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雪虽暂歇，寒意却愈发刺骨。独立团驻地内外，一种比严寒更令人心悸的阴影，正悄然弥漫。起初只是零星的几个战士出现高热、寒战，身上浮现不祥的红斑与水疱，军医按寻常伤寒、疟疾处理，病情却急转直下，迅速在邻近几个连队中扩散开来。恐慌如同无形的瘟疫，比细菌本身蔓延得更快。
团部指挥所内，气氛凝重得能拧出水来。团长傅水恒盯着地图上被标记出的几个疫病爆发点，眉头紧锁。我，参谋长陈川，站在他身侧，目光同样沉凝。只有我们两人心里清楚，这绝非普通的季节性传染病。那症状描述，那传播速度，与我记忆中那个时空里教科书上记载的日军细菌战特征，高度吻合。
“老陈，”傅水恒的声音压得很低，只有我能听见，“看这架势，像是……炭疽？或者鼠疫？”他虽是军事主官，但作为同样来自未来的穿越者，基本的医学常识和那段屈辱历史中的惨痛记忆，我们共享着。
“结合症状和传播模式，更像是由鼠疫耶尔森菌引起的腺鼠疫，可能混合了其他病原体。鬼子……开始用这脏东西了。”我低声回应，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攥紧。尽管早有心理准备，知道在原有的历史轨迹中，日军会悍然发动细菌战，但当这一切真实地、血淋淋地发生在眼前，发生在我的战友、我的士兵身上时，那股源自灵魂的愤怒与沉重，依旧难以承受。
我们拥有超越这个时代近一个世纪的见识，更拥有那神秘“系统”作为后盾。这是只属于我们两人的绝密，连政委傅必元同志也毫不知情。在他和旁人眼中，傅团长是勇猛善战、偶尔能冒出些奇思妙想的优秀指挥员，而我陈川，则是个心思缜密、博览群书（尤其爱读杂七杂八的医书）的参谋长。此刻，我们必须利用这些“内情”和“底牌”，打一场无声却至关重要的战役。
“政委那边，我去沟通。统一思想，全力防疫！”傅水恒斩钉截铁，眼中闪过我们那个时代人才有的决绝，“老陈，防疫总指挥你来担任，需要什么，团里全力保障！系统那边……”
“明白。”我重重点头。系统，那个自我们穿越伊始便绑定在意识深处的存在，是我们最大的依仗。它不仅能提供这个时代无法企及的药物——如链霉素、磺胺类、四环素等特效抗生素，还能提供详尽的现代防疫知识、消毒隔离规范、甚至是简易检测方法和疫苗制备技术。代价，则是需要完成系统发布的任务，积累所谓的“贡献点”来兑换。
很快，一场由团部直接领导，覆盖全团及驻地周边村庄的“特种防疫战役”打响。
第一步：紧急隔离与溯源。
在我的强令下，所有出现症状的战士和疑似接触者被立即转移至驻地边缘临时搭建的隔离营区。这里由忠诚可靠的警卫连战士把守，严格执行只进不出的原则。同时，我借助系统提供的“病原微生物快速检测套件”（对外宣称是某种祖传的“验毒秘法”），迅速从病死者的淋巴液样本中确认了鼠疫耶尔森菌的存在。
“果然是鼠疫！”我将“检测结果”（一份经过我伪装、用这个时代能理解的术语书写的报告）拍在傅水恒和傅必元面前。傅政委脸色煞白，他经历过残酷的战斗，却对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敌人感到本能的心悸。
“鼠疫……这，这可是绝症啊！”傅必元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
“政委，未必是绝症。”我沉声道，语气中刻意注入一种基于“博览群书”而来的自信，“古医书亦有云，瘟疫可防可治，关键在于方法。我已与团长商议出一套应对方案。”
傅水恒适时接口：“老陈读过不少医书，有些法子听起来古怪，但或许管用。现在，全团上下，包括你我在内，必须无条件服从参谋长的防疫指令！”
在傅政委将信将疑的目光中，我们迅速统一了领导层的意志。
第二步：构建防疫体系。
我根据系统提供的《烈性传染病防控手册》，结合现有条件，构建了一套简陋却有效的防疫体系。
1. 分级管理： 将全团及周边区域划分为“隔离区”（疫点）、“限制区”（密切接触者观察区）和“清洁区”。各区之间设置物理屏障（如石灰线、绳索），人员物资流动需经严格消毒程序。
2. 个人防护： 利用系统兑换出的橡胶手套、棉纱口罩（指导卫生队用多层纱布和棉花自制，并强调煮沸消毒）、防护眼镜和白大褂（对外称是特殊工作服），装备给直接接触病患的医疗队和负责消毒、掩埋的人员。要求所有人员，尤其是进入限制区和隔离区者，必须严格穿戴。
3. 消毒灭菌： 系统提供了大量漂白粉、来苏儿等消毒剂。我组织人力，对隔离区、病人排泄物、衣物、用具进行严格消毒。对水源进行氯化消毒，并大力开展灭鼠、灭蚤运动。焚烧病死者遗体这一决定尤为艰难，但在我和傅水恒的坚持下，为了阻断传播链，只得含泪执行。我们带头向被焚烧的战友遗体敬了最后一个军礼。
4. 环境卫生： 彻底清理驻地内外垃圾、污水，填平洼地，改造厕所，尽可能消除病菌孳生地。
这些措施在当时的八路军中，堪称惊世骇俗。尤其是焚烧尸体、强制隔离甚至限制人员流动，引起了部分干部战士的不理解甚至抵触。
