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岁那年，苏洵奉父母之命娶了眉山富豪程文应之女程氏。(?v?v?)
按说成家后该收心了，可他依旧我行我素：
有时和朋友在酒馆里聊到深夜，有时带着弓箭去岷江边射鸟，甚至一度跑到峨眉山隐居，美其名曰“求道”，实则还是逃避读书。
妻子程氏是个通情达理的女子，她从不抱怨，只是在苏洵偶尔翻书时，默默递上一盏热茶；
见他对孩子们（后来的苏轼、苏辙）格外耐心，便笑着说：
“你教他们认方块字时，倒比自己读书认真。”
这段“浪荡岁月”后来成了苏洵自己都忍不住调侃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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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里坦言：
“少不喜学，生二十五年，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
话里带着自嘲，却也藏着对过往的坦诚———
正是这段看似“荒废”的日子，让他见了市井烟火，懂了人情世故，为后来的文章积累了最鲜活的生活底气。
二、二十七岁“顿悟”：
把“补作业”写成励志范本～
苏洵的“顿悟”，来得不算早，但足够彻底。
二十七岁这年，他去参加乡试，结果名落孙山。
看着同批考生或欢喜或失落的模样，再想起父亲鬓边的白发、妻子灯下缝补的身影，他突然意识到：
“吾今之学，乃犹未之学也。”
（我如今所谓的“学问”，根本算不上真正的学问）
回家后，他做了一件惊人的事———
把自己过去写的所有文章搜罗出来，一把火全烧了。
《宋史》记载这一幕时，用了“悉焚常所为文”五个字，可见其决绝。
烧完文章，他抱着《论语》《孟子》等经典，重新从基础学起，像个小学生一样逐字逐句研读，常常读到深夜，油灯燃尽了就借着月光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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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补作业”的日子，苦却扎实。
他不再追求“速成”，而是逼着自己“读懂”：
读史书时，不仅记事件，更琢磨“为何会发生”———
读《史记》里项羽乌江自刎，他不只会感叹“英雄末路”，还会分析“鸿门宴上的犹豫如何埋下祸根”；
读《战国策》的纵横之术，他不满足于记说辞，更会推演“换一种说法会不会有不同结果”。
这种“带着问题读”的习惯，后来成了他文章“切中要害”的关键。
妻子程氏成了他最坚实的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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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拮据时，程氏变卖嫁妆贴补家用，从不让他为柴米油盐分心；
孩子们（苏轼、苏辙此时已出生）吵着要父亲陪玩，程氏就带着他们去后院种菜，说：
“爹爹在做大事，咱们不打扰”。
苏洵后来在《祭亡妻文》里写道：
“昔予少年，游荡不学，子虽不言，耿耿不乐。
及予既壮，始知读书，子躬执爨，为之忧乐。”
字里行间，满是对妻子的感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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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年“闯京师”：
一篇文章惊动朝堂～=????=????(●???● |||)
苦读近十年后，苏洵的文章已颇具风骨。
但他深知，“闭门造车”难成气候。
嘉佑元年（1056年），已近五十岁的苏洵，带着二十一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从眉山出发，一路北上赴京师开封——这不是为了应试，而是要“以文会友”，让自己的学问被天下看见。
出发前，他做了两件事：
一是整理多年来的文章，编成《几策》《权书》《衡论》等文集；
二是给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写了一封自荐信。
这封信没有阿谀奉承，开篇就说“洵布衣穷居，尝窃有叹”，坦诚自己的身份，接着又直言“惟欧阳子可以一言之”，既显诚意，又藏着对自身文章的底气。
欧阳修读罢苏洵的文章，当场拍案叫绝。
他在给友人梅尧臣的信里说：
“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此人出一头地。”
（这里虽先提苏轼，实则对苏洵的赞赏更甚，称其“博辩宏伟”）随后，欧阳修向朝廷举荐苏洵，称赞他“下笔顷刻数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尽之约，远能见之近”。
一时间，苏洵的名字传遍京师。
宰相韩琦读了他的《权书》，赞其“有王佐之才”；
富弼见了他，感叹“此人不出，可惜了”；
连年轻的王安石，虽与他政见有别，也承认“苏明允之文，如大川东注，一泻千里”。
文人雅士争相抄录他的文章，甚至有书商连夜刻印《苏洵文集》，洛阳纸贵。
有趣的是，苏洵对这种“爆红”始终保持清醒。
有人劝他趁机参加科举，他却摆摆手：
“吾既已着书，何暇复应举？”
（我已经把想说的都写在书里了，何必再去应付考试呢？）
他更在意的，是自己的思想能否被重视———
《几策》里谈“吏治”，说“官冗而事废，非天下之利”，直指北宋“冗官”弊端；
《权书》里论军事，提出“兵有长短，用其长而避其短”，反对盲目用兵。
这些观点，后来多被朝廷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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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苏”同辉?：
不只是“苏轼父亲”～～
在开封的日子里，苏洵最骄傲的，不是自己的名气，而是两个儿子。
苏轼、苏辙在他的教导下，于嘉佑二年（1057年）同科进士及第，一时传为美谈。
考官梅尧臣写诗赞叹：
“岷山千里青未了，恨无羽翼高飞翔。”
说眉山苏家的文脉，终于借这父子三人飞向了中原。
但苏洵从不愿活在儿子的光环下，他的文章有自己的独特风格。
与苏轼的“汪洋恣肆”、苏辙的“沉稳平和”不同，苏洵的文字像一把“钝刀”———
看似不锋利，却能慢慢切入肌理，把道理讲得透彻又带劲。
他写《六国论》，不说“六国破灭因力弱”，偏说“弊在赂秦”，借古讽今，暗指北宋对辽、西夏的“岁币”政策实为“抱薪救火”；
写《辨奸论》，不说“小人误国”，却描绘“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的形象，暗讽伪君子的虚伪。
这种“借古喻今”的笔法，既避了直言进谏的风险，又让道理更易被接受。
他也并非“书呆子”，生活里满是趣味。
据苏轼回忆，父亲闲暇时爱和他们聊历史，聊到项羽时，会拍着桌子说“彼可取而代也，然少智谋”；
聊到刘邦，又会笑“此人无赖，却能容韩信、张良，所以胜”。
他还爱酿酒，眉山老家带来的糯米，在他手里能酿成“苏家酒”，每逢朋友来访，就唤苏轼“取酒来”，边喝边谈，常常忘了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