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善美点点头，把手里的案卷递过去。老所长扫了一眼，咧开嘴笑了，缺了门牙的嘴漏着风：“张德顺啊，去年发大水，村口的河沟里捞上来一具尸体，兜里还揣着你们服装厂的欠条呢。”
他顿了顿，又说：“要我说，您这三千块债权，现在连三副棺材板都买不到，何必跑这么远来折腾？”
王善美的脸色沉了沉，没说话，只是把案卷收了回来，指尖攥得发白。我知道，他心里不服气，毕竟这是他接手的第一个案子，他不想就这么算了。
从司法所出来，我们往张德顺所在的村子走。穿过村口的晒谷场时，王善美不小心踩碎了半块青砖，“咔嚓”一声，砖渣溅到旁边的草垛上。十几个光着膀子的汉子蹲在槐树下打牌，扑克牌被揉得皱巴巴的，有人手里夹着烟，烟蒂扔了一地。
见我们路过，一个汉子抬起头，冲我们喊：“你们是来找张德顺的吧？他家那台缝纫机头，昨儿刚被债主拉走抵酒钱了！”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不远处有一间破旧的土坯房，半截土墙上贴着一张褪色的“先进生产者”奖状，边角被风吹得卷了起来，上面的字迹已经看不太清。
墙根下堆着几把扫帚，都是用纺织厂报废的布条扎的，靛蓝、橘红、米白的碎布挂在扫帚上，风一吹，就轻轻翻飞，像一群死不瞑目的蝴蝶。
我们走到土坯房门口，门虚掩着，里面传来“咕嘟咕嘟”的煮粥声。推开门，一股红薯粥的香味飘了出来，混杂着淡淡的霉味。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正蹲在灶台前烧火，头发花白，用一根蓝布带扎在脑后，脸上布满了皱纹，像干枯的树皮。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袖口磨破了，露出里面的棉絮。
“你们找谁啊？”老太太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带着几分警惕。
“大娘，我们是来找张德顺的，想跟他谈谈货款的事。”王善美放缓了语气，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温和些。
老太太的身子顿了顿，叹了口气，站起身，用树皮般的手擦了擦眼角：“顺子走前说去南方打工，说赚了钱就回来还账，结果……结果邮回来的信，地址写的都是阴曹地府。”
她说着，突然掀开床板，从床底下拖出一个用油纸包着的东西，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一本存折，封皮上“长垣县农村信用社”的字样已经被虫蛀得斑斑驳驳，边角也破了。
王善美接过存折，指尖碰到粗糙的封皮，心里泛起一阵酸。存折里的钱不多，1986年3月17日的记录显示，余额只有237.4元。
他一页一页地翻着，突然停住了——最后几笔取款的签名，和之前送货单上的签名差别很大，字迹潦草，像是有人伪造的。
“大娘，这最后几笔取款的签名，好像不是张德顺签的。”王善美轻声说。
没想到老太太突然变了脸色，抓起灶台上的火钳，指着王善美的鼻子骂：“你们这些穿西装的，没一个好东西！比高利贷还狠！顺子都已经不在了，你们还来逼我一个老太婆！”
她说着，就用火钳往王善美身上砸，火钳砸在土墙上，“啪”地迸出几点火星，惊飞了梁间筑巢的燕子，燕子扑棱着翅膀，很快就消失在院子外面。
王善美没躲，只是默默地承受着，直到老太太砸累了，瘫坐在地上哭，他才把存折轻轻放在桌上，转身拉着我走出了土坯房。
暮色降临时，我们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发现了被撕毁的欠条。半张纸掉在地上，上面还能辨认出“今欠到长垣xx纺织厂布款叁仟元整”的字样，字迹被风吹得有些模糊；另一半粘在槐树皮上，上面的墨迹被虫蛀得千疮百孔，像是被无数只小虫子啃过。
