绯袍加身，恩宠正隆，并不意味着前路坦途。杨士奇深知，陛下将他放在左春坊左庶子与翰林院侍讲学士的位置上，既是重用，也是考验。尤其是在翰林院这个清流汇聚、最重资历与声望的地方，他这“幸进”之名，需要一场真正的“正名”。
机会很快到来。按制，翰林院侍讲学士需轮值经筵，为皇帝及太子讲读经史。这一次，轮到了杨士奇主讲，题目是《尚书·洪范》篇中“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一节。此节关乎君王权柄，微言大义，最是考验讲官的学识与立场。
消息传出，翰林院内外诸多目光再次聚焦。不少等着看他笑话的人暗自窃喜，《洪范》深奥，讲读极易出岔子，更何况涉及敏感的君权话题。若他只会照本宣科，必被讥为庸才；若肆意发挥，稍有差池，便是忤逆之罪！
讲筵之日，文华殿内庄严肃穆。永乐皇帝朱棣端坐御榻，太子朱高炽于侧席聆听，一众翰林院官员、东宫属官皆按品秩陪列。气氛凝重，落针可闻。
杨士奇身着绯袍，手持书卷，稳步登上官讲之位。他目光扫过台下，看到了陛下深沉难测的眼神，太子隐含期待的目光，以及诸多同僚或审视、或质疑、或幸灾乐祸的表情。
他深吸一口气，摒弃杂念，开始讲读。声音清朗，吐字清晰，先依古注，将“作福”、“作威”、“玉食”的本义解释得明白透彻，肯定了君王独掌赏罚、威仪、享用的至高权力。
这开头中规中矩，台下有人微微颔首，有人则露出“不过如此”的失望神色。
然而，杨士奇话锋随即一转，引经据典，声音沉稳而有力：
“然，臣窃以为，君王之作福、作威、玉食，非为恣意妄为，实乃代天牧民之重器。《洪范》后文有云：‘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此非仅禁臣下僭越，更是警醒人君，需慎用此三柄！”
他略微提高声调，目光坦然迎向御座上的朱棣：
“何谓慎用？作福，当赏有功，而非滥施恩幸，使小人得志；作威，当罚有罪，而非滥用刑罚，使忠良寒心；玉食，当合礼制，而非穷奢极欲，使民力凋敝。故《大学》言：‘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君王威福，唯有合于天道，顺乎民心，方能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江山永固，社稷长安！”
他没有停留在对君权的简单颂扬，而是深入阐释了权力背后的责任与约束，将其与儒家“民本”、“德治”思想紧密结合。这番见解，既维护了皇权的绝对性，又赋予了其深厚的道德内涵与治国要求，格局宏大，立意高远，远超寻常寻章摘句的腐儒之见！
殿内一片寂静。许多原本抱着看热闹心态的翰林官员，此刻也不禁露出沉思之色。太子朱高炽更是听得连连点头，眼中异彩连连，觉得此言深合他“仁政”的理念。
朱棣端坐御榻，面容依旧沉静，但那双锐利的眼眸中，却闪过一丝极难察觉的赞赏。他需要的是能帮他治理天下、稳固江山的能臣，而非只会歌功颂德的应声虫。杨士奇这番讲论，正合他雄才大略又注重实务的胃口。
“嗯，”朱棣缓缓开口，打破了寂静，“杨卿所论，颇得《洪范》精要。君王秉权，自当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尔等翰苑之臣，日后讲读，当以此为例，务求明体达用，非徒记诵辞章而已。”
一句“明体达用”，等于肯定了杨士奇的讲学，也为他日后在翰林院立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臣等谨遵圣谕！”台下众官齐声应道，再看杨士奇的目光，已大为不同。那抹绯袍，此刻在他们眼中，似乎不再仅仅象征恩宠，更代表着实实在在的学识与见地。
经筵散去，杨士奇随着人流走出文华殿。阳光正好，洒在宫廷的玉阶丹陛之上。他能感觉到，身后那些目光中的质疑与轻视，已然消散大半，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复杂的敬畏。
“东里！”太子朱高炽快步跟上，脸上洋溢着兴奋的红光，“讲得太好了！深入浅出，发人深省！孤受益匪浅！”
“殿下过奖，此乃臣之本分。”杨士奇谦逊道。
“诶，莫要过谦！”太子压低声音，“经筵之上，能得父皇一句‘明体达用’之评，殊为不易！东里，你在翰林院，算是站稳了！”
杨士奇微微颔首。他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经筵上的成功，只是让他获得了初步的认可与尊重。真正的挑战，来自于接下来的实务，以及那无处不在的政治暗流。
但他此刻心中，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凭借真才实学挣来的地位，远比依靠恩宠或钻营来得稳固。
他抬头望向湛蓝的天空，那身绯袍在阳光下，似乎也不再那么沉重，反而透出一种历经砥砺后，愈发沉稳的光芒。
前路依旧艰险，但他手中，已握有了更坚实的凭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