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闹的校园像是被按了静音键，没一会儿就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呼吸。
我站在八人宿舍中央，望着窗外那条弯得像姑娘腰肢的街道。
三三两两的毕业生背着包、提着箱，慌慌张张的，活像逃难。
指间夹着支烟，宿舍门大敞着。
德林凑过来，压低声音：“飞哥，学生会的还没走呢，毕业证还没到手。”
这小子是我老乡，一个县出来的，关系铁得很。
我咧嘴一笑，吐了个烟圈：“今儿倒要看看，哪个孙子敢来找茬。
一张破中专毕业证，谁稀罕？”
德林眼睛一亮，凑得更近了：“哥，给根烟，压压火。”
我递过烟给他点上，他吸了两口，突然指着远处的巷子笑：“还记得那录像厅不？”
我噗嗤笑出声：“都快二十的人了，还提这个。”
那巷子是德林挖出来的。
至今想不通，那么隐蔽的地方他怎么找着的。
我们学校管得严，一到周末放闸，他准没影。
直到某天清晨，周子早起开窗，瞅见他鬼鬼祟祟从巷子里钻出来——我们把他按在床上拷问，这才抖了底。
原来他每周末都泡在私人录像厅，过了午夜老板加价，就开始放带颜色的港片。
这小子看完第一次就像着了魔，说那玩意儿有毒，越看越上瘾。
我们几个听他说得活色生香，没多久也跟着沦陷了。
就这么疯了大半年，直到某个深夜，外面突然一阵乱。
我们被搡进警车，拉到个大院里才开始发怵。
登记信息时，我挨了两巴掌，德林被踹了几脚，最后在“滚”的呵斥声里落荒而逃。
那条巷子，从此成了心里的疤。
第二天被老师叫到办公室，那中年女人上下打量我们半晌。
撇着嘴嘲讽：“长本事了？眼睛舒服，还是哪儿舒服？”我们吓得不敢吱声。
还记得刚入学时，校长在大会上拍着胸脯说，学校六十年历史，毕业就能进油田、机械厂，都是未来的干部。
“铁饭碗”“干部”，这些词听得人热血沸腾，操场上掌声雷动。
我们怕被退学，那可是父母一辈子的指望。
老师盯着我时，我慌忙低头，余光扫过她臃肿的身材，突然想起港片里的画面，脸腾地红了。
办公室里人来人往，我们像被扒光了似的，被看得头都抬不起来。
临走时，还听见后面传来嗤笑：“毛都没长齐，还想作妖。”
就这么揣着“四年后当干部”的梦，浑浑噩噩混了四年。
1997年我们笑着进校园，2001年的今天，连哭的力气都没了。
狗屁的改革，悄没声息就把我们这群人抛进了人潮里。
宿舍已经空了，地上乱糟糟的。
我对德林说：“咱把509拾掇拾掇再走。”不管这学校多不咋样，四年光阴总在这儿。
梦想和希望到今天全结了束，明天起，各归各的尘土。
收拾完锁上门，下楼经过门卫室，平时严厉的大叔突然温和起来：“路上小心，有空回来看看。”
我递过去一支烟，说：“一定回来。”
说这话时鼻子发酸，德林站在旁边，面无表情，猜不透他在想啥。
出了宿舍楼右拐，就是五层的教学楼，学校的标志性建筑。
正好赶上学弟学妹下课，窗户里探出一颗颗脑袋。
我突然想喊一嗓子，停下脚步拢起手喊：“再见了！广州见！”
楼里炸开锅，有笑的，有应的，更多的是迷茫吧。
我们的今天，或许就是他们的明天。
保卫科老师走过来，笑着却带着严肃：“同学，保持安静，要上课了。”
是啊，再讨厌，也是母校。
我应着“这就走”，楼上的学生反倒更兴奋，齐声喊了起来。
年轻真好啊，再难过再痛苦，也敢把情绪喊出来。
走出校门的瞬间，眼泪突然掉了下来。
16岁来这儿时，对城市满是好奇和不安；
20岁要离开，却不知道未来在哪儿。
想起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父亲抹着泪念叨：“娃子，以后是铁饭碗了。”心口就像被攥住似的疼。
九十年代的我们，早不是为自己活的，肩上扛着整个家的指望。
可一张“不包分配，自主就业”的公文，就把所有人的梦砸得稀碎。
其实我不怕打工，2000年的北上广，多少人在那儿讨生活，别人能扛，我也能。就是怕回家面对父母。
一路无话，我和德林坐上回县城的车。
六月的麦田翻着金浪，一眼望不到头。在这该收获的季节，我们倒像被命运戏耍了一场。
到了汽车站，和德林约好明天火车站碰头，就各自散了。
没别的选，打工也是为了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