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深吸一口气，双手放在键盘上，敲下了一行标题：《关于梨树村传统村落活化保护试点工作的几点意见》。
三天后，这份盖着县政府红头公章的文件，如同迟来的春雷，送到了梨树村村委会。
村支书捏着那几页薄纸，手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沉重。
他把文件读了三遍，脸上的表情从最初的欣喜，转为困惑，最终凝固成一抹苦涩。
文件措辞温和，肯定了梨树村村民保护乡土文化的热情，原则上同意保留部分具有代表性的老屋作为“民俗文化展示点”。
但文件末尾，用加粗黑体字特别强调了一点：所有照明设施，必须“符合国家消防安全规范”，由县电力部门统一规划、安装和管理。
这意味着，那些用陶碗盛着豆油的灯盏，用桐油浸润的棉线，那些承载着全村人倔强与温情的土制油灯，那些在风雨夜里为医生引路的烛火，一夜之间，全成了“不合规”的存在。
他们管这叫，违章建筑。
消息在傍晚的村民大会上传开，打谷场上死一般的寂静。
刚刚靠着一盏盏油灯挺直腰杆的村民，仿佛又被一只无形的手按住了后颈。
保留老屋？
那不过是留下了一具具没有灵魂的空壳。
“狗屁的‘符合规范’！”王强第一个拍案而起，通红的眼珠子瞪着村支书，声音吼得整个打谷场嗡嗡作响，“他们让我们留屋不留灯，这跟杀鸡取卵有啥两样？魂都抽走了，留个尸首给我们当宝贝供着？”
“强子，小声点，这是县里的文件……”村支书试图安抚。
“文件？”王强一把抢过那几页纸，狠狠摔在石桌上，“文件上写没写，我爹留给我娶媳妇的豆油，点亮了半个村子？文件上写没写，张家老汉拆了寿材捻出来的灯芯，能烧一宿？他们坐在办公室里，笔杆子一挥，就把咱们的命根子划成了‘违章’！”
没人再劝他。
因为他的话，戳中了所有人的心窝。
那光，不是为了照明，是为了争一口气。
现在，这口气眼看就要被掐断了。
会议不欢而散。
村民们垂头丧气地走在回家的路上，连脚步都显得格外沉重。
王强却没回家。
他一头扎进了自家那间堆满木料和工具的旧仓房，像一头被激怒的困兽。
他翻出几卷早已泛黄的图纸，那是他爷爷当年修缮村里风雨亭时留下的手稿。
昏暗的灯光下，他带着五名最信得过的老工匠，烟一根接一根地抽，茶水喝了一壶又一壶。
直到后半夜，一张全新的图纸在铺开的木板上成型。
那是一座石木结构的灯亭，底座用村后山上的青石垒砌，稳如磐石；四根立柱是百年老屋拆下的顶梁木，带着岁月包浆；亭顶覆着青瓦，飞檐翘角，古朴庄重。
最核心的设计，是在亭子中央，设一个半人高的石台，用来安放那盏最大的豆油灯，四周用厚实的玻璃做成防风罩，既能透光，又不惧风雨。
一个年轻工匠指着图纸顶端问：“强哥，这顶上为啥要留个口子？下雨不就漏进来了？”
王强摁灭烟头，眼中闪着一股悍不畏死的狠劲：“天要下雨，就让它下。人要点灯，就让它亮。这口子，是留给老天爷看的，咱们这灯，接的是地气，通的是天理，不是他妈的电线杆子！”
与此同时，李娟的临时工作室里也亮着灯。
她没有去参与王强的“技术攻坚”她联合小陆，连夜起草了一份名为《梨树村守灯公约》的文件。
公约内容简单直接，核心是“三不原则”：一，梨树村的灯火，永远不并入国家电网，保持其精神独立性；二，永远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商业冠名与赞助，防止其沦为资本的广告牌；三，永远不作为单纯的政绩工程用于参观展览，它只为村民和所有怀有乡愁的人点亮。
第二天一早，李娟拿着这份公约，直接找到了村支书。
“叔，县里的文件是让我们整改，没说不让我们自己想办法。”李娟把公约推到他面前，“王强哥他们正在造一座‘守灯亭’，符合防火标准，也比露天油灯安全。我们再立下这个规矩，白纸黑字写清楚，这灯是为什么点的。我们可以配合县里登记备案，把它作为村里的一个‘民俗设施’，但绝不能让这束光，变成审批表格里的一个勾选项。”
村支书盯着那份公约，手里的烟卷燃到了尽头，烫了指尖才惊觉。
他沉默了足足十分钟，抬头看着李娟清澈而坚定的眼睛，又扭头望向窗外已经开始动工的灯亭地基。
他猛地一拍大腿，抓起桌上的笔，在协议的末尾，重重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随即掏出村委会的大红印章，“砰”地一声盖了上去。
“豁出去了！”他咬着牙说，“就当咱们村，自己给自己批了个‘心灵保护区’！”
陈景明没有参与这些“明面”上的抗争。
他拄着拐杖，默默地将“回声站”的服务器，从临时小屋迁入了自家老屋的地窖。
