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罗伊熄灭煤油灯，黑暗中保险柜的金属表面仍映着他微扬的嘴角。
詹尼的声音再次从门缝传来，这次带着点促狭：“理查德先生把墨水瓶都打翻了，您再不去，他该把办公室当议会厅演辩论戏码了。”
康罗伊低笑一声，指尖在金库冰凉的青铜扶手上轻轻一叩。
门轴转动的刹那，詹尼的轮廓在走廊暖黄的煤气灯下清晰起来——她总爱把头发盘得极紧，此刻却有几缕碎发垂在耳后，显然刚从外面跑回来。
“他急什么？”康罗伊接过她递来的银柄手杖，象牙握把还带着她掌心的温度。
“急着证明自己不是您的影子。”詹尼替他整理领结时，目光扫过他袖扣上若隐若现的差分机纹路，“今天上午卡梅伦家的律师团带着二十车账本杀到议会大厦，说咱们的担保基金是‘用纳税人的钱填投机者的坑’。”她压低声音，“理查德在休息室摔了茶盏，碎片扎进手背都没察觉。”
康罗伊的脚步顿了顿。
走廊尽头的挂钟敲响十二下，钟声里他想起初见理查德时的模样——那孩子站在鲍厄里银行门口，西装袖口磨得起球，却举着用报纸包的《国富论》说要“用经济学重建公平”。
现在他的袖口是定制的双股金线，但眼里那团火，倒比从前更旺了。
推开办公室门的瞬间，墨汁的酸腐味扑面而来。
理查德正站在大幅英国地图前，领带歪在锁骨处，左手裹着带血的纱布，右手举着鹅毛笔当指挥棒：“......所以关键不是反驳‘社会主义’的帽子，是让那些农场主和铁匠看见——”他转身时撞翻了红木茶几，康罗伊去年从威尼斯带回来的玻璃镇纸骨碌碌滚到脚边。
“让他们看见什么？”康罗伊弯腰拾起镇纸，指腹蹭掉上面的墨渍。
理查德的脸腾地红了，像被人撞破偷喝威士忌的少年。
他抓起桌上的法案草案，纸页边缘全是褶皱：“看见......看见有人愿意在他们最穷的时候，弯下腰问一句‘你想不想活’。”他扯开领口，纱布上的血渍渗成暗褐色，“今天下午听证会，我要带十个店主去作证。”
康罗伊的瞳孔微微收缩。
他想起三天前在东伦敦贫民窟，那个抱着孩子的爱尔兰寡妇——她丈夫的棺材还停在阁楼，却攥着鲍厄里银行的贷款合同说：“康罗伊先生没问我有没有地契，只问我想不想让小肖恩吃上热面包。”他当时就把她的名字写进了名单。
“其中有位麦卡锡太太。”康罗伊说，“她会带着丈夫临终前写的借条。”
理查德的手指在草案上划出深痕：“卡梅伦家买通了《先驱报》，说那些店主是您雇的托。”
“所以她的借条要沾着棺材板的木屑。”康罗伊走到窗前，晨雾里议会大厦的穹顶像浸在牛奶里，“让法警当着所有记者的面，把借条举到灯光下——墨迹里混着松木碎屑，日期是她丈夫咽气前三天。”
理查德突然抓住他的手腕，纱布上的血蹭在康罗伊的袖扣上：“您早就知道他们会质疑真实性？”
“我知道人性。”康罗伊抽出手，用丝帕擦去血渍，“当一个人说‘我要救我妻子的命’时，质疑他的人反而会变成怪物。”
下午两点，议会大厅的橡木长椅挤得发颤。
卡梅伦家的首席律师正用银柄眼镜敲着桌面，声音像生锈的齿轮：“所谓‘信贷担保’，不过是把纳税人的钱转移给康罗伊先生的商业盟友——”
“反对！”理查德的声音炸响，震得旁听席的铜枝形吊灯摇晃，“我这里有十位纳税人，他们想亲自告诉各位，谁才是‘盟友’。”
麦卡锡太太走上证人席时，黑纱下的脸白得像教堂的蜡烛。
她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边缘沾着暗褐色的污渍：“这是我丈夫帕特里克临终前写的......”她的手指抚过字迹，“他说，‘玛丽，康罗伊先生没要我们的房子，他只要我们活着’。”
大厅里响起抽气声。卡梅伦律师的银柄眼镜“啪”地掉在地上。
表决时，康罗伊站在旁听席的阴影里。
当计票员喊出“27票赞成，25票反对”，理查德瘫在座椅上，却又猛地站起来，像被雷劈中的橡树——他的衬衫后背全湿了，却笑得比刚下过雨的天空还亮。
