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的旧金山港，咸涩的海风裹着雾汽，吹得朱成碧鬓角的碎发贴在脸颊上。“威尔逊号”邮轮缓缓靠岸时，她扶着栏杆往下望，码头上挤满了接机接船的人，举着纸牌的手在雾里若隐若现，华人面孔零星夹杂其中，让她想起上海十六铺码头的热闹，却又多了几分陌生的疏离。
陈玄提着两个沉甸甸的行李箱走在前面，箱子里装着上海的丝绸样品、几罐龙井，还有厚厚的一叠账本——那是他们在上海做贸易时的记录，密密麻麻记着供货方、运输路线和客户反馈，是他们仅有的“资本”。“先去华人商会，”他回头对朱成碧说，声音带着点疲惫，却很坚定，“路易之前写了推荐信，说商会的周会长是上海人，或许能帮上忙。”
出海关时，他们遇到了第一个难题。海关官员拿着丝绸样品反复查看，用生硬的中文问：“这些货物的进口许可呢？用途是什么？”朱成碧心里一紧，在上海做贸易时虽也常跟海关打交道，但美国的规则她一无所知。陈玄却镇定地掏出账本，指着上面的客户记录：“这些是样品，之前在上海与欧洲客户有长期贸易合作，现在想来美国拓展市场，所有记录都可追溯，保证合规。”或许是账本上工整的字迹和详细的明细让官员放下了戒心，最终顺利放行，只是提醒他们尽快办理营业执照。
找到华人商会时，已经是下午。周会长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穿着中山装，说话带着上海口音，听他们报出路易的名字，又翻看了账本，眼神里多了几分认可：“路易在旧金山的华人圈子里名声不错，说你们在上海做贸易时最讲诚信，连战乱时都没误过单子。现在刚到美国，不容易，我帮你们找个临时住处，再介绍几个货运的活儿，先立足再说。”
临时住处是唐人街一间带阁楼的小公寓，楼下是家面馆，油烟味能飘到二楼。朱成碧收拾阁楼时，发现窗户正对着一条小巷，巷子里有华人孩子在追跑，用上海话喊着“捉特务”，让她瞬间红了眼眶。陈玄靠在门框上，手里拿着周会长介绍的货运单子：“明天就去接第一单，把唐人街几家餐馆的新鲜食材从港口运过来，虽然利润少，但能熟悉路线。”
第二天一早，他们租了辆二手卡车，陈玄开车，朱成碧坐在副驾上记路线。旧金山的街道起伏很大，上坡时卡车发动机“突突”响，像要随时熄火。第一家餐馆的老板是广东人，见他们是上海来的，笑着说：“听说你们在上海能把货从苏州运到租界，再难的路都能走，以后我的货就交给你们了。”那天他们跑了五家餐馆，回到公寓时已经是深夜，两人累得倒头就睡，梦里全是上海的黄浦江和朝歌食肆的粥香。
1949年底，他们靠着接货运单子和零星的丝绸贸易，攒下了第一笔钱。在周会长的帮助下，他们租了唐人街附近一间小办公室，挂出了“江海实业公司”的牌子——“江海”两个字，既念着上海的黄浦江，也望着美国的太平洋，想把两地的生意连起来。开业那天，路易从法国寄来一束鲜花，附信说：“听说你们开了公司，真为你们高兴，欧洲的客户还在问丝绸的事，以后可以继续合作。”
公司刚起步时，只有他们两个人，陈玄跑业务、管运输，朱成碧管财务、对接客户。有一次，他们接了个从旧金山运丝绸到洛杉矶的单子，路上遇到暴雨，卡车在高速上抛锚。陈玄冒雨去附近的小镇找修理铺，朱成碧守在卡车旁，怕雨水淋湿丝绸，把自己的外套盖在货箱上。等修好车赶到洛杉矶时，比约定时间晚了半天，客户脸色不好看，朱成碧赶紧拿出备用的丝绸样品，解释说：“虽然晚了，但所有丝绸都检查过，没有受潮，要是您不满意，我们愿意赔偿运费。”客户看着她冻得发红的手和完好的丝绸，最终松了口气：“你们做事这么细心，以后我的货还找你们。”
这件事让他们意识到，光靠传统运输和贸易，利润有限，还容易受天气、路况影响。陈玄开始琢磨转型，他常去旧金山的图书馆，翻查战后美国的行业报告，看到“电子元件”“精密仪器”等词汇频繁出现，又听周会长说，很多美国工厂在战后需要扩大生产，科技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心里渐渐有了想法。
1950年1月，旧金山举办了一场工业博览会，陈玄特意去了。展厅里摆满了收音机、小型发电机，还有他从没见过的电子管，几个穿着白大褂的工程师正在演示如何组装精密仪器。他站在旁边看了半天，不懂就问，工程师们见他好奇，也愿意解答。其中一个叫汤姆的工程师，听说他在做运输生意，笑着说：“现在很多科技公司需要把零件运到各地工厂，要是你们能提供更专业的运输服务，比如防震、防潮的包装，肯定能有市场。”
陈玄把汤姆的话记在心里，回来后和朱成碧商量：“咱们不能只做普通货运，得往科技上靠。美国现在缺的不是运输公司，是能懂科技产品需求的运输方，要是咱们能同时做科技产品的进出口和专业运输，说不定能打开局面。”朱成碧虽然对科技行业不熟，但信任陈玄的判断，她拿出账本：“咱们现在有十几万美金的积蓄，够不够先雇个工程师，再租个小仓库放科技样品？”