一个放羊的老汉坐在槐树下抽烟，见我们盯着欠条看，慢悠悠地开口：“三天前，有个戴金链子的男人来过，把张家能搬的东西都装上了三轮车，临走前还把这欠条撕了，扔在这儿。”
“那男人是谁啊？”我忍不住问。
老汉突然咧嘴笑了，露出仅剩的两颗黄牙，牙齿上还沾着烟垢：“那是我大儿子，在县城开歌舞厅的，说要把张德顺家的缝纫机头熔了，打个金戒指戴戴。”
他说着，挥动手里的鞭子，赶开围过来的山羊，羊群“咩咩”地叫着，踏碎的尘土里，隐约可见半枚生锈的厂徽，上面“长垣xx纺织厂”的字样，已经快被锈迹遮住了。
子时的暴雨来得毫无征兆，刚才还好好的天，突然就暗了下来，雷声“轰隆隆”地滚过天空，雨点“噼里啪啦”地砸下来，像是要把整个村子都浇透。我们没地方躲，只能蜷缩在村供销社的屋檐下，看着雨水顺着屋檐往下流，在地上积成一个个小水洼。
墙上刷着“计划生育光荣”的红色标语，雨水顺着标语往下冲，把红色冲成了淡粉色的溪流，慢慢渗进泥土里。
三十米外，我们租来的永久牌自行车正泡在泥水里，车轮陷在泥里，动弹不得，车筐里的公文包被雨水泡得鼓胀起来，像一只溺水的河豚，随时都可能炸开。
“要搭车吗？往县城去的！”一个沙哑的声音传来。我们抬头一看，只见一个戴着草帽的老农站在不远处，手里拉着一辆拖拉机，拖拉机斗上盖着块帆布。老农掀开帆布帘，里面堆着半车发霉的玉米棒，散发着淡淡的霉味。
“太谢谢您了！”王善美连忙道谢，我们把租来的自行车和公文包扔进车斗，刚想上车，就听见“刺啦”一声——车斗底部有一道裂缝，雨水正顺着裂缝往里灌，最先遭殃的是夹在案卷里的债主名单，纸张很快就被雨水泡透，上面的墨迹在雨水中膨胀、晕染，原本清晰的名字，慢慢变得模糊，最后竟凝成了一个个扭曲的“无”字，像是在嘲讽我们这趟徒劳的旅程。
拖拉机在泥泞的土路上颠簸着，我们死死抓住车帮，生怕被甩下去。雨点砸在草帽上，“噼里啪啦”响，身上的衣服很快就湿透了，冷得人直打哆嗦。
路过废弃的xx纺织厂时，王善美突然指着前方，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只见纺织厂生锈的铁门上，用红漆写着“欠债还钱”四个大字，字体潦草，透着股怨气，只是“钱”字的最后一捺，已经被风雨剥落，只剩下三个半字，在雨中显得格外凄凉。
车间的窗户破了大半，里面飘出成团的棉絮，被雨水打湿，慢悠悠地往下落，像无数只白色的幽灵，在雨中起舞。
我想起长垣纺织厂老厂长说的话，三年前，这里还是热热闹闹的，每天都能听见机器的轰鸣声，现在却成了一片废墟，只剩下生锈的机器和散落的棉絮，诉说着曾经的繁华。
“小哥，到县城还得俩钟头呢。”老农递过来一块塑料布，“挡挡雨，别感冒了。”王善美接过塑料布，这才发现老农的左手缺了小指，只剩下四根手指，指节上还留着淡淡的疤痕。
“大爷，您这手……”王善美忍不住问。
老农叹了口气，眼神里带着几分落寞：“当年在纺织厂操作冲床，不小心被机器夹到了。那时候，顺子他爹还在厂里当车间主任，还帮我申请了补助呢，没想到……”他话没说完，拖拉机突然剧烈摇晃了一下，车斗里的玉米棒滚作一团，我们差点被晃下去。
我的目光落在车斗里的公文包上，只见王善美的《刑事诉讼法》笔记本从公文包里滑了出来，掉进了玉米棒之间。笔记本已经被雨水泡透，纸页变得软软的，上面“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批注，正在慢慢膨胀，蓝色的墨迹晕开，最终与下方的句子融成一片混沌的蓝，再也分不清彼此。
不知道颠簸了多久，拖拉机终于停在了县城汽车站。东方已经泛起鱼肚白，天慢慢亮了起来，雨点也小了些，只剩下零星的几滴，落在地上，溅起小小的水花。(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