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医院走廊里消毒水的味道，似乎已经浸透了陈立冬的每一个毛孔，与他内心的绝望和恐惧融为一体。怀里那份法院传票，像一块不断散发热毒的烙铁，日夜灼烧着他的理智。母亲的病情稍稳，但依旧虚弱，每一次探视，都像是一次无声的审判，让他无地自容。
他不敢对父母提起传票的事，那无异于在垂危的病人心口再插一刀。他只能将这份天大的恐惧死死压在心底，一个人消化那即将面临刑事诉讼、可能银铛入狱的惊惶。他甚至开始病态地搜索关于“信用卡诈骗罪”的判例，那些冰冷的刑期数字，看得他浑身发冷，夜不能寐。
就在他感觉自己快要被这内外交困的压力碾碎时，转机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悄然降临。
那天下午，他正拄着拐杖，在医院门口的小卖部，犹豫着是买最便宜的馒头还是给母亲带一盒稍微好点的牛奶——抵押房子得来的钱，在医院的吞噬下已所剩无几。一个穿着略显皱巴西装、腋下夹着个旧公文包、眼神却透着精明的中年男人拦住了他。
“请问，是陈立冬先生吗？”男人递过来一张名片，上面印着“周正明律师”的字样，以及一个本地律师事务所的地址和电话。
陈立冬警惕地看着对方，没有接。经历了催债马仔和法院传票，他对任何陌生接近者都充满了戒备。
周律师似乎见惯了这种反应，也不在意，收回名片，压低声音道：“陈先生，别紧张。我受朋友所托，了解一下你的情况。是关于……你那张银行传票的事。”
陈立冬的心脏猛地一跳！他怎么会知道传票的事？消息传得这么快？
“你是谁？你想干什么？”陈立冬的声音干涩，带着敌意。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周律师看了看周围熙攘的人群，“找个安静点的地方？或许，我能帮你想想办法。”
“想办法？”陈立冬像是听到了天方夜谭，语气带着讥讽和绝望，“我能有什么办法？等死而已。”
“话别说得那么绝对。”周律师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镜片后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混合着算计和自信的光，“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银行起诉，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追回欠款，并不是非要把你送进去。这里面，有操作空间。”
“操作空间？”这四个字，像黑暗中突然划过的一丝微光，尽管微弱，却瞬间吸引了陈立冬全部的心神。他像溺水者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死死盯着周律师，“什么操作空间？”
十分钟后，在医院后院一个相对僻静的长椅上，陈立冬听完了周律师的“分析”。周律师显然做足了功课，不仅知道他的欠款金额、银行起诉的情况，甚至隐约点出了他可能涉及的“缅北经历”以及母亲重病的现状。
“……所以，你现在的情况很微妙。”周律师点燃一支烟，慢悠悠地说，“银行证据确凿，走正常程序，你败诉是必然，而且刑事风险不小。但是，你也有你的‘优势’。”
“优势？”陈立冬茫然，他实在想不出自己这烂泥般的人生还有什么优势。
“第一，你母亲重病，这是博取同情的极佳理由，无论是在法庭调解阶段，还是万一……到了量刑阶段，都能作为一个重要的酌情考量因素。第二，你态度要好，要表现出强烈的还款意愿，但确实无能为力的困境。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周律师吐出一个烟圈，目光锐利地看着他，“银行是机构，不是个人，它们有业绩考核，有坏账率指标，也有不想把事情闹得太僵、影响声誉的顾虑。真的把你送进去，它们除了出一口气，能得到什么？钱还是要不回来。所以，它们的底线，往往是收回本金，或者大部分本金。”
陈立冬的心活络了一些，但依旧沉重：“可我连本金都还不起……”
“所以需要‘拖’，需要‘谈’。”周律师掐灭烟头，“收到传票，不代表立刻就会开庭判决。这中间有答辩期、举证期、调解期。我们可以利用这些程序，尽量拖延时间。同时，我可以尝试代表你，与银行方面的法务或委托的律所进行沟通，争取达成庭外和解。”
“和解？”
“对，和解。”周律师点点头，“核心就是‘拖字诀’和‘哭穷术’。我们会向银行强调你的实际困难——重伤未愈，母亲病危，家庭极度贫困，没有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除了那个已经抵押了的农村房子，价值有限且执行困难）。表达你强烈的还款意愿，但恳求对方给予宽限，制定一个极其漫长、但看起来有希望的分期还款计划。很多时候，银行为了避免漫长的诉讼和执行程序，也为了那点可能收回的本金，是愿意坐下来谈的。”