“参谋长，把生病的兄弟隔离开，还不让家人探望，这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一位老连长红着眼睛找到我。
“老哥，”我拍着他的肩膀，心情沉重却必须强硬，“这不是人情冷暖的问题。不这样做，一个传十个，十个传百个，整个独立团，乃至周边的老百姓，都可能死绝！你想看到那样的局面吗？我们要用暂时的‘不近人情’，换来大多数人的活路！”
傅水恒团长则以其在团内崇高的威望，为我背书，强力弹压一切异议。“非常时期，行非常之法！陈参谋长的命令，就是我傅水恒的命令，就是团部的命令！谁再敢阳奉阴违，动摇防疫大局，军法从事！”
第三步：科学治疗与系统助力。
野战医院被迅速改造成隔离治疗区的核心。系统的力量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
我利用贡献点，兑换了首批宝贵的链霉素和磺胺嘧啶。这两种在四五十年代才广泛应用的抗生素，对于这个时代的鼠疫而言，几乎是“神药”。当然，我不能直接拿出药瓶，而是将其混入由草药煎煮的汤剂中，或者伪装成“特制解毒散”，由我亲自或指定最可靠的卫生员，给重症患者使用。
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几位已经被传统中医判定为“脉象微弱，回天乏术”的重症战士，在注射了链霉素（我谎称是“提纯的解毒针剂”）后，高烧竟在一天内开始消退，淋巴肿大的症状也明显缓解。
“神了！陈参谋长，您这药……”野战医院的老院长，一位经验丰富却对现代医学一无所知的老中医，看着逐渐好转的病人，激动得胡须都在颤抖。
我故作高深地摆摆手：“不过是古方结合一些西洋药学的一点心得，侥幸而已。关键是后续的护理和隔离不能松懈。”
除了特效药，系统还提供了支持疗法的关键物资：静脉输液用的生理盐水、葡萄糖注射液，以及简单的补液技术教程。这使得因呕吐、腹泻导致脱水的病人得到了有效的液体补充，大大降低了死亡率。
我还根据系统指南，指导卫生员建立了简单的病历记录制度，详细记录每个病人的症状、用药、体温变化，以便于分析病情和调整治疗方案。
第四步：知识普及与心理疏导。
恐慌源于无知。我亲自编写了通俗易懂的《防疫三字经》、《防鼠防蚤歌》，让宣传队的同志到各连队、各村镇去教唱、宣讲。内容涵盖了“勤洗手、喝开水、吃熟食、掩口鼻、灭鼠蚤、有病早就医”等基本卫生常识。
同时，我和傅水恒、傅必元轮流到各营连进行动员，讲解鼠疫的传播途径和防控原理，强调“瘟疫可防可治不可怕”，稳定军心民心。我们公开表彰在防疫中表现突出的个人和集体，树立正面典型。
第五步：主动出击与情报配合。
我们不能只被动防御。傅水恒团长调动侦察连，化装潜入敌占区，重点侦察日军相关部队的动向，寻找其使用细菌武器的直接证据。同时，我通过系统兑换了针对鼠疫的灭活疫苗（数量有限，优先供给一线医疗和防疫人员），并尝试利用根据地能找到的设备，摸索简易的血清制备方法，以备不时之需。
防疫工作充满了艰辛与风险。隔离区内，医护人员穿着厚重的（相对而言）防护装备，日夜不停地忙碌，汗水浸透了衣背，口罩在脸上勒出深深的印痕。有人累倒了，有人不幸感染，但在科学的防护和及时的治疗下，绝大多数人都挺了过来。
我记得那个叫铁牛的小战士，才十七岁，感染后高烧不退，淋巴肿得如同鸡蛋，是我亲自给他注射了第一支链霉素。他醒来后，虚弱地对我说：“参谋长……俺……俺还以为要见马克思了……是您……又把俺拉回来了……”
我握着他粗糙的手，眼眶发热：“傻小子，马克思现在还不打算见你呢。好好养着，独立团还需要你扛枪打鬼子！”
经过近一个月的艰苦卓绝的努力，疫情终于被控制住了。新增病例从高峰期的每日数十例，逐渐下降到个位数，直至零。隔离营区里，康复的战士们脸上重新有了血色，开始进行恢复性训练。
团部召开的防疫总结大会上，政委傅必元激动地握着我和傅水恒的手：“老傅，老陈！你们真是……真是我们独立团的定海神针！要不是你们俩见多识广，指挥若定，拿出这些……这些闻所未闻却又行之有效的法子，我们这次，恐怕真要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啊！”
傅水恒哈哈一笑，用力拍了拍政委的肩膀：“老傅，这都是全团上下齐心协力，特别是野战医院的同志们舍生忘死的结果。我和老陈，不过是出了点主意。”
我站在一旁，看着窗外逐渐回暖的春日阳光，心中百感交集。我们利用超越时代的知识和系统外挂，打赢了这场“特种防疫”战，最大限度地保存了独立团的战斗力，也保护了根据地的百姓。但我知道，这仅仅是开始。日军的残忍远超想象，未来的斗争将更加残酷。
“科学制胜……”我低声咀嚼着这四个字。在这个黑暗的年代，我们带来的每一缕科学之光，或许微弱，却足以刺破重重迷雾，为这片饱经磨难的土地，点燃一丝希望的火种。而我和傅水恒，将继续守护这火种，直至黎明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