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一个就是支前任务重。
上级要求的军鞋、军粮、炒面任务一波接一波，数量大、时间紧。
老乡们觉悟高，都咬牙支持，但确实占用了大量青壮劳力和畜力，眼看春耕就要开始，人力畜力都显不足，部分群众家里存粮消耗也大，心里有点发慌。”
“第二个，是镇反运动深入以后，社会秩序好了，但也牵出不少历史旧账，有些小地主、旧职人员问题不大但很恐慌，生产积极性不高。
如何精准把握政策，既不放过一个反革命，也不扩大化影响生产，这个度，我们还在摸索。”
“还有，就是上级这段时间一直强调的反贪污、反浪费、反腐败的‘三反’苗头。”
张文杰说到这里，看了一眼桌上那篮礼物，语气更加郑重，“虽然还没发现大的贪腐问题，但像接受群众礼物这类‘小事’，在一些干部思想里确实不觉得是问题，甚至认为是‘干群关系融洽’的表现，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很普遍，也很危险。”
张文杰的语气变得更加严肃，他向前倾了倾身体，继续汇报：“更值得警惕的是，讲排场、比待遇的细微苗头又开始冒头了。
比如，有的科局下去检查工作，开始讲究起吃喝标准，觉得粗茶淡饭‘没面子’；
个别同志开始打听其他地区同级干部的待遇，攀比办公条件、配车标准；
甚至有些会议上，空话、套话多了起来，实实在在研究问题的风气反而淡了。”
他看了一眼陈朝阳凝重的表情，深吸一口气，说出了最关键的判断：“这种种迹象，根子上是一种思想上的松懈。
部分同志觉得革命胜利了，枪杆子握牢了，可以稍微松口气，享受一下‘革命的果实’了。
这种‘革命到头’的思想，比一两个贪腐分子更可怕……”
“而且，首长，”徐卫华接过话头，眉头紧锁，“这股风不仅仅在干部中间。
一些群众，特别是和我们机关打交道多的村镇干部、积极分子中间，也出现了不好的攀比风气。
比如，哪个村给工作队送的慰问品更‘丰盛’一点，哪个军属得到的照顾更多一点，都会成为他们私下比较的话题。
虽然都是出于对党和政府的拥护，但这种拥护如果表现在物质攀比上，就变了味。”
“这种风气，最近……或许是因为支前任务重，各级检查督导来得频繁，下面的人又想‘表现’，或许是因为外界某些地区传来的不好习气的影响，这股风似乎又有点死灰复燃的迹象。
虽然还没成气候，但我们必须向您汇报这个苗头。”
徐卫华接着补充道：“公安线上压力也大。既要保证支前物资运输线的安全，防止敌特破坏，又要配合镇反，还要处理因为支前和运动产生的新的人民内部矛盾，警力确实捉襟见肘。”
陈朝阳听得很仔细，手指无意识地在膝盖上轻轻敲着，这是他在深度思考时的习惯。
他没有立刻给出答案，而是先问了几个问题：
“春耕畜力不足，有没有统计过具体缺口？专区农机站能发挥多大作用？”
“对恐慌的中间阶层，有没有派人去做过细致的政策解释工作？有没有具体的团结对象？”
“你们提到的干部思想松懈问题，有没有抓一两个典型事例，在干部会议上进行剖析警示？”
听到陈朝阳切中要害的提问，张文杰和徐卫华精神一振，这正是他们期盼的指点。
两人稍作思考，便逐一认真汇报起来。
针对春耕畜力问题，张文杰回答得最为具体：“回首长，缺口已经初步统计了。
全区至少还缺两百头以上的大牲口，主要集中在本就薄弱的几个乡。犁、耙等大型农具也缺得厉害。”
他眉头微皱，“专区农机站现在能发挥的作用还很有限，主要是以维修和打造小型农具为主。
只有较少的拖拉机，许多因为支前工作被拉到了前线，现在全专区，四县一镇，机械化没有抗美前那么充裕，少部分只能在城郊几个示范村转转，解决不了大问题。
我们目前的思路是：
第一，内部挖潜，组织各县乡、村之间互换牛工，协调畜力互助；
第二，已经打报告给上级供销社，请求他们想办法向外地采购一批牲口，但渠道都是大问题；
第三，鼓励人力替代，发扬‘人拉犁’的精神，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效率太低，人也太辛苦。”
关于中间阶层的恐慌问题，张文杰回答：
“政策解释工作在做，但效果不一。
我们组织工作队下去开过会，宣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政策。
也抓了典型，我们也树立了‘开明士绅’，给了安置，效果不错，稳住了附近一片类似情况的人心。”
但他话锋一转，露出难色，“但更多的是观望和怀疑。
很多人表面顺从，生产积极性却不高。
我们缺的是大量能沉下去、有耐心、懂政策的干部，去一家一户地做工作。
目前…主要还是靠基层农会和民兵组织在带动，方式有时比较粗糙，可能反而加剧了紧张。”
谈到干部思想问题，徐卫华接过话茬，语气变得严肃：
“首长，典型事例有，正要跟您汇报。上个月，县供销社的一个副主任，下去收山货，暗示老乡把好货便宜点卖给他，他可以在收购价上‘抬抬手’。
虽然就为占了几斤核桃、蘑菇的小便宜，但影响极坏！
我们已经内部通报了这件事，给了他警告处分，调离了岗位，并在上次全区干部大会上作为‘糖衣炮弹’的典型进行了批判，震动很大。”
徐卫华顿了顿，声音低沉了些，“但还有一种苗头更值得警惕。
有些干部，觉得革命成功了，该享受一下了，开会要抽好烟，吃饭要讲究个四菜一汤，虽然没花公款，但这种风气和追求，跟咱们艰苦朴素的传统背道而驰。
这种思想上的‘小口子’，比贪几斤蘑菇更难抓，也更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