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双脚踏上坚实的混凝土地面时，耗子张开双臂，仰天深吸了一口气，结果被混杂着江水腥气、煤烟味和城市尘埃的空气呛得连咳了好几声。
“咳咳……妈的，上海滩的味儿也这么冲！”他一边揉着鼻子，一边眼睛却不够用了，滴溜溜地转着，打量着码头上熙熙攘攘的人流、呜呜作响的拖船、以及远处外滩那些鳞次栉比的万国建筑。
水生提着最简单的行李包，沉默地站在我们身后。他换上了一件干净的旧夹克，身形依旧挺拔。
“走吧，先找个落脚的地方。”我紧了紧肩上挎着的帆布包，里面装着我们的全部家当——那九万二千块钱，被我分成了好几份，小心地藏在不同的地方。
我们三人，像三滴水珠，瞬间就汇入了上海街头汹涌的人潮。电车叮当作响，自行车铃声响成一片，穿着时髦的男男女女与我们擦肩而过，留下淡淡的香水味。耗子看什么都新鲜，时不时指着某个高楼大惊小怪。水生则始终沉默，只是下意识地护在我和耗子身侧，依然保持着在险恶环境里养成的习惯。
我们三人在码头附近找了家小旅社，开了一间房。房间狭小潮湿，墙皮有些剥落，但总算有个落脚的地方。
这一夜，耗子翻来覆去睡不着，一半是兴奋，一半是被隔壁房间的动静吵的；水生则站在窗前，望着外面的灯火，久久不动；我也辗转反侧，脑海里盘算着明天的计划。
第二天一早，我们便直奔东台路。这里是上海有名的古玩旧货集散地，三教九流，鱼龙混杂，正适合我们这样来历不明、又身怀隐秘的人呆着。
找到东台路时，街道刚刚苏醒。两旁是颇有年头的里弄房子，底层开着密密麻麻的店铺，招牌林立，什么“博古斋”、“藏珍阁”、“汲古阁”，名头一个比一个响亮。空气中弥漫着老木头、旧纸张和若有若无的檀香味。
我们沿着街道慢慢走，仔细打量着可能出租的铺面。最终，在一条支弄的拐角，看到了一张粗糙的红纸招租启事。门面很小，估计也就二十几个平方，门板是老旧的原木色，玻璃上蒙着灰。关键是，它带一个阁楼，人上去得弯着腰，但勉强能睡人。
通过隔壁杂货店老板牵线，我们见到了房东，一个精瘦的上海老克勒，姓顾，穿着灰色的确良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说话慢条斯理，眼神里透着生意人的精明。
“格个店面，位置嘛，稍微偏了一点点，”顾先生用带着浓重沪语口音的普通话说道，“但好在清净。阁楼嘛，本来是放杂物的，你们要住人，也行。租金嘛，一个月三百块，水电自理。”
三百块！这在当时绝对不是个小数目。耗子一听就要跳起来，被我暗中按住了。
我推了推眼镜，脸上堆起读书人特有的、略显局促的笑容：“顾先生，我们是小地方来的，刚到大上海，想做点小本生意，这租金……您看能不能再商量商量？我们保证爱惜房子。”
顾先生打量着我们三个，我像个落魄书生，耗子贼眉鼠眼不像好人，水生虽然沉默但一身江湖气，组合着实怪异。他皱了皱眉，可能觉得我们不像长租的客，犹豫了一下：“两百八，最低了。要租就付三押一。”
一番软磨硬泡，最终以每月两百六十块成交，付三押一，一下子就去掉了一千多块。握着那张简陋的租赁合同，我们总算在上海有了个立锥之地。
接下来几天，我们忙得脚不沾地。店铺简单打扫了一下，买了几节旧玻璃柜台，又从旧货市场淘来一张裂了缝的八仙桌和几把破椅子。装修是谈不上了，只是把墙壁重新粉刷了一下，显得亮堂些。
给店铺起名的时候，耗子嚷嚷着要叫“发财阁”、“聚宝斋”，被我和水生一致否决。我琢磨了很久，最后用毛笔在一块小木板上写了三个字——“三川阁”。
“三，指的是咱们兄弟三人。”我解释道，“川，既是咱们来的地方，也暗合《坤舆万川考》的那个‘川’字。也算有个念想。”
水生看着那三个字，默默点了点头。耗子咂咂嘴：“行吧，听着是比‘发财阁’有文化点儿。”
开业之初，我们手头虽然有几万块巨款，但那是安身立命的根本，不敢轻易动用。店铺里空空荡荡，总不能摆着空气做生意。于是，我们决定从最低成本的摆地摊开始。
我把从三峡带出来的一些零碎拿了出来，都不是什么紧要东西，几枚品相普通的清代铜钱，一个民国的黄铜水烟袋，还有几件造型古朴但材质一般的漆器。这些物件，与我们经历的那些惊心动魄的秘密相比，简直如同尘埃。此外，我们又去别的古玩市场批发了些最便宜的仿古瓷器、玉坠、印章石料，勉强把柜台和门口的地摊填充了起来。
“三川阁”就这么悄无声息地开张了。没有鞭炮，没有花篮，甚至连个像样的招牌都没有，只有那块手写的小木牌挂在门边。
