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是收音机里播音员开口的同时，街道各处电线杆上的广播喇叭也同步响起了那温和又富有磁性的声音。风把声音送得很远，像一阵暖春的雨，洒遍了小城的每个角落——热闹的集市上，挑着菜担的商贩停下脚步，手里的秤杆还悬在半空，侧耳往喇叭的方向凑；居民区的巷口，纳鞋底的老人们放下针线，脸上带着惊讶，又忍不住琢磨着“经济特区”到底是个啥；就连学校的操场边，课间嬉闹的学生也围拢过来，眼睛里闪着对远方的好奇，叽叽喳喳地问老师“南方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多高楼”。
这阵无形的“风”，从电台的直播间出发，短短几分钟就席卷了整座宜城，把对特区的遐想、对未来的憧憬，悄悄种进了每个人心里。
我坐在办公室的木椅上，听着自己写下的字句从收音机里流淌出来，一字一句都像带着温度，撞得我心口发烫。兴奋像决堤的洪水，顺着血管往四肢百骸涌，脸颊烧得通红，眼眶不知不觉就湿了，眼泪在睫毛上打了转，又被我偷偷眨了回去。之前所有的忐忑、不安，在这一刻全都烟消云散——那些熬夜修改的夜晚，那些反复斟酌的字句，原来都没有白费。
我仿佛能看见电波穿过街巷，把我的声音送到每一户人家的窗前，让我的思考在这座小城里，轻轻漾开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直到播音员念出最后一句“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背景音乐重新响起，我的心还在“咚咚”地跳，像揣了只停不下来的小兔子。眼前仿佛铺开了一张全新的地图，南方的海岸线在阳光下闪着光，那里有拔地而起的高楼，有奔流不息的人群，有无数未知的机遇在等着人去闯。而这一切的起点，就藏在这个平常的午后，藏在“青年之友”节目里那段不算长的播诵里。
往后的几天，传达室的大爷每天都要给我递来两三封信，这些信件都是通过广播电台转过来的，信封上的邮戳五花八门，有城里的，也有周边乡镇的。
拆开来看，有的信里满是年轻人的热血：“读了你的文章，我恨不得现在就买张火车票去深圳，哪怕从最底层的活干起也行！”字迹龙飞凤舞，字里行间全是想改变现状的急切；也有落款是“退休老干部”的信，语气严肃得像写报告：“文章虽有见地，但过于渲染南方的‘好’，恐让年轻人盲目跟风，影响本地稳定。”纸页上还留着淡淡的墨香，看得出来是斟酌了很久才写下的；最让我动容的是一封来自邻县的信，写信人说自己和我一样腿有残疾，“常年待在家里，总觉得人生就这样了，可看了你的文章，好像跟着你去了一趟深圳，心里突然亮堂了——就算走不远，也能凭着笔杆子看看外面的世界。”简单的几句话，却让我鼻子一酸，仿佛在茫茫人海里，找到了一个能懂自己的人。
没过多久，办事处的赵主任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他坐在藤椅上，手里捏着个搪瓷杯，先笑着点了点头：“小张不错啊，文章能上电台，给咱们街道争了光。”那笑容里带着实打实的认可，我刚想开口说“谢谢主任”，他话锋却突然一转，眉头轻轻皱了起来，语气也沉了些：“不过你得注意，写东西要把握好导向。咱们现在重点是搞本地的经济建设，多宣传宣传咱们街道的成绩，别总盯着外面说，万一让大家心思浮动，影响了工作就不好了。”
他的话像一盆微凉的水，轻轻浇在了我刚燃起的热情上。我站在原地，手里攥着衣角，突然明白过来——在这场时代的变革里，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朝着“新”的方向走，有人渴望改变，有人坚守安稳，每个人的立场不同，看到的“未来”，也不一样。
小吴南下的日子很快就到了。宜城火车站的月台上挤满了人，到处都是行李滚轮的“咕噜”声、叮嘱声、孩子的哭闹声，像个热闹的集市。那列绿皮火车停在轨道上，车身泛着旧旧的墨绿色，烟囱里喷吐着浓白的蒸汽，氤氲在空气中，带着点煤烟的味道，仿佛在为即将开始的远征程壮行。
小吴穿了件崭新的卡其布外套，领口熨得平平整整，头发也梳得一丝不苟，精神抖擞的样子，像个即将奔赴战场的战士。他手里拎着个帆布包，里面塞满了换洗衣物，正挨着跟送行的人告别——拍着朋友的肩膀说“等着我好消息”，跟邻居阿姨道谢“麻烦您多照看我爸妈”，每个拥抱、每句话里，都裹着浓浓的情谊。
轮到我时，他伸开胳膊，用力抱了抱我，力道大得让我差点站不稳。松开手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大前门”香烟，硬塞进我手里，嘴角扬得很高：“留着抽！等我在深圳站稳了，再给你带好烟回来！”眼睛里亮闪闪的，全是对未来的自信和憧憬。
就在这时，人群里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是小吴的父母赶来了。他母亲手里还攥着块没织完的毛衣，看见小吴，眼泪就忍不住往下掉，偷偷用袖口抹着，却还是止不住。
她轻轻拉着小吴的衣角，手指因为用力而有些发白，像是怕一松手，儿子就会被火车带往再也看不见的地方。小吴的父亲则站在一旁，脸色严肃，双手紧紧握着小吴的手，声音有些沙哑却很坚定：“到了那边，记得常写信回来，好好干活，别学坏。”简单的一句话，却藏着父亲说不出口的牵挂和期望。
“嘟——”火车的汽笛突然长鸣，尖锐的声音划破了月台的喧闹，像是在催促着旅人出发。
