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永德最近总觉得自己的精神过于紧张，很像小时候做了亏心事一样。
尤其到了后半夜，万宝山的风裹着地里新抽的稻芽腥气往窗缝里钻，他一准儿会从梦里惊醒，额头上的冷汗把会把枕头打湿，印上一层印子，摸上去又潮又黏。
他是有点后悔了。打从去年秋天，在长春那家挂着“朝日屋”木牌的酒馆里，接过日本人佐藤递过来的那叠沉甸甸的日元起，这股子思绪就像地里的草，先是星星点点的冒头，如今已经发展到盘根错节，把他那颗早就发虚的心缠得密不透风。
酒过三巡，食过五味之后，佐藤当时拍着他的肩膀，酒气喷在他脸上，说“郝桑是识时务的人”，说“跟着蝗军做事，好处少不了你的”。
他那时候眼睛直勾勾盯着桌上的钱，至于佐藤说的什么他完全不在意，他只觉得崭新的票子上印着陌生的头像，却比什么都有吸引力——他那颗被贫穷和虚荣侵蚀的心，久违的开始跳动。他很需要钱，家里的妻儿老小也很需要钱，钱在他眼里就是万能的。
钱能治穷，也能治那些憋在心里的窝囊气，他自己安慰自己，凭什么那些东北的老爷们能拿日本人的钱，他怎么不能拿。
于是在一番自我催眠安慰之后，他想就这么着吧，壮着胆子点了头，成了佐藤嘴里“可靠的合作者”。
“长农水稻公司”的牌子挂出去那天，郝永德站在门口，看着佐藤和几个穿西装的韩国人鞠躬握手，心里头空落落的。
他知道这公司是个幌子，佐藤要的不是种水稻，而是万宝山那三千亩国有山地，以及把这些山地租给那些侨民可能引发的冲突。
可他还是签了字，把地“租”给了那些日本人控制的韩国侨民——说是租，其实就是白给，他不过是充当一下摆设，就可以换回来的每月准时送到家的“津贴”，比他之前跑买卖一年挣的还多。
签完字的头一个月，他夜里睡得香，觉得腰杆都硬了。走在镇上，见了人也敢主动点头，甚至以前总对他冷着脸的当地头面人物，现在见面也会问一声“郝先生好”。在那一刻他的内心的到了极大的满足。
可没等他得意多久，预想之中的麻烦就来了。那些韩国侨民要种水稻，得引水灌溉，他们没跟村里人商量，就把山脚下那条养活了半个村子的小河改了道，挖渠引到自己租的地里。
先是老王头家的几亩水浇地遭殃了，王老汉扛着锄头去渠边理论，被两个高个子韩国侨民推搡着摔在地上，后脑勺磕出了血。
消息传到郝永德耳朵里时，他正坐在自家堂屋新置办的太师椅上，手里抽着佐藤刚送来的日本进口香烟，眯着眼睛听着唱片机里的靡靡之音，飘飘欲仙。
烟卷烧得快，未燃尽的烟灰掉在他藏青色的绸缎马褂上，烫出一个小窟窿，他都没有察觉。
管家战战兢兢地说完王老汉被打的事，问他要不要去看看，他眼皮都没抬，只含糊地“嗯”了一声，把烟蒂摁在桌上的白瓷烟缸里，烟蒂滋滋地响，在他心中他觉得敢招惹蝗军的人被打也是活该，甚至他的心里还有对这些父老乡亲不识趣的恼怒。
他早就知道一定会出事的，根本一点都不着急，相反他内心还有一点布局者看着别人入局的畸形快乐。
万宝山附近种地，一半靠天，一半靠那条河。韩国侨民要灌溉，必然要占用水源，跟村里人起冲突是早晚的事。
他甚至比谁都清楚，佐藤就是等着出事——只要冲突闹大，日本人就能以“维护治安”的名义派兵过来，把这片地彻底掌握在手里，那时候他的权柄不就更大了嘛，对他来说这就是好事啊！
内心的愧疚，他不是没有过，可每次一想到佐藤给的钱，想到自己现在穿金戴银体面的生活，以及未来更多的权力。那些念头就像被风吹走的浮云，太无关紧要了。
他不在乎父老乡亲怎么骂他，也不在乎争水会不会死人，他只在乎下个月的津贴能不能准时到，只在乎佐藤看他时的眼神能不能再客气点。