他们很快找到了汤姆——他刚从一家电子厂离职，想找份更灵活的工作。第一次见面时，汤姆拿着一份电子元件的清单，问：“你们知道不同型号的电子管需要什么样的运输温度吗？要是温度波动超过5度，元件就会报废。”陈玄坦诚地说：“我们现在不懂，但愿意学，而且我们在上海有过复杂环境下运输的经验，知道怎么规避风险，您愿意教我们，我们可以给您开更高的薪水。”汤姆被他们的诚意打动，答应加入。
有了汤姆的帮助，他们开始系统学习科技知识。朱成碧每天晚上都要翻查电子元件的资料，记不住专业术语，就用中文标注；陈玄则跟着汤姆去工厂考察，了解生产流程，学习如何与科技公司对接。1950年3月，他们接到了第一笔科技产品的单子——给旧金山一家电子厂运输一批电子管到西雅图，要求全程温度控制在20-25度。汤姆设计了带恒温装置的货箱，陈玄亲自跟车，每隔两小时就检查一次温度，最终按时交付，电子管完好无损。工厂老板很满意，说：“没想到华人公司能把科技产品运输做得这么专业，以后我们的单子都交给你们。”
随着科技运输业务的拓展，他们又发现了新的机遇——东南亚很多国家在战后需要重建，急需电子元件、小型发电机等科技产品，但美国的科技公司很少有对接东南亚的渠道。朱成碧想起在上海时，小石头曾说过东南亚有不少华人商会，或许可以合作。她给小石头写了封信，让他帮忙联系东南亚的华人商家，没想到没过多久，小石头就回信了，说已经联系上新加坡的华人商会，对方愿意代理他们的科技产品。
1950年6月，他们的第一批电子元件通过海运运往新加坡。为了确保货物安全，陈玄特意设计了“运输+安装指导”的打包服务，派汤姆的助手跟着船去新加坡，帮助当地商家安装调试。这次合作很成功，新加坡的商家反馈说：“江海公司的产品质量好，服务也到位，以后要长期合作。”靠着东南亚市场，他们的科技产品进出口业务很快走上正轨，公司利润翻了一倍。
与此同时，陈玄也没忘了造船业的想法。他知道，要做跨洋运输，没有自己的船不行，而且造船业需要大量的科技支撑，正好能和他们的科技业务结合。1950年8月，他带着汤姆去了旧金山的一家造船厂，想寻求合作。造船厂的老板怀特先生一开始并不重视，觉得他们只是个小运输公司，没能力涉足造船。陈玄却拿出了详细的计划：“我们可以为造船厂提供精密仪器的运输服务，同时帮你们对接东南亚的船舶设备需求，比如船上的导航仪、通讯设备，这些都是我们现在能提供的科技产品，我们还可以分享东南亚的市场数据，帮你们拓展业务。”怀特先生看着他们的科技业务报表和东南亚市场分析，渐渐动了心，答应先从船舶设备的供应和运输开始合作。
1950年10月，“江海实业公司”搬进了更大的办公室，员工从最初的2人增加到了15人，有华人也有美国人，业务涵盖了科技产品进出口、专业运输、船舶设备供应。朱成碧坐在新办公室的窗前，手里拿着小石头刚寄来的信，信里说：“上海解放后，食肆扩大了，雇了十个伙计，每天都有很多人来喝粥；杂货铺现在做国内贸易，把江南的丝绸卖到东北，生意很好。朱老板、陈哥，你们在美国要好好的，等以后有机会，我想看看你们的公司。”
陈玄走过来，递给她一杯咖啡——这是他在美国学会喝的，以前在上海只喝绿茶。“汤姆刚才说，我们代理的新一批导航仪下周就能到货，怀特先生的造船厂已经订了十台。”他看着窗外旧金山的街景，眼里满是憧憬，“等我们再积累几年，就造自己的船，从旧金山开到上海，开到新加坡，真正把‘江海’的名字，刻在跨洋的航线上。”
朱成碧点点头，喝了一口咖啡，有点苦，却也透着股提神的劲儿。她想起1945年在鲁南前线送药品的日子，想起1949年离开上海时码头的挥手，那些经历不是用来换取资本的筹码，而是刻在骨子里的韧性——让他们在陌生的美国，能靠着学习和坚持，从货运做起，一步步走进高科技行业；让他们在跨洋的浪潮里，始终记得“江海”的初心，把不同的土地连起来，把温暖和希望传下去。
1950年的冬天，旧金山下起了小雨，江海公司的办公室里却很热闹。员工们正在忙着整理东南亚的订单，汤姆在黑板上讲解新的电子元件特性，陈玄在和怀特先生通电话，讨论船舶设备的改进方案，朱成碧则在写回信，告诉小石头美国的情况，说等春天到了，要把美国的樱桃运到上海，让他们尝尝跨洋的甜。
窗外的雨渐渐停了，夕阳透过玻璃照进来，落在“江海实业公司”的招牌上，镀上了一层暖金色。朱成碧知道，这只是开始，未来还有更长的路要走，还有更多的挑战要面对，但只要他们像在上海时那样，守着诚信，抱着学习的心态，就一定能在跨洋的潮起中，筑起属于“江海”的坚实根基，等着有一天，能把航船开回黄浦江，开回那个满是粥香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