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远推开文化站的玻璃门时，阳光正斜照在台阶上。三位老人已经等在咨询台前，手里攥着泛黄的合同复印件和手写材料。他没多说，只点头示意，接过资料一一登记。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很轻，但每一条记录都压得他指尖发沉。
一个多小时后，最后一位老人离开。林远合上登记本，将几份紧急线索标记红签，拍照上传至团队共享文档。助理小李发来消息：“所里有您一封信，红头的。”
他走出文化站，街边梧桐树影斑驳。手机震动了一下，是周正言发来的短讯：“司法局的通知到了，表彰名单公布了。”后面跟着一个链接。
林远没点开，径直往律所走。路上买了杯热茶，纸杯烫手，他换了几回手才稳住。进办公室时，助理迎上来，递出一份盖着公章的文件，封面上印着“年度正义守护者”几个字。
他放在桌上，先打开电脑，核对上午录入的信息是否同步成功。确认无误后，才拆开信封，抽出表彰决定书。名字、案由、评语都列得很清楚。末尾写着颁奖典礼的时间和地点。
他盯着那行字看了许久，从笔筒里抽出一支铅笔，在便签纸上写下：“不是我赢了，是我们没退。”然后把纸条夹进文件里，放进档案柜最底层。
中午过后，前台陆续送来花篮和信件。有媒体打电话来约采访，被婉拒。林远坐在工位上整理上午收集的材料，听见外面有人低声议论他的名字。他没抬头，只是把耳机戴上，重听一位老人口述的经历录音。
下午三点，老陈推门进来。他穿的还是那件洗得发白的工装外套，肩头有些磨损。手里拎着个旧木盒，放在林远桌上。
“老家亲戚做的。”他说，“以前修锁补窗用的烙铁头，现在没人要了，可我觉得……你们用得上。”
林远打开盒子，里面整齐摆着几支手工打磨的工具，铜柄磨得发亮，像是被人长久握过。
“你是说，我们也能修东西？”他问。
老陈点点头：“修的是规矩。以前我觉得这行当没指望，现在看，也有人肯一锤一锤地敲。”
林远把盒子摆在办公桌右侧最显眼的位置，正好对着电脑屏幕。他起身去会议室召集团队成员，顺手带上了门。
五分钟后，所有人都到齐。他站在投影幕布前，没有提表彰的事，而是打开一张新的表格。“今天我们接了三个新线索。”他说，“一个是城中村改造项目，居民说评估公司三天就出了结果；另一个是商铺拆迁，补偿协议里藏着免责条款；第三个，是某园区清退租户，通知贴了不到四十八小时。”
有人问：“这些都要接吗？我们现在人力紧张。”
林远还没开口，周正言走了进来。他今天没系领带，衬衫袖子卷到小臂，手里拿着一份打印好的预算表。
“品牌推广这块，今年还没动。”他把文件放在会议桌上，“原计划拨给广告公司的八万，可以先挪出来，做公益研究启动资金。”
会议室安静了一瞬。
“我知道这不合流程。”周正言看着林远，“但流程本身也得有人去试能不能改。你们要是真打算建那个研究中心，这钱不算多，但能撑前三个月。”
林远没立刻回应。他知道这笔钱背后意味着什么——律所今年刚缓过气，每一笔支出都被反复权衡。而周正言愿意冒这个险，等于把一部分责任扛了过来。
“谢谢。”他说，“我们会尽快出方案。”
散会后，其他人陆续离开。周正言临走前停在门口：“别把证书挂墙上，放柜子里就行。人还在路上，别让荣誉先定了位。”
林远点头。
傍晚六点，办公室只剩他一人。窗外天色渐暗，楼宇间的灯光次第亮起。他打开新文档，标题打下《公益法律研究中心筹建草案》。
第一部分写的是目标：建立程序盲区识别机制，梳理群体性权益案件的共性风险点。第二部分列出初步方向：与社区联动设立预警响应通道，开发简易维权指引工具包，培训基层法律志愿者。
写到一半，他停下来，翻出父亲当年执业证的复印件。照片上的男人眼神坚定，像能穿透规则的外壳。他曾以为继承这张证件就是完成使命，现在才明白，真正的延续是在规则断裂处重新搭桥。
他继续敲字，补充了一条：“研究中心不设独立法人资格，初期依托本所架构运行，避免资源分散。”
七点半，草案完成。他通读一遍，添加附件，群发邮件给团队所有成员。在正文末尾写道：“下一步，我们要让系统少出漏洞，而不是总等着补洞。”
发送后，他靠在椅背上，闭眼片刻。再睁开时，目光落在桌角的木盒上。一支烙铁头静静躺着，铜柄映着屏幕微光。
他起身倒了杯水，坐回位置。电脑右下角弹出一条提醒：未读邮件1封。
是司法局调解中心的回函，主题为《关于协作机制意见的反馈》。他点开浏览，对方采纳了他提出的“律师介入节点前移”建议，并邀请他参与下周的专项讨论会。
林远正准备回复，手机震动起来。是社区工作站的群消息。
“林律师，刚才有位姓王的大爷来找您，说是您约他今天见面？他等了二十分钟，见您没来就走了。留了个电话，要不要我们转给您？”
他皱眉，翻看日程表，并没有安排这次会面。
正要回复询问详情，办公室门被轻轻推开。老陈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张折叠的纸。
“我刚在楼下碰到他。”老陈说，“说是有人打电话，用你的号码，约他在文化站见面。他不信，又不敢不来。”
林远放下水杯，站起身。
老陈走近几步，把那张纸递过来。“这是他记下的号码。”他说，“你最近……是不是有人盯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