生意果然清淡。东台路上老店林立，我们这新铺面又小又偏，一连几天都无人问津。耗子起初还干劲十足，每天早早开门，坐在门口吆喝，奈何他一口甘普，人家上海本地人根本听不懂，反而引来不少怪异的目光。后来他也泄了气，开始学着隔壁店铺伙计的样子，拎着个破茶壶，整天在门口晃悠。
水生话少，就默默地守着店铺，擦拭那些卖不出去的瓶瓶罐罐，或者拿着赵老六的药方，对着街上的中药房发呆。他的身体在慢慢恢复，但重活是肯定干不了了，肺部落下的病根，让他有时会忍不住低声咳嗽。
我则发挥我的“老本行”，一头扎进了上海图书馆。既然决定吃这碗饭，就不能总靠撞大运。我系统性地查阅江南地区，特别是明清以来的瓷器、木器、书画门类的资料，弥补自身在“流传有序”文物知识上的短板。那些发黄的旧书和档案，让我暂时从江湖的腥风血雨中脱离出来，找到了几分熟悉的学院气息。
转机发生在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一个穿着朴素、胳膊上戴着套袖的老太太，挎着个菜篮子，在我们店门口犹豫了半天，最后怯生生地走进来，从篮子里拿出一个沾着米粒的青花碗。
“同志，格个碗……你们收吗？”老太太带着浓重的本地口音，“屋里厢汰碗，觉着格个样式老，占地方。”
那碗看起来普普通通，白底青花，画着缠枝莲纹，碗沿还有个小豁口，里面甚至还有没倒干净的米粒。耗子瞥了一眼，就没了兴趣，挥挥手想打发走。
我却心里一动。让老太太把碗放在柜台上，拿出放大镜，仔细看了起来。胎质细腻，青花发色沉稳，特别是那缠枝莲的画法，笔意流畅，带着明末民窑特有的那种随意和不羁。碗底的沾圈和磨损痕迹自然，绝不是做旧能仿出来的。
“阿婆，格个碗侬想卖几钿？”我学着用生硬的上海话问。
老太太愣了一下，似乎没想到我真会问价，犹豫着伸出两根手指：“二……二十块，行吗？我想买点毛线。”
耗子在旁边直拽我衣角，意思是这破碗五块钱都不值。
我没理他，对老太太笑了笑：“阿婆，格个碗是老物件，不止二十块。我给您五十块，您看行不行？”
老太太惊呆了，连连摆手：“勿要嘎多，勿要嘎多，二十块就好，二十块就好！”
最后，我硬是塞给了她五十块钱。老太太千恩万谢地走了，边走边嘀咕：“碰到好人了，碰到好人了……”
耗子等老太太走远，立刻跳了起来：“教授！你疯啦？五十块买这么个破碗？这够咱们吃多少顿大餐！”
水生也疑惑地看着我。
我没解释，小心地把碗清理干净，特别是那个小豁口，用细砂纸轻轻打磨了一下，不至于划手。然后把它单独放在柜台最显眼的位置，下面垫了块红丝绒布。
第二天，一个穿着中山装、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在店门口驻足，目光一下子就被那个碗吸引住了。他走进来，拿起碗仔细端详了半晌，又掏出随身带的强光手电照了照胎底。
“老板，格个碗什么价钱？”他抬头问我，语气沉稳。
“一千二。”我报了个价。这是我结合市场行情估算的大致价格。
中年男子眉头都没皱一下，只是又看了看碗，然后干脆利落地说：“一千块，我现在就要。”
耗子在旁边听得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使劲掐自己大腿。
我故作沉吟片刻，点了点头：“成交。”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等那中年男子拿着碗心满意足地离开，耗子一把抢过我手里那十张百元大钞，翻来覆去地看，声音都变了调：“我……我滴个亲娘哎！五十块变一千块？教授，你……你这是点石成金啊！”
就连一直没什么表情的水生，嘴角也微微动了一下。
我把五百块收起来作为本金，另外五百块递给耗子：“拿去，改善伙食！剩下的，算是咱们‘三川阁’开张的第一笔利润！”
这件事，像一剂强心针，让我们仨低迷的士气为之一振。它证明了我的眼光和知识在这行当里确实有用武之地，也让我们看到了在这上海滩立足的希望。
耗子的积极性被彻底调动起来，他开始有意识地跟周边店铺的伙计、还有那些背着包、专门跑乡下收货的“铲子”们套近乎，递根烟，吹吹牛，慢慢也建立起一些初步的信息网络。虽然得到的多是些边角料的消息，但总算不再是睁眼瞎。
“三川阁”依旧简陋，生意也远称不上兴隆。但在这陌生的城市里，我们这三个来自川江的异乡人，总算磕磕绊绊地，扎下了一点点微弱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