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兢兢业业地在李先生家做着保姆，他也按时给我发工资，我们维持着一种客气而疏远的雇佣关系。
日子一晃……。
就这样，平静而又暗流涌动地过了三个月。
那天晚上，李先生忽然敲响了我客房的门。
他走进来，脸上带着一种我许久未见的、混合着愧疚和渴望的神情，不由分说地拥抱了我，声音低沉：
“青青，过去的事是我不对……我们别闹了，好好过日子，行吗？”
我那时正被更年期的潮热和心烦意乱折磨着，他的拥抱和气息非但没带来温暖，反而像点燃了一根引线。
一瞬间，他带着张娇回家的画面、他说的“至死是少年”的混账话、以及这三个月来的冷漠，全部涌上心头。
在他家里干活，我的每一个动作都像是走在薄冰上。
我必须强忍着那份从心底渗出的恐惧，才能维持表面的镇定。
李先生已是快七十岁的人了，可他欲望的强烈程度，却让人瞠目结舌。
那不再是一种生命力的蓬勃，更像是一种病态的、濒死般的占有狂想。
他浑浊眼眸里闪烁的光，他看似不经意却总阻断我去路的姿态，都让我感到一种被狩猎的寒意。
他仿佛急于抓住身边任何温热的躯体，通过征服与占有，来向自己证明朽坏的肉身里还残存着一点活气，用以对抗那无时无刻不在逼近的、巨大的虚无。
他对我身体的纠缠，与其说是出于爱恋，不如说是一种绝望的确认。
这欲望里裹挟着深深的恐惧，因而显得格外焦灼、贪婪，甚至带着一种不顾一切的毁灭感。
而我，就是他那疯狂欲望面前，最近也最怯懦的猎物
三个月来的冷遇、更年期的烦躁、以及对他触碰的生理性厌恶，在这一刻汇集成一股无法阻挡的洪流。
我的身体先于理智做出了反应——猛地将他推开！
积蓄已久的力量和怒火同时爆发，语气是前所未有的尖利和坚决：
“不可能！李先生，请你出去！我们现在这样挺好，就是雇主和保姆！”
话音落下，空气凝固了，只剩下我们两人粗重的呼吸声。
他愣住了，脸上的柔情瞬间冻结，转而变得铁青。
他什么也没说，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充满了被拒绝的恼怒和难堪，转身摔门而去。
然而，又过了一个星期。
就在我以为这场风波会慢慢平息时，李先生在一次晚饭后，面无表情地将一个信封放在桌上。
“小刘，这是你这个月的工资，外加一点补偿。你先走吧。”
他语气平淡，却不容置疑，“这房子我准备空一阵子，我要出去旅行一段时间。”
我的心猛地一沉。来了。这就是他报复的方式，用最直接的经济手段，宣告我“出局”。
一股寒意沿着脊椎爬上来，但奇怪的是，我并没有感到慌乱。
我没有去碰那个信封，而是平静地抬起头，看着他，问了一个他最意想不到的问题：
“李先生，你旅行要去多久？是一个月，还是三个月，或者更久？”
他显然没料到我会问这个，怔了一下，含糊地说：“说不好，可能一两个月吧，也可能是一年两年吧。”
“好。”我点了点头，语气就像在讨论一件平常的家务事，
“既然这样，我就不耽误你行程了。我明天就搬走。不过，在我找到新工作稳定下来之前，我和思李的东西先暂时放在一楼的储物间，可以吗？免得来回折腾。你回来前，我会都清走。”
我提出这个请求，神态不卑不亢。
这既是为自己争取了宝贵的缓冲时间（保留了归来的一丝可能性），也维持了离开的体面，更暗示了一种“我并非被你扫地出门，而是配合你的行程主动离开”的姿态。
我没有哭闹，没有乞求，只是冷静地处理“离职手续”。
然而，李先生远比我更冷静，更清晰。
他早已下定决心要将我逐出这栋别墅，只是他绝不会亲口说出那句刻薄的话，以免落下把柄，损了他一贯“体面”的形象。
他用的，是更决绝的方式。他不吵不闹，只是用那张放在桌上的信封，用那句“房子要空置”的通告，像设定一个无情的倒计时，逼我在孤立无援中看清现实——这里再也没有我的位置。
他要把我逼到悬崖边，然后，等着我自己迈出那一步。
这样，在他心里，甚至在外人看来，就不是他“李先生无情驱逐保姆”，而是我“小刘自己选择离开”。
他既能如愿以偿，又能保全他那可悲的、自欺欺人的名声。
我沉默了几秒，然后，几乎是在喉咙里，发出一声微不可闻的叹息。
呵，终究姜还是老的辣。
这场棋，从一开始，胜负就已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