灾危机。
初步估算，这次行动为社区挽回的直接与间接经济损失，超过二十亿友元。”
里德还想说什么。
但主席的木槌，适时地敲响了。
“里德委员，您的时间到了。”
她深吸一口气，脸上恢复了礼节性的微笑，微微颔首：
“感谢您的坦诚，布莱克伍德先生。主席先生。”
下一位质询者，是联合党的成员，一位来自南部农业州的资深议员。
他是个面容和善的胖子，开口便带着浓郁的南方口音。
“布莱克伍德先生，首先，恭喜您和您的公司在减州取得的巨大成就，我们对此早有耳闻。
我想请您详细说明一下，您所说的这套框架，在那次防火行动中，具体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因为在外界看来，那似乎更多地是一次技术上的胜利。”
“委员先生，您说对了一半，”
我回答道，
“框架本身，没有解决任何技术问题。
防火隔离带、阻燃剂的研发，都是纯粹的技术工作。
但框架，却让这些技术的实践，得以大规模实施。
它详细地计算并展示了：
每一个社区、每一个家庭，如果采纳我们的整体防火方案，将为整个地区共同的财富池，带来多么巨大的价值增益。
它将复杂的社会学与经济学问题，简化成了一张清晰的资产负债表。
最终，这份报告促使该区域内数百个社区和数个城镇，在短短一周内，分别投票通过了公司的火情防御方案。
它不是让不可能成为可能，而是让‘不可行’，成为了‘可行’。”
“所有的家庭都将因此受益。
在未来的十年内，他们的火灾保险费用将大幅降低，房产价值因火灾风险的解除而稳定上升。
更重要的是，地区政府将因此节省下巨额的救灾与重建开支，可以将这些资金，投入到公共福利、基础教育等更为重要的事业上。”
“这听上去确实很美妙，”
他追问道，“但我们都知道，减利福尼亚和我的家乡，在地理环境、产业结构和文化上都有着巨大差异。
您如何保证这套框架具备普适性，而非仅仅是为减州量身定做的方案？”
“地区不同，但构成我们伟大国家根基的人类情感与核心价值，却是共通的。
对家庭的爱，对社区的责任感，对更美好未来的向往——这些都是最宝贵的正向资产。
所有的客观差异，都可以作为变量，被纳入框架内进行运算。
框架绝非封闭的，它会不断演化，就像我们友利坚的法律一样，并非诞生之初就绝对完善。”
我话锋一转，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我们所有人都坚信，友利坚的法律精神，理应适用于世界上所有地区，这正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
我想，您故乡那些坚强而勇敢的年轻人，也和减利福尼亚所有甘愿为共同未来做出努力的年轻人一样，
渴望着胜利与荣誉，不是吗？”
他愉快地笑了起来，结束了这次友好的问答。
紧接着，轮到了一位大众党的议员。
这位先生显然有些准备不足，直到主席念出他的名字，他还在低头匆忙地翻看着自己的平板设备。
主席略微不悦地进行提醒：
“汉密尔顿委员，您是否需要一些时间来进行准备？
我想，我们所有人，都非常有耐心进行等待。”
那位名叫汉密尔顿的议员猛地抬起头，额上渗出细密的汗珠。
他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却没有试图掩饰，反而露出一个略带自嘲的、符合其“亲民”人设的笑容。
“非常抱歉，主席先生，各位同仁。我有些失态了。
不得不承认，布莱克伍德先生刚才的表现，实在是过于……进步和自由了。”
我立即微笑着回应：
“我能理解。
毕竟，宽容与民主，是听证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您刚才的这段评论，算是质询的一部分吗？”
他先是愣了一下，随即也笑了起来：
“这是个很好的玩笑，先生。”
不过，这位看似狼狈的议员，恢复得非常之快。
当他重新开口时，眼神已经恢复了镇静，且充满了攻击性。
开场狼狈，但此刻看上去，却仿佛大局在握。
“布莱克伍德先生，您声称，基于‘社会战略成功学’的防火措施，可以让火灾风险在十年内大幅降低。
很不巧，我的办公室，也通过一些可靠的渠道，得到了一份由独立环境评估机构出具的技术报告。”
他将平板电脑转向我，虽然理论上我看不清内容。
“报告指出，您的防火手段，具体来说，是其中一种被大规模使用的生化抑制剂，
虽然效果显着，但其降解物会影响周边自然环境，造成长期的、几乎不可逆的损伤。
这是一种严重的生态破坏。
请问，这是否属实？”
一次精准的、堪称致命的提问。
“属实。”
我平静地回答。
他显然对我的坦诚有所准备，立刻乘胜追击，声音陡然拔高：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
——您所鼓吹的‘社会战略成功学’，其本质，就是可以为了您所定义的、宏大的‘社会效益’，去心安理得地牺牲一部分人所珍视的价值
——比如环境保护，比如少数族裔的文化传统，又比如某些特定的宗教信仰？
可以用多数人的利益，去碾压少数人的自由？”
一个尖锐至极的问题。
目光敏锐，直指要害，完美地契合其场合与身份的需要，兼具了无懈可击的道德高度与现实的攻击性。
他扮演了一位无懈可击的、扞卫传统的正派角色。
可惜。
这是一个预设的漏洞。
这个舞台的主角，只能是我，也只会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