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工厂的流水线依旧发出永不停歇的嗡鸣，空气里弥漫着布料和机油的味道。陈山河坐在工位上，手指熟练地引导着牛仔布料在机针下移动，缝合着一条又一条裤腰。他的动作精准而机械，心神却并不完全在此。
午间休息的短暂间隙，一个刚入监不久、刑期较短的年轻犯人，代号“铁柱”，捏着一封刚刚收到的家信，蹲在车间角落的垃圾桶旁，肩膀微微耸动，压抑的抽泣声在机器的背景音中几不可闻。
陈山河路过，脚步顿了顿。他认得铁柱，是因为盗窃几次零散物资进来的，性子不算坏，只是有些毛躁。他走过去，没有立刻说话，只是站在旁边。
铁柱察觉到有人，慌忙用袖子擦了把脸，抬起头，眼睛通红。
“山哥……”他声音带着鼻音，有些窘迫。
“家里来信了？”陈山河问，语气平淡。
铁柱用力点头，把攥得有些发皱的信纸递过来，带着哭腔：“俺爹……俺爹他们厂，完了！说是什么……改制，全员下岗！俺爹干了一辈子的钳工，说不要就不要了！俺娘身体还不好，这往后可咋办啊！”
陈山河接过信，快速扫了一遍。信是铁柱的姐姐写的，字迹潦草，充满了焦虑和无助。信里详细描述了北林市机械厂（并非陈山河父亲当年所在的厂，而是另一家大型国企）在最近一波“深化改革、减员增效”的浪潮中，如何宣布破产重组，数千工人一夜之间失去铁饭碗，只拿到微薄的买断工龄补偿。信里还提到，市里类似情况的厂子不止一家，整个北林市都笼罩在一片惶惶不安的气氛中。
陈山河默默将信递还给铁柱。他看着这个因为家人遭遇而崩溃的年轻人，仿佛看到了多年前，那个因为父亲工伤、厂方推诿而走投无路、怒砸厂办玻璃的自己的影子。只是，时代变了，困住普通人的枷锁，也从个别官僚的欺压，变成了更宏大的、经济转型的阵痛。
“时代变了。”陈山河开口，声音不高，却像一块石头投入铁柱混乱的心湖。
铁柱茫然地看着他。
“以前是厂子养人，不管好坏，总有个指望。”陈山河的目光似乎透过车间污浊的空气，看到了很远的地方，“现在，规矩变了。厂子不行了，就得倒。人，得自己找活路。”
他的话很冷静，甚至有些冷酷，没有安慰，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但这冷静，反而奇异地让铁柱激动的情绪稍微平复了一些。
“可……可俺爹只会干活，能找啥活路啊？”铁柱无助地问。
陈山河沉默了一下。他想起了赵红梅经营的小饭馆，想起了王建军正在调查的那些新兴“公司”，也想起了自己读那些经济类书籍时，看到的关于“劳动力转移”和“市场经济活力”的描述。
“总有路。”陈山河说，语气依旧平淡，却带着一种基于认知的确定，“摆个小摊，学门手艺，或者……去南方闯闯。时代逼着你变，不变，就得被碾过去。”
他不再多说，拍了拍铁柱的肩膀，转身走开了。他能做的，也只有这一点点。每个人的路，终究要自己走。
这件事像一颗水滴，折射出高墙之外正在发生的巨变。随后几天，类似的讯息通过各种渠道，零散地传入监狱。有犯人家属在信里抱怨下岗后的生计艰难；有报纸上（尽管是经过筛选的）隐晦提及国企改革的阵痛和再就业工程的推进；甚至管教干部在例行教育时，也会提到“顺应时代发展，学习新技能”的重要性。
陈山河更加沉默地观察着，思考着。他意识到，他所熟悉的那个以国有大厂为绝对核心的北林市，正在经历一场脱胎换骨般的剧变。他当年赖以崛起的社会土壤——厂区管理的混乱、灰色地带的丛生——正在被一种新的、更残酷也更讲求效率和规则的经济形态所取代。王建军面对的周宏伟那样的对手，正是这种新形态下的产物。
而他，以及他代表的那种依靠暴力、人情和钻营的旧式江湖法则，已经被时代的车轮彻底碾过，成为了历史。他的覆灭，不仅仅是法律的审判，更是这种时代变迁的必然结果。
晚上，躺在硬板床上，他听着监舍里其他犯人因为家属下岗而辗转反侧的叹息，内心异常平静。他曾是旧时代的弄潮儿，也是被拍死在沙滩上的前浪。如今，新时代的车轮正轰隆驶过，带着阵痛，也带着新的希望和新的规则，无情地碾压过无数像铁柱父亲那样的普通人的生活，也碾压过他曾拥有的一切。
他闭上眼。个人的悲欢荣辱，在这滚滚向前的时代洪流面前，渺小得如同尘埃。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这洪流冲刷过的废墟上，保持清醒，努力理解这新的规则，然后，等待或许永远也不会到来的、属于他自己的那份未来。时代从未停止它的脚步，无论高墙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