佐藤常来他家，每次来都带着清酒和点心，有时候还会跟他聊起日本国内的事。酒过三巡，佐藤的话就多了，说东京的街道有多干净，马路两边种着樱花树，春天一到，满街都是粉盈盈的花；说日本的女人有多温柔，说话细声细气，端茶倒水都恭恭敬敬；说日本的孩子都能上学，识文断字，将来能做想做的事情。
郝永德坐在旁边听着，手里的酒杯越握越紧。他长这么大，只去过长春，见惯了土路上的泥泞、集市上的吵闹，从没听过这么体面的日子。
尤其是佐藤说起日本女人的时候，他脑子里就不由自主的浮现出画册里见过的日本艺妓——穿着和服，腰肢细细的，脸上敷着白粉，一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说话声音软得能掐出水。
这种念头在夜里尤其清晰。他的妻子秀莲是个结实的女人，膀大腰圆，手脚麻利，家里的活儿、地里的活儿都能干，是个过日子的好手。
可过日子归过日子，郝永德总觉得少点什么。尤其是每次跟秀莲做完那事，他躺在炕上，看着身边累得呼呼喘气的女人——她的脸通红，额头上全是汗，头发乱蓬蓬地贴在脸上，嘴里还嘟囔着“明天得早点起来干活什么的”——他心里那点刚压下去的念头就会冒出来，像野草一样疯长。
他会想起佐藤说的日本艺妓，想起她们温柔的手、细软的声音，想起她们会不会在事后给他递上一杯温茶，会不会轻声细语地跟他说话。对比着身边这个生命力强悍却粗枝大叶的女人，他心里的渴望就像烧得旺的火，烧得他心口发疼。
有一次，他实在忍不住，跟佐藤提了一嘴，说想看看日本艺妓。佐藤听了，哈哈大笑，拍着他的肩膀说“郝桑要是立功了，将来带你去东京，让你见识见识真正的艺妓”。
就是这句话，让郝永德心里的那点不甘和渴望，彻底变成了对“日本人”这个身份的羡慕。
他开始在午夜梦回时恨——恨自己为什么生在万宝山，为什么是个中国人，要是他是日本人，是不是就能住上干净的房子，是不是就能娶到温柔的女人，是不是就能不用看别人的脸色，活得体面又风光？这种恨像毒蛇，缠在他心上，越缠越紧，让他连呼吸都觉得疼。
他就这么浑浑噩噩地过着，一边拿着日本人的钱，一边听着村里人暗地里的骂声，一边在夜里羡慕着日本的日子。
他觉得自己活得从来没有这么好过——有日本人撑腰，父老乡亲和地方政府再恨他也不敢把他怎么样，佐藤还总夸他“可靠”，将来说不定真能去东京见识见识。
直到几天前，那伙人找上门来，他才第一次觉得，自己选的这条路没那么好走。
那天下午，天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郝永德正在堂屋里对着他看不顺眼的妻儿怒骂着，一边回味着长春城里那个日本女人的温柔。
突然听见院门口传来几声闷响，紧接着就是他那个二流子管家的惨叫。
他刚站起来，就看见三个穿着黑色短褂的男人走了进来，为首的那个男人个子不高，眼神却很利，像刀子一样扫过他的脸。
“你就是郝永德？”男人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一股压人的气势。郝永德心里咯噔一下，强装镇定地问“你们是谁”。“东北第一调查处的。”男人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亮给他看了一眼，“找你聊聊长农水稻公司的事，还有那三千亩地。”
郝永德的脸一下子就白了。他听说过东北第一调查处，这是张少帅最新成立的部门，据说都是些硬茬子，专管跟日本人有关的事。
可他很快就镇定下来——他是给日本人办事的，佐藤说了，蝗军在东北的势力大得很，这些调查处的人就算再横，也不敢动蝗军的人。
他心里有点恼怒，觉得这些人不识抬举，居然敢找上门来；也有点害怕，毕竟对方的眼神太吓人，身上的气势也不是他经常打交道的那些人能比的。
可更多的还是不屑——你们能把我怎么样？我背后有皇军，有佐藤，佐藤后面是板原征四郎那样的大人物，你们敢动我一根手指头试试？