当晚的《纽约论坛报》头版，理查德的侧影占了半版，标题是《从书店老板到秩序建筑师：康罗伊的左手如何长出自己的骨头》。
康罗伊把报纸折起来，放进胸袋。
詹尼端着红茶进来时，他正对着窗外的星空笑：“该让他去华盛顿了。”
费城的梧桐叶还没落尽，凯瑟琳·莱恩的游行队伍已漫过市场街。
她穿着深灰色西装裙，领口别着鲍厄里银行赞助的银玫瑰胸针，举着的标语牌上写着“投票权是面包做的”。
康罗伊站在市政厅台阶上，看着她接过十五个妇女组织的宪章——羊皮纸上的字迹有粗有细，有墨水也有炭笔，像十五条溪流汇进同一片海。
“康罗伊先生！”有记者举着相机冲过来，“您为什么支持女性经济权？这和您的金融帝国有关系吗？”
康罗伊接过凯瑟琳递来的羽毛笔，笔尖在宪章上悬了三秒：“当一半人口只能站在厨房算账时，整个国家都在浪费最宝贵的资本。”他落下笔，墨迹晕开成小太阳，“鲍厄里银行的‘女性创业贷款’，年利率比男性低两个百分点。”
《大西洋月刊》的评论员第二天就写：“康罗伊不是在做慈善，他在给社会装新齿轮——当家庭主妇能签自己的支票，议员们就得学会听她们的声音。”
埃默里·内皮尔冲进办公室时，大衣上还沾着利物浦的雨水。
他把一叠盖着“机密”火漆的文件拍在桌上，金链子在胸前晃得人眼花：“财政部的评估报告！他们说您的模式会让殖民地银行脱离伦敦控制，建议限制您在加勒比的投资！”
康罗伊翻文件的动作顿了顿。
他想起上个月在百慕大，黑人船长握着他的手说：“康罗伊先生，您的银行让我们能买自己的船，而不是给东印度公司当奴隶。”现在英国人终于看懂了——他不是在放贷，是在给被锁死的齿轮上润滑油。
“给斯特林发电报。”康罗伊摘下袖扣，露出下面精密的差分机零件，“收购伦敦三家快倒闭的码头公司，工钱按工联会标准翻倍。”他抬头时，眼睛亮得像刚擦亮的怀表，“当保守党财阀的码头空着，而我的码头挤满工人——那些写报告的老爷们，该想想谁才是‘帝国的支柱’了。”
埃默里突然笑出声，露出嘴里的金牙：“您这是拿他们的枪，崩他们的脸。”
“不。”康罗伊把文件锁进抽屉，“我是在教他们，什么叫新的游戏规则。”
深夜，康罗伊站在顶楼露台，望着城市的灯火像星子落进墨色里。
詹尼披着他的外套走过来，手里捧着热可可：“卡梅伦家的老爵士今天去了参议院，说要提什么‘金融监管法案’。”
康罗伊接过杯子，温度透过骨瓷传到掌心。
他望着远处参议院大厦的尖顶，那里的窗户还亮着灯，像一只不肯闭合的眼睛。
“让理查德准备二十个农业州的中小企业数据。”他抿了口可可，甜里带着微苦，“西蒙·卡梅伦以为这是最后一搏......”他的声音轻得像风，“可他不知道，棋盘早就换了。”康罗伊的指尖还停在煤油灯的旋钮上，金属的凉意顺着指节爬进血脉。
保险柜的倒影里，他的唇角弧度渐深——西蒙·卡梅伦二世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草案，此刻正躺在参议院文书处的红木匣里。
三天前，埃默里从伦敦发来的加密电报还在他衣袋里发烫：“老狮子要拔最后一颗牙了。”
书房外传来詹尼轻缓的脚步声，她端着茶盘推门时，烛火在她瞳孔里碎成金斑：“内皮尔先生刚走，说财政部的人又去查加勒比分行的账了。”
“卡梅伦等不及了。”康罗伊转身接过茶盏，青瓷触唇的瞬间，他想起今早收到的参议院日程表——提案将在本周五进入一读程序。
窗外的雨丝掠过玻璃，他的指节在桌沿敲出摩斯密码般的节奏：“派克那边回信了吗？”
“半小时前到的。”詹尼从胸袋里取出一张薄如蝉翼的信纸，墨迹是共济会特有的靛蓝色，“他说周三晚八点，樱桃木庄园的玫瑰厅可以腾出来。”
康罗伊展开信纸，派克的字迹像老树根般虬结：“温和派需要台阶，您得给他们留体面。”他把信纸折成小方块，扔进壁炉。
火焰舔过纸边的刹那，他突然笑了：“体面？那就用亚当·斯密当台阶。”
周三的雨比预报来得更早。
