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哥伦比亚那座在喧嚣与压迫中高速运转的“未来之城”，冯·特里尔搭乘一艘慢吞吞的、主要运载农产品和日用品的沿海货运陆行舰，沿着泰拉大陆的西海岸南下，驶向曾经的世界霸主——维多利亚帝国的首都，伦蒂尼姆。当这座传说中的巨城终于出现在视野中时，冯·特里尔感受到的并非哥伦比亚那种咄咄逼人的活力，而是一种沉重的、几乎令人窒息的衰败与失落感。
伦蒂尼姆，这座曾经号令四方的移动城邦巨舰，如今仿佛一头搁浅在历史沙滩上的垂死巨鲸。其核心城区的边缘地带，战争留下的创伤触目惊心：被巨型穿甲弹彻底击穿、扭曲成怪异形状的防御炮塔残骸，如同折断的巨骨耸立着；大片大片的街区仍是一片焦黑的废墟，残垣断壁上爬满了顽强的藤蔓，仿佛大自然正在缓慢地吞噬着文明的伤疤；尚未清理干净的街道上，散落着锈蚀的装甲碎片和未能引爆的炮弹壳。泊地之内，昔日停泊着巍峨帝国主力陆行舰群的地方，如今只剩下几艘老旧的、油漆剥落的商用陆行舰和几艘小型巡逻舰，无精打采地停靠着，像是被遗弃的玩具。一种挥之不去的颓败气息，混合着泰晤士河（移动城市人造河）水汽的咸腥和废墟间的尘埃，笼罩着整个城市。
街道上，随处可见的是战争的后遗症——人。大量失业的原皇家海军水手和陆行舰船员，穿着虽已破旧但依稀能辨出昔日荣耀的制服，眼神空洞地在街头徘徊，或聚集在街角，沉默地分享着劣质的烟草和所剩无几的回忆。缺胳膊少腿的退伍士兵，挂着粗糙的木制拐杖，胸前挂着褪色的勋章，向路人乞讨，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那场“荣耀”战争最无声而尖锐的控诉。破产的手工业者——从钟表匠到裁缝——守着无人问津的简陋铺位，他们的技艺在高卢输入的廉价工业品冲击下，已毫无价值。每天清晨，政府设立的粥棚前都会排起长长的、沉默而绝望的队伍，那点稀薄的粥汤，仅仅是维持生命的最低保障，与尊严无关。
然而，与这种普遍的、令人压抑的贫困形成刺眼对比的，是伦蒂尼姆核心区域正在进行着的、带着明显高卢印记的重建。那里，战争的痕迹被迅速抹去，取而代之的是新兴的、线条简洁冰冷的高卢风格建筑：奢侈品商店的橱窗里陈列着来自南方的丝绸、香水和艺术品；高档咖啡馆外撑着阳伞，衣着时髦的男女啜饮着 espresso；夜总会和剧院门口霓虹闪烁，传出靡靡之音。新兴的、依附于高卢资本的买办官僚、投机商人和与他们勾结的部分旧贵族，在这里挥金如土，醉生梦死。他们乘坐着崭新的、带有高卢标志的蒸汽车，招摇过市，仿佛外城的苦难、废墟和饥民与他们存在于两个平行的世界。这种分裂感，比乌萨斯的冻土和哥伦比亚的流水线更让冯·特里尔感到一种深切的荒谬和悲哀。
冯·特里尔没有选择住在相对“体面”的旅店，而是在东区一片巨大的、如同城市溃烂伤口的贫民窟里，租了一个简陋的房间。这里鱼龙混杂，充斥着维多利亚本土的失业工人、破落市民、从帝国昔日殖民地涌来的、失去生计的流民，甚至还有一些为躲避战乱或压迫而从萨尔贡等地逃难而来的人。各种口音、各种肤色的人挤在低矮、潮湿、漏雨的棚屋里，挣扎求生。
在这里，他听到了无数具体而微的悲剧。他曾遇到一位曾经的皇家海军“不屈”号陆行舰的轮机长，一位技术精湛的工程师。如今，他只能在街边支个小摊，靠修理破烂的蒸汽核心和简陋机械勉强糊口，那双曾经操控庞大引擎的手，如今布满油污和伤疤。他依然保留着那套旧制服，虽然洗得发白，但偶尔会拿出来小心翼翼地擦拭，眼中流露出复杂难言的光芒——有怀念，有屈辱，更有无尽的迷茫。冯·特里尔还认识了一位祖传数代的金匠，他的家族曾为维多利亚贵族打造精美的首饰。但现在，他的作坊门可罗雀，因为高卢机械化生产的、价格低廉的仿制饰品充斥市场，无人再欣赏需要耗时数月的手工技艺。老金匠的眼中，是对一个时代逝去的哀悼，也是对未来的彻底绝望。他还看到一个从萨尔贡来的家庭，全家五口人挤在不到十平米的漏雨棚屋里，男人每天去码头做最重的临时工，备受本地人的歧视和工头的欺压，女人和孩子则靠捡拾垃圾为生。民族间的隔阂与阶级的压迫在这里交织，使得底层社会内部也充满了紧张和敌意。
他听到人们谈话中，充满了对往昔帝国荣光的怀念（“日不落帝国”的余晖），但更多的，是对现实深深的无力感和对未来的迷茫。他们普遍痛恨高卢人，认为是高卢摧毁了他们的生活和国家的尊严。但同时，他们也极度鄙视那些“数典忘祖”、靠巴结高卢人而飞黄腾达的新贵和买办，视他们为叛徒。这种复杂的情绪——交织着民族屈辱、阶级愤懑和内部的分化与歧视——使得维多利亚的社会氛围异常压抑、躁动，像一座随时可能喷发的火山，但喷发口却可能指向错误的方向。