陈立冬听着周律师条分缕析的策略，仿佛在无尽的黑暗中，看到了一条极其狭窄、布满荆棘、却可能通往生还的小径。这和他之前想象的硬碰硬、直接对抗完全不同，是一种充满了算计和妥协的“艺术”。
“那……刑事风险呢？”这是他最恐惧的。
“这就是谈判的筹码了。”周律师压低了声音，“我们会暗示，如果银行坚持刑事控告，把你逼上绝路，你可能破罐子破摔，彻底失去还款能力和意愿，甚至……‘发生一些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当然，这话不能明说。同时，积极争取民事和解，本身就是在消弭刑事风险。一旦达成还款协议并开始履行，银行通常就不会再追究刑事了。”
陈立冬沉默了。他明白了，这所谓的“办法”，就是把他所有的悲惨和不堪，都当作谈判的筹码，去和那个庞大的金融机构进行一场不对等的博弈。这需要放下所有的尊严，把自己最脆弱、最不堪的一面，赤裸裸地展现给对方看。
“当然，这需要时间，也需要技巧。”周律师看着他，“而且，我的服务不是免费的。”
陈立冬的心又沉了下去。“多少钱？”
“看难度。你这个案子，情况特殊，风险也大。前期咨询和初步交涉，这个数。”周律师伸出一个手掌，“如果进入正式代理阶段，包括撰写法律文书、出庭、与银行深度谈判，费用另算。不过，可以等你情况好转后分期支付。”
五千。对现在的陈立冬来说，不啻于天文数字。
看他面如死灰，周律师又补充道：“陈先生，想想清楚。是赌上未来可能坐牢的风险，还是赌上这五千块，博一个可能和解、避免刑事处罚的机会？这笔账，你应该会算。”
陈立冬死死攥着拐杖，指节发白。他当然会算。坐牢，意味着人生彻底毁灭，父母可能在他服刑期间就……而五千块，虽然难如登天，但至少，还有一线生机。
他想起了算命瞎子说的“坎为水，险陷者也”，想起了雨林里挣扎求生的日日夜夜。他不能倒下，至少现在不能。
“我……我想办法。”他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声音嘶哑，却带着一种孤注一掷的决绝。
周律师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神色，又递过来一张皱巴巴的纸：“这是委托代理协议的草稿，你看一下。另外，这是你需要准备的材料清单，越快越好。”
拿着那张轻飘飘的纸，陈立冬感觉重逾千斤。这不仅仅是一纸协议，更像是一份与命运魔鬼签订的契约。他要用自己残存的一切，去进行一场胜负难料的赌博。
回到病房，母亲睡着了，父亲依旧沉默地守在床边。陈立冬看着父母苍老憔悴的容颜，心中涌起一股巨大的酸楚和一种扭曲的决心。
他走到走廊尽头，用那个廉价手机，开始翻找通讯录里所有可能借到钱的名字。每一个名字，都代表着他需要放下的尊严和需要偿还的新的人情债。他一条条地编辑着措辞卑微、近乎乞讨的短信，手指因为屈辱和紧张而微微颤抖。
“在吗？有点急事，能借我点钱吗？一定尽快还……”
“兄弟，我遇到大麻烦了，需要五千块救命，能帮帮忙吗？”
……
短信发出后，如同石沉大海，偶尔有几个回复，也是各种推脱和婉拒。世态炎凉，在他跌落谷底时，显得如此赤裸和真实。
就在他几乎绝望时，一个许久未联系的、曾在建筑工地一起干过活的朋友，给他转来了两千块，附言只有一句话：“冬子，挺住。”
看着屏幕上那笔转账，陈立冬的眼泪差点掉下来。这微不足道的善意，在此刻却如同雪中送炭。
他拼凑了所有能借到的钱，甚至包括父亲偷偷塞给他、让他给自己买点营养品的几百块，终于凑够了给周律师的五千块前期费用。
当他将那一叠皱巴巴、带着各种汗味和体温的钞票交给周律师时，他感觉自己仿佛交出了灵魂的一部分。
周律师清点完毕，熟练地开了一张收据，然后拍了拍他的肩膀：“放心吧，陈先生，我会尽快启动程序。记住，从现在起，任何催债的电话或者人来找你，你都推到我这来。你自己，要保持‘积极沟通、无力偿还’的状态。”
陈立冬麻木地点点头。
他知道，一场以他的悲惨和未来为赌注的、与庞大体系的艰难斡旋，就此开始了。前路依旧迷茫，危机并未解除，但至少，他不再是那个只能被动等待审判的囚徒。他抓住了一根或许脆弱、或许肮脏，但却是眼下唯一的绳索，开始在命运的悬崖上，进行一场绝望的攀登。
“拖字诀”已经启动，他能拖多久？最终又能拖出一个怎样的结果？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为了病床上的母亲，为了这个即将破碎的家，他必须把这出戏，演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