我站在原地，看着火车缓缓启动，车轮与铁轨摩擦发出“哐当、哐当”的声响，像一首缓慢又伤感的离别曲。车身渐渐加速，一节节车厢从眼前掠过，最后变成一个小小的黑点，消失在远方的铁轨尽头，只留下淡淡的蒸汽，在空气中慢慢散开。
我低头打开手里的烟盒，突然发现烟盒背面用钢笔潦草地写着四个字——“搞活经济”。字迹歪歪扭扭，却透着股不管不顾的冲劲，像是小吴从遥远的南方传来的一声呐喊，满是时代的热气，也满是对未来的信念。
我捏着烟盒，站在月台上，很久都没动。身后是我熟悉的宜城，街道还是那些街道，建筑还是那些建筑，可此刻看在眼里，却突然觉得有些沉闷；面前是延伸向远方的铁轨，一直通向未知的南方，那片满是机遇和挑战的土地，像一块巨大的磁石，紧紧吸着我的目光。
风轻轻吹过来，掀动了我的衣角，如同带来了远方的气息——有海水的咸湿，有机器的轰鸣，还有年轻人追逐梦想的热血。
我知道，有些东西，就像这列开动的火车一样，再也回不到原来的样子了。而我的人生，也会被这股从沿海吹来的风，吹向一个全新的方向。
就在我出神的时候，眼角的余光瞥见了月台上另一个青年。他背着个大大的帆布包，包口没拉严，露出了一把木吉他的琴颈，阳光落在琴弦上，泛着淡淡的光泽。
那把吉他像个沉默的符号，突然让我明白过来——这场“南下潮”里，不只是人们为了“搞活经济”而奔波，文化的流动也已经开始了。在这个崭新的时代里，人们不仅想让口袋鼓起来，更想让心里的“热爱”有地方安放，想让精神的世界也变得丰富起来。我仿佛能听见吉他的琴弦在轻轻颤动，和着火车远去的“哐当”声，奏响了一曲属于这个时代的新乐章。
我站在月台上，望着铁轨延伸的方向，思绪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飘得很远。小吴的离开，就像一阵从沿海吹来的风，闯进了我原本平静的生活，让我真真切切地摸到了时代变革的脉搏——有激动，有迷茫，有遗憾，却更多的是对“新”的渴望。我想起小吴画在地上的地图，想起他说要给我寄喇叭裤的豪言，也想起赵主任那句“把握导向”的叮嘱，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填满了。
回到办事处后，我坐在办公桌前，看着窗外的街道。路上的行人依旧匆匆，自行车的铃声依旧清脆，生活好像没什么变化。
可我知道，在这平静的表面下，有什么东西已经悄悄改变了——就像种子在土里发了芽，总有一天会破土而出。
我拿起笔，在稿纸上写下今天的见闻，写下心里的想法，我想把这些都记下来，记下这个时代的温度，记下普通人的梦想，让更多人知道，在宜城这样的小城里，也有人在感受着时代的风，也有人在为了“未来”而思考。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还在街道办事处工作，可心态却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不再满足于每天抄报表、写总结，开始主动去收集街道里的新鲜事——哪家开了新的个体户小店，哪个工厂搞了新的生产模式，把这些都写成短文，投给区里的简报。同时，我也没放下对外面世界的关注，每天都会认真读《人民日报》，听电台的新闻，跟着报道里的文字，感受深圳的变化，感受全国改革的节奏。
大概一个月后，我收到了小吴从深圳寄来的第一封信。信纸上沾了点油污，字迹也比以前潦草了些，他说自己在一家服装厂找到了工作，每天要加班到很晚，累得倒头就睡，可拿到第一个月工资的时候，比谁都高兴。“这里的节奏太快了，每个人都在往前跑，我也不敢偷懒。”他还写，“有时候走在街头，看着高楼大厦，会想起宜城的老巷子，想起跟你在值班室喝啤酒的晚上。”
我握着信纸，心里又暖又亮。我知道，小吴正在他选择的路上努力奔跑，哪怕辛苦，也带着希望。而我，也在我的“战场”上，用自己的方式追赶着时代的脚步。
慢慢地，宜城也开始变了——街道上的个体户小店越来越多，橱窗里摆着时髦的喇叭裤、蛤蟆镜；菜市场里多了南方来的水果，摊主们用带着广东口音的普通话吆喝着；就连办事处的会议上，“改革开放”“搞活经济”也成了常挂在嘴边的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像小吴一样，背着行李南下，也有在外打拼的人回来，带着新的想法，开起了自己的小店。
我常常会想起那个春天的早晨——宣传栏前的议论声，值班室里的啤酒和花生米，月台上远去的火车，还有烟盒上那四个字。那些画面像一部老电影，在我脑海里反复放映。我知道，我不仅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我要用我的笔，把这些故事写下去，把这个时代的温度和力量，传递给更多人。
又一个春天来了。宜城的街道两旁，梧桐树抽出了新的嫩芽，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我走在熟悉的巷子里，看着来往的行人——有人穿着时髦的衣服，笑着讨论去哪里旅游；有人推着装满货物的小车，脚步匆匆却充满干劲。阳光落在身上，暖融融的。
我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可能会有风雨，可能会有迷茫。但只要心里装着对“新”的渴望，装着对梦想的坚持，就一定能迎着时代的风，一步步走向属于自己的辉煌。(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