“我不知道你们说的什么事。”郝永德梗着脖子，故意摆出一副傲慢的样子，“那三千亩地是租给韩国侨民的，跟我没关系。
长农水稻公司的事，我就是个跑腿的，具体的你们得问佐藤先生。”为首的男人听了，冷笑了一声：“郝永德，别跟我们装糊涂。那地是国有山地，你没资格租；那些韩国侨民是日本人控制的，你心里比谁都清楚。你拿日本人的钱，帮日本人占中国人的地，还敢说跟你没关系？”
郝永德的心跳得快了起来，额头上又开始冒汗。他想反驳，可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对方说的是实话，他没法反驳。
可他还是硬撑着：“我警告你们，我是跟佐藤先生合作的，你们要是敢动我，蝗军不会放过你们的。”为首的男人听了，没说话，只是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眼神里的寒意让郝永德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我们今天不动你。”男人最后说，“但你记住，不是不敢动，是时候没到。你帮日本人做的那些事，早晚得还。”说完，三个男人转身就走，留下郝永德一个人站在堂屋里，浑身冰凉，手里的算盘珠子掉在地上，噼里啪啦地响，像极了他此刻慌乱的心跳。
那天晚上，郝永德又没睡好。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白天那些遭遇。他有点怕了，怕那些人真的会对他动手，怕自己的好日子就这么没了。
可他又安慰自己——没事，他是给蝗军办事的，佐藤不会不管他的，那些调查处的人也就是吓唬吓唬他，不敢真的怎么样。他甚至开始在心里骂那些调查处的人，觉得他们多管闲事，坏了他的好日子。
后半夜，风又吹了进来，带着地里稻芽的腥气，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血腥味——他想起白天管家说，村里又有人去渠边跟韩国侨民冲突了，这次是李老二，被打断了一条胳膊。
他闭上眼睛，想把那些声音和念头都赶走，可脑子里却又浮现出佐藤说的东京的樱花，浮现出那些温柔的日本艺妓。
他又开始恨，恨自己为什么不是日本人，要是他是日本人，就不用怕这些调查处的人，不用听村里人骂他，就能安安稳稳地过那些体面的日子。
他并非完全没有良心，只是在历经岁月的磨砺和生活的沧桑后，他内心的良知早已被消磨殆尽。
然而，他却对这一切浑然不觉。他依旧沉浸在自己所仰仗的势力所编织的美梦中，殊不知自己早已成为第一调查处的眼中钉、肉中刺，被列入了死亡名单之中。
更可悲的是，他所依仗的势力，在即将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之际，竟然毫不犹豫地选择将他弃如敝履。不仅如此，为了谋取最大利益，他的“好朋友”佐藤甚至精心策划了一场残忍的阴谋——杀他全家并嫁祸给中国人，以此来制造更大的事端。
说到底，他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只是这盘棋局中的一颗微不足道的棋子罢了。他所收受的那些钱财，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也会如泡沫般迅速消散，变得一文不值。
对于这样一个背叛自己国家和民族的人，不仅他的同胞会对他嗤之以鼻，就连那些曾经收买他的敌人，也同样对他充满鄙夷和不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