樱桃木庄园的马车坪积着水洼，康罗伊的黑色礼帽檐滴着水，他望着六辆马车鱼贯而入——俄亥俄州的霍夫曼参议员、艾奥瓦州的克莱顿太太、还有总爱摸胡须的普林斯顿经济学教授福勒。
门童拉开玫瑰厅的橡木门时，烤火鸡的香气裹着雪松香涌出来，六位摇摆议员的大衣还滴着水，却都下意识整理了领结。
“康罗伊先生，您说这是‘非正式茶叙’，可这桌银器比白宫国宴的还亮。”霍夫曼参议员拍着桌布上的洛可可纹，目光扫过墙上挂的《国富论》初版复印件。
康罗伊替克莱顿太太拉开椅子，她的裙角扫过他的裤线：“茶叙自然要配好茶点。”他指了指餐边柜上的水晶瓶，“这是我从爱丁堡带的单一麦芽，比您在参议院喝的波本多了七次蒸馏——就像有些规则，多打磨几次，才更合手。”
福勒教授端着酒杯凑过来，镜片上蒙着雾气：“听说您最近在读休谟？”
“在读《人性论》里的‘因果链’。”康罗伊的指尖划过桌布上的金线，“十八世纪的苏格兰人讨论市场时，总爱说‘看不见的手’。可现在有些人，偏要把这只手捆在背后——”他突然停住，替教授续满酒，“您说，要是亚当·斯密活在今天，会怎么看‘外国代理人’这种说法？”
克莱顿太太的银匙“当”地磕在瓷盘上。
她望着康罗伊袖扣上的差分机纹路，突然笑了：“斯密先生会说，限制资本流动的人，才是真正的‘外国代理人’——替垄断者打工的那种。”
午夜散席时，每位客人都收到一个摩洛哥皮面的礼盒。
霍夫曼参议员摸着烫金书脊，借着门廊的煤气灯念出扉页题字：“真正的自由市场，从不容忍垄断。乔治·康罗伊敬赠。”他转头时，康罗伊已经站在雨里，礼帽压得很低，只露出微翘的嘴角。
两周后，参议院文书处的职员发现，“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联署议员名单上，原本承诺支持的六位摇摆派，有五位以“家庭原因”撤回了签名。
卡梅伦二世在休息室摔碎了茶杯，茶渍在地毯上晕成难看的地图。
费城大学的演讲厅挤得像下饺子。
康罗伊站在橡木讲台后，目光扫过前排白发的老教授、后排攥着笔记本的穷学生，还有角落记笔记的理查德——他的左手纱布已经拆掉，却仍习惯性地护着小臂。
“我们总说重建，可重建什么？”康罗伊的声音像浸过松脂的琴弦，“是拆掉旧工厂盖新的？是让铁路穿过每座村庄？不。”他抓起讲台上的铜镇纸，“真正的重建有三层：第一层是让华工遗孀能走进银行，不必脱帽低头；第二层是让她的儿子能走进课堂，不必擦皮鞋换学费；第三层——”他放下镇纸，指节敲在胸口，“是让他们相信，自己的尊严，比任何资本都贵重。”
掌声像滚过草原的雷。
最前排的老教授抹了把眼睛，他身边的黑人学生举着笔记本，笔尖在纸上戳出洞。
理查德在日记里写：“他说话时，我看见那些被踩进泥里的人，正顺着他的声音往上爬。”
深夜的书房飘着潮湿的霉味。
康罗伊撕开李文斯顿的密电，火漆屑落在差分机预测图谱上。
“第六航次启程，货物安全”——他知道，那台能印刷《自由劳工宣言》的铁家伙，此刻正藏在运糖船的底舱，即将驶入查尔斯顿港。
他翻开图谱，“1867年·芝加哥”的节点在烛光下泛着金光。
怀表背面的星图残片有些发旧，他用指腹摩挲那道熟悉的裂痕——那是十年前在百慕大，被风暴打坏的罗盘碎片。
窗外的闪电照亮空白画框时，他正盯着标题牌上的“待命名”。
雨水拍打着玻璃，他听见楼下传来纸张翻动的沙沙声——理查德还在办公室改草案。
“詹尼？”他推开书房门，暖黄的灯光从楼下溢上来，“理查德又熬夜了？”
“在写退伍军人安置的修正案。”詹尼递来热可可，杯壁上凝着水珠，“他说要让每个上过战场的人，都能走进银行，挺直腰杆。”
康罗伊望着楼下那个伏案的身影，雨水在他背后的玻璃窗上蜿蜒成河。
闪电再次劈下时，他看见理查德的笔尖在“医疗补助”那栏顿了顿，接着重重写下“尊严”二字。
（理查德的钢笔尖在“医疗补助”后悬了三秒，最终落下的墨迹里，藏着明天要递给州议会书记员的新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