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三年秋，本该是一个充满希望与喜悦的收获季节。由格物院农学系引种推广的番薯、玉米、马铃薯等高产作物，在山东、河南、陕西、北直隶等地的试验田和早期推广区，确实结出了累累硕果。地方官员奏报中“收成数倍于黍稷”、“民心欣喜”、“活命粮”等字眼，让朝堂之上关心民生的官员倍感欣慰。天启皇帝朱由校在御前也难得地露出了笑容，对沈惊鸿、徐光启等人推动的格物兴农之策大加赞赏。
然而，这片丰收的喜悦之下，一股潜藏已久、足以颠覆王朝根基的暗流，却因这“丰收”而被骤然引爆，并以一种极其尖锐的方式，冲上了朝堂，引发了天启朝开年以来最为激烈的争论。
这一日的常朝，气氛原本因各地的丰收喜报而显得轻松。然而，当轮值御史奏事时，河南道监察御史杨涟（借用此历史名臣，设定其在此时间线仍为御史）出班，手持笏板，面容沉痛，声音带着压抑不住的激愤：
“陛下！臣杨涟有本奏！近日各地喜报丰收，臣本应与诸臣工同贺！然，臣闻河南、山东等地，虽有番薯玉米之丰，然民间却有‘丰年饥馑’之怪象！无数农户手持新收之薯、之谷，却面无喜色，甚有鬻儿卖女者！臣初闻不解，细查之下，方知此乃田制崩坏，兼并酷烈之恶果也！”
此言一出，满朝皆惊。连龙椅上的天启帝都坐直了身体，皱起了眉头。
杨涟继续慷慨陈词，字字泣血：“陛下！太祖定制，民有恒产，方有恒心。然时至今日，各地藩王、勋贵、官绅、豪强，倚仗权势，巧取豪夺，兼并土地，无休无止！寻常农户，或因天灾，或因赋役，或因高利盘剥，稍有困顿，则田产尽失，沦为佃户流民！如今虽有高产新种，然其田何在？其利谁享？”
他具体举例：“臣查河南某县，七成良田尽归福王府及地方缙绅！农户佃其田，岁收之粮，大半需交予田主作为地租，所余寥寥，仅堪糊口，遇有婚丧嫁娶、官府摊派，则立陷绝境！此番薯玉米之丰，于田主而言，乃是锦上添花，租息更厚；于佃户而言，不过是多交了几斗租谷，依旧在温饱线上挣扎！此非臣妄言，各地奏报所谓‘民心欣喜’者，恐多是那些坐拥千顷万亩的田主豪强！而真正耕种土地的升斗小民，何喜之有？！”
他最后将矛头直指核心：“陛下！此土地兼并之祸，非止河南、山东，实乃遍及南北之痼疾！长此以往，国朝根基动摇！农户无立锥之地，则国家税赋何出？流民遍地，则天下何以安宁？昔日汉唐之衰，莫不始于田制崩坏！今我大明，岂可重蹈覆辙？！臣恳请陛下，明察秋毫，抑制兼并，清丈田亩，限田均赋，以安天下民心，固我社稷之本！”
杨涟这番奏对，如同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瞬间在朝堂上炸开了锅。
“陛下！杨御史此言大谬！”立刻有官员出班反驳，多是出身江南、湖广等地的士绅代表，或与藩王、勋贵关系密切者，“田土买卖，自古有之，乃两厢情愿。岂可妄加‘兼并’之名？清丈田亩，徒然扰民！限田均赋，更是与民争利，违背祖制！如今既有新种增产，民食渐足，正宜与民休息，何故再兴事端？”
实干派官员中，意见也出现了分歧。一部分如徐光启般深谋远虑者，深知土地问题乃根本，支持杨涟，认为必须着手解决。徐光启出列道：“陛下，杨御史所奏，确为实情。格物院新种，可解一时之饥，然若土地不均，则如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终难持久。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此非盛世之象！臣以为，清丈田亩，查明实数，乃整顿赋役、抑制兼并之第一步，势在必行！”
然而，另一部分实干派官员则顾虑重重。他们担心，在辽东未靖、内帑空虚、且魏忠贤虎视眈眈的情况下，贸然触动天下最庞大的地主集团——藩王、勋贵、官绅的利益，会引发巨大的政治动荡，甚至可能使刚刚起步的各项改革（如养廉银、边防革新）毁于一旦。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巩固现有成果，土地问题可徐徐图之。
而阉党集团则冷眼旁观，暗中窃喜。魏忠贤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打击异己、攫取权力的好机会。他完全可以利用“清丈田亩”这把刀，指向那些不依附自己的官员和地方势力，借机安插亲信，抄家敛财。
朝堂之上，顿时分成了几派：以杨涟为代表的激进改革派，要求立即采取措施抑制兼并；以部分江南士绅为代表的保守派，坚决反对触动现有土地格局；以部分实干派为代表的稳健派，主张谨慎行事；还有伺机而动的阉党。各方引经据典，争吵不休，场面一度失控。
天启帝朱由校被这突如其来的复杂局面弄得有些头疼。他本能地觉得杨涟说的有道理，农户无地，确是国家大患。但反对的声音如此激烈，牵涉的利益如此庞大，让他一时难以决断。他看了一眼一直沉默不语的几位阁臣，又看了看争论不休的百官，最终有些烦躁地挥了挥手：“此事……容朕细思。退朝！”
朝堂上这场关于土地问题的风暴，很快便通过塘报和私人信件传到了山海关。沈惊鸿仔细阅读了杨涟的奏章抄本和朝议记录，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他既欣慰于终于有人将这个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又深感问题的棘手与沉重。
“土地兼并……三百年周期律的根源之一……”沈惊鸿放下文书，走到窗前，望着关外苍茫的大地。他深知，这个问题比对付皇太极、推广新作物、甚至推行养廉银都要困难千百倍。这触及的是整个帝国统治阶层的核心利益，是盘根错节了二百多年的沉疴痼疾。
高产作物的推广，像是一剂强心针，暂时缓解了帝国的粮食焦虑，却也像一面放大镜，将土地分配极度不公的矛盾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这印证了那个道理：技术可以解决生产效率问题，却无法自动解决社会分配问题。
“不能硬来……”沈惊鸿喃喃自语。他知道，在目前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下，强行推行激进的土改，无异于引火烧身，很可能导致改革事业全面崩盘。但也不能坐视不管，任由这脓疮继续溃烂。
他需要想一个办法，一个既能逐步化解土地矛盾，又能在政治上可行，甚至能争取到部分既得利益者支持（或至少减少阻力）的策略。或许，可以从“清丈田亩”入手，但目的不在于立即“限田”，而在于摸清家底，为后续的税制改革（如推行“摊丁入亩”）打下基础？或许，可以鼓励开发边远地区的荒地，分流一部分无地农民？或许，可以利用海贸和新兴手工业，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
一个个念头在他脑海中飞速旋转。他知道，自己必须尽快拿出一套更周全、更具操作性的方案，参与到这场关乎国运的辩论中去。农业的突破带来了希望，也带来了更深刻的挑战。前路依然迷雾重重，但他别无选择，只能在这历史的十字路口，为这个古老的帝国，摸索出一条能够摆脱三百年宿命的求生之路。关外的风，带着深秋的寒意，预示着又一个严冬的来临，而大明帝国内部的这场“土地之殇”，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