他找来一台废弃的冰柜，拆掉压缩机，用它厚实的隔热层做成服务器的保护壳，又在院子里架起了几块太阳能电池板，拉了条专线下来供电。
一个完全独立、自给自足的数字记忆库，在潮湿的泥土深处，开始悄然运转。
他在地窖的入口处，立了一块从河边捡来的青石板，用刻刀一笔一划地刻上了“回声站”收到的第一条语音留言内容：
“狗剩回来了，没发财，但没骗人。”
村里有不明所以的年轻人路过，好奇地问：“景明哥，你这搞的啥新景点？”
陈景明靠在石碑上，摇了摇头，声音平静：“不算。这是个录音馆，专门收录那些中国人一辈子都没敢对家人说出口的五个字——‘我很好，其实不好’。”
当晚，地窖里的服务器后台，闪烁起一个微弱的信号灯。
一条新的匿名留言，穿透了城市的钢筋水泥，抵达了这片麦田的腹地。
留言来自深圳，声音压抑而疲惫：“爸，我跟你说年底项目忙，能拿双倍奖金，其实……其实我上个月就被裁员了。但我刚在网上看到，说咱家的灯还在亮。那我就放心了。”
两天后，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了村口。
周立民最后一次以副县长的身份，前来视察。
随行人员殷勤地要为他撑伞，劝他路滑，不必亲自上山。
他摆了摆手，执意独自步行。
走到半山腰，皮鞋深陷泥泞，他索性弯腰脱掉鞋袜，赤着脚，一步一个脚印地踩在湿润的土地上。
那冰凉而柔软的触感，让他紧绷了多日的神经，奇异地松弛下来。
当他抵达打谷场时，正看见王强赤着膊，嘶吼着号子，与村民们合力将一根巨大的横梁抬上石柱。
那热火朝天的场面，没有丝毫的悲观与颓丧，反而充满了原始而蓬勃的生命力。
他没有惊动任何人，只是默默走到一旁的设计图架子前。
村支书看见他，紧张地搓着手迎上来。
周立民一言不发，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掏出了一枚鲜红的、还带着体温的印章——施工图审核章。
他对着王强那张粗糙但结构精巧的图纸，用力盖了下去。
红色的印泥，瞬间烙印在纸上。
随即，他又拿出钢笔，在旁边添上了一行手写批注：
“准予试运行三年，期满视人文价值评估结果，决定续留或拆除。”
做完这一切，他转身向山下走去。
经过村支书身边时，他低声说了一句，声音轻得仿佛是说给自己听：“我妈要是活着，也会想看见这盏灯。”
清明过后的第一场集市，梨树村的“守灯亭”成了十里八乡最热门的话题。
邻村的村民赶来看热闹，临走时，有人偷偷从灯台下，用红纸包起一小撮燃尽的蜡灰，揣进怀里，说是“能安神，治小儿夜啼”。
更有几个在外面大城市务工的年轻人，专程请了假，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赶回来，不为别的，只为亲手给那盏豆油灯添一次油，点一次火。
其中一个在东莞打工的男人，在灯亭前点完灯，转身就跪在了村后父母的坟前，嚎啕大哭：“爸，妈！这些年我给家里打电话，只报喜不报忧，活得像个骗子！可我昨晚梦见我妈了，她提着灯在找我，她说她不怕黑，是怕我看不见她回家的路……”
这一幕，被一直跟拍的老康，用他那台老式胶片相机，永远地定了格。
许多年后，这张名为《灯亮了，娘来了》的照片，成为了《中国当代乡村纪实》摄影大展的开幕作品，看哭了无数观众。
又是一个深夜，陈景明再次盘坐在老槐树下。
他下意识地闭上眼，试图唤醒脑海中那个熟悉的“标签系统”界面，却发现那里空空如也，一片虚无。
他并不失落，反而有种如释重负的轻松。
他放弃了探寻，只是静静地聆听。
风穿过新建成的守灯亭，发出一种低沉而悠长的嗡鸣，仿佛无数人压低了嗓子的轻语，在诉说着各自的悲欢。
忽然，他的手机屏幕亮了，弹出一条匿名短信，没有号码，只有一个符号：“我在东莞的流水线上加班，刚抬头看了眼窗外，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闻到了咱家麦子的香味。”
几乎是同一时刻，在小学宿舍里批改作业的李娟，看到一个学生在作文里这样写道：“我们家的灯永远不会灭。因为我奶奶说，那盏灯，是爷爷从上海寄回来的眼睛，一直在看着我们。”
她放下红笔，抬头望向窗外。
夜色深沉，远处的守灯亭里，那一点豆油灯的火光，在玻璃罩的守护下，正稳稳地燃烧着，像一颗不肯坠落的星辰，安静而执拗。
春耕结束，雨水充沛，田埂上的麦苗一夜之间窜得老高，绿油油的一片，像铺开的巨大绒毯。
陈景明站在田边，看着这番景象，捏了捏口袋里那张写满了名字的纸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