在伦蒂尼姆，通过一些地下读书会和秘密沙龙，冯·特里尔也接触了一些维多利亚本土的知识分子和破落的旧贵族。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沉溺在对过去的哀悼中，幻想着有朝一日能恢复帝国的荣耀，其言论往往带有强烈的、不切实际的复古主义和排外色彩。另一部分人则更为激进，开始猛烈抨击现行体制，但他们中的许多人，要么将问题简单归咎于外来的高卢压迫（忽视了内部阶级矛盾），要么带有强烈的维多利亚本土优越感甚至种族主义倾向，将社会问题归罪于外来移民“抢走了工作”，或者认为其他种族“低人一等”。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视角，让冯·特里尔深感忧虑。
伦蒂尼姆的经历让冯·特里尔清晰地认识到，一个战败的、正在衰落的老大帝国的无产阶级和下层民众，承受着双重的、尤其复杂的压迫： 一方面是国际金融资本（以高卢为代表）的经济掠夺和政治控制，另一方面是国内买办官僚、投机资本以及与外部势力勾结的旧封建残余的联合压榨。他们的革命潜力因其高度集中和历史形成的组织性而巨大，但他们也极易被统治阶级转嫁矛盾，被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情绪所煽动和误导，将怒火转向更弱势的外来移民或其他的替罪羊，从而掩盖了真正的敌人——国际资本和国内反动势力的联盟。
为了寻找一种不同的社会模型，也为了从伦蒂尼姆那种令人窒息的颓败氛围中暂时解脱，冯·特里尔决定继续北上，前往那个在泰拉大陆上以封闭、古老和顽强独立着称的雪山之国——谢拉格。
穿越寒冷的北方平原和逐渐抬升的丘陵，当谢拉格那连绵不绝、终年积雪的巍峨山脉映入眼帘时，冯·特里尔感到一种精神上的震撼与净化。与伦蒂尼姆的喧嚣颓败、哥伦比亚的钢铁丛林、乌萨斯的荒凉冻土都不同，谢拉格展现的是一种近乎永恒的、庄严而肃穆的宁静。
谢拉格的移动城邦技术独具特色，它们的城市并非追求庞大和高速，而是更像一座座坚固的、与山势融为一体的堡垒，移动缓慢而沉稳，以适应严酷的自然环境和可能的外部威胁。这里没有高耸的烟囱和密集的轨道网，社会结构建立在古老的氏族和部落基础之上，强调集体互助、资源共享和对长老智慧的尊重。
冯·特里尔受到了谢拉格人谨慎但并不失热情的接待。通过与部落长老和学者（他们往往是祭司、医师和历史的传承者）的长时间深入交流，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冲击。谢拉格人关于人与自然必须和谐共处的哲学（他们对源石的使用极为谨慎，注重可持续性），关于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价值观，以及他们那种基于需要而非利润的资源分配方式，都让冯·特里尔看到了在泰拉主流文明之外，还存在另一种社会组织的可能性。虽然谢拉格的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生活条件艰苦，但社会贫富分化极小，人们脸上带着一种在伦蒂尼姆或哥伦比亚底层民众脸上难以见到的、源自社群归属感的平静与尊严。
更重要的是，谢拉格顽强抵抗外部压力（包括高卢持续的经济渗透和偶尔的武力试探）的决心和智慧，让冯·特里尔看到了一个弱小民族在面对强大外部势力时，如何通过内部团结、文化坚守和灵活的外交策略来保持独立和尊严。这与他在乌萨斯和维多利亚看到的，本土精英为了私利而与外部势力勾结、共同压迫本国人民的情形，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离开谢拉格时，冯·特里尔的思想完成了一次重要的升华和深化。 他认识到，未来的解放运动绝不能是单一模式的照搬，必须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文化传统、历史条件和具体发展道路。要善于从各种被压迫民族的文化宝藏中（如谢拉格的集体主义传统）汲取智慧和灵感，将其与现代化的生产力相结合。反对高卢霸权的斗争，必须与世界范围内所有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谢拉格这片雪山上闪耀的微光，虽然来自相对原始的社会，却为他所憧憬的那个超越了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自由人联合体”的未来社会，提供了一种极其宝贵、来自古老智慧的参照和启示。它证明了，人类的社会组织方式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并非只有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丛林法则这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