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山河所在的监区“号长”，名叫孙德才，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他并非因为暴力犯罪进来，而是因为贪污受贿，刑期不短。此人面皮白净，戴着副破旧的黑框眼镜，看起来有几分斯文，但一双眼睛总是习惯性地眯着，透着一股精明和算计。他能当上“号长”，靠的不是武力，而是懂得钻营，会来事，能把上面（狱警）打点得舒服，也能把下面（犯人）管得“服服帖帖”——至少表面如此。
孙德才早就注意到了陈山河。这个新来的“9417”名声太大，让他感到了某种潜在的威胁。一个曾经称霸一方的枭雄，哪怕落了难，虎死威犹在。陈山河初来时表现出的沉默和隐忍，孙德才看在眼里，却并未放松警惕。他深知，越是能忍的人，爆发起来就越可怕。浴室风波后，陈山河在犯人中无形建立起的特殊地位，更让孙德才觉得，必须进一步摸清这个人的底细和底线。
他开始利用“号长”的身份，进行更系统、也更隐蔽的试探。
首先是在劳动任务分配上。监狱工厂主要承接外贸服装订单，孙德才故意将一些工序复杂、容易出错、工时又长的“骨头活”分给陈山河。比如，需要极高专注度的锁眼、钉复杂装饰扣等工序。这些活计费眼睛，耗时间，一旦出错不仅影响个人考核，还可能牵连整个小组的评分。
陈山河对此没有任何怨言。他领了任务，就坐在自己的工位上，埋头操作着缝纫机。他的手指因为早年干过粗活，并不十分灵活，但他有超乎常人的耐心和专注力。别人休息聊天时，他还在反复练习；别人为了赶工可能偷工减料，他却一板一眼，严格按照工艺要求操作。几天下来，他完成的工序质量竟然排在了小组中上游，出错率极低。孙德才想借劳动刁难他的打算，第一次落了空。
劳动上找不到明显破绽，孙德才开始在生活细节上做文章。
例行检查内务时，他总是会在陈山河的床铺前停留最久，手指在被子棱角上反复摩挲，挑剔着并不存在的褶皱；分发生活物资，如肥皂、牙膏时，轮到陈山河，他手里的东西似乎总是比别人的小一号，或者临期的；晚上学习看新闻的时间，他会故意安排陈山河坐在灯光最昏暗、或者离电视机最远的角落。
这些琐碎的、上不了台面的小动作，像苍蝇一样嗡嗡作响，扰人清静，却又不足以引发激烈的冲突。
陈山河依旧沉默。被子被挑刺，他就提前半小时起床，花更多时间整理，直到叠得如同刀切斧凿；拿到短少的物资，他从不争辩，默默收下，必要时就用之前赵红梅探视时存下的钱在监狱小卖部补买；坐在角落看不清电视，他就认真听，或者干脆闭目养神，在脑海里复盘自己看过的那些书的内容。
他的反应平静得令人吃惊，仿佛这些针对他的小动作都与他无关。这种近乎麻木的顺从，反而让孙德才心里更加没底。他摸不准陈山河的底线到底在哪里，这种未知让他感到不安。
终于，孙德才决定进行一次更直接的试探，触及一个他认为可能是陈山河软肋的领域——他的家人。
一次放风结束，列队回监舍的路上，孙德才踱到陈山河身边，像是随口闲聊，声音却不低，足以让周围几个犯人都听到：
“9417，听说你以前在北林挺风光？老婆孩子也跟着享福吧？现在你进来了，她们在外面……日子怕是不好过哟。”他啧啧两声，语气带着一种假惺惺的惋惜，眼神却锐利地观察着陈山河的每一丝表情变化，“这女人啊，一个人带着孩子，难！指不定哪天就……呵呵。”
这话语里的恶意和暗示，如同淬毒的针，直刺陈山河心底最深处、最不容触碰的角落。关于赵红梅的等待，关于母亲和妹妹的安置，一直是他在这铁窗之内最大的牵挂和最深的隐痛。
陈山河的脚步顿住了。
周围空气仿佛瞬间凝固。之前无论孙德才如何刁难都面无表情的陈山河，侧脸上咬肌猛地绷紧，勾勒出硬朗的线条。他缓缓转过头，看向孙德才。
那眼神不再是古井无波，而是骤然凝结的冰，冰层下是汹涌的、几乎要喷薄而出的黑暗浪潮。没有怒吼，没有辩解，只有一种实质般的、冰冷的杀意，如同无形的枷锁，瞬间勒紧了孙德才的喉咙。
孙德才脸上的假笑僵住了，后面那些更不堪的揣测话语生生卡在了喉咙里。他被这眼神钉在原地，后背瞬间渗出一层冷汗。他毫不怀疑，如果自己再敢多说一个字，眼前这个男人会不顾一切地扑上来，哪怕同归于尽。
陈山河盯着他，足足看了三秒钟，然后，极其缓慢地，一字一顿地开口，声音低沉沙哑，如同金属摩擦：
“孙号长，”他用了这个称呼，却带着十足的讽刺，“管好你自己。”
说完，他不再看面如土色的孙德才，转身跟上队伍，步伐稳定，仿佛刚才那瞬间的失控只是幻觉。
但孙德才站在原地，心脏还在狂跳。他终于触碰到了陈山河的底线，也真切地感受到了那底线之下，隐藏着何等恐怖的力量。他明白，有些线，绝对不能跨过。这次试探，他得到了答案，却也惊出了一身冷汗。他知道，对这个“9417”，不能再像之前那样肆无忌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