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祭的陌生人：许世友与日本间谍河下谷清的跨世纠葛
1985 年 10 月的东京，秋意已浸透了街头的银杏叶。庆应大学附属医院的特护病房里，消毒水的气味混着窗外飘来的桂花香，在空气中缓慢弥漫。河下谷清半靠在病床上，枯瘦的手背上扎着输液针，透明的液体正一滴滴融进他衰竭的身体 —— 尿毒症已折磨他整整三年，此刻他的视线正死死盯着床头柜上那份《朝日新闻》。
头版角落的标题像烧红的烙铁，烫得他瞳孔骤缩：「中国开国上将许世友于南京逝世」。
报纸被他攥得发皱，指节因用力而泛白。病房里的监护仪发出规律的「滴滴」声，与他胸腔里剧烈的心跳声撞在一起。他忽然偏过头，扯掉氧气面罩的一角，嘶哑地对护士说：「电话…… 给我电话。」
护士递过床头的 rotary phone（旋转拨号电话），金属听筒冰凉刺骨。河下谷清颤抖着拨号，第一个打给长子河下健一。「健一，」他的声音像被砂纸磨过，「带上你妻子和孩子，明天一早来医院。告诉你弟弟妹妹，所有人，一个都不能少。」
电话那头的健一愣了愣：「父亲，您的病情……」
「别问，」他打断道，「是关于一个中国人。」
挂了电话，他又拨通次子、长女、次女的号码，重复着同样的指令。放下听筒时，他才发现自己的汗已浸湿了病号服。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他望着中国的方向，浑浊的眼睛里忽然浮出一个身影 —— 三十多年前济南火车站的站台上，那个挥着大刀冲锋的八路军将领，眉眼如刀，吼声震得铁轨都在颤。
第二天上午九点，病房的门被推开。河下谷清的四个子女带着配偶和孩子鱼贯而入，八个孙辈挤在门口，怯生生地望着病床上形容枯槁的祖父。长子健一手里提着果篮，刚要开口，就被父亲摆手制止了。
「护士，」河下谷清对守在门口的护士说，「按我说的，每家一束素菊。」
护士很快拿来四束裹着牛皮纸的素菊，花瓣上还沾着晨露。河下谷清撑着病床扶手，在长子和次子的搀扶下站起身，枯瘦的腿像两根被蛀空的木柴。「跟我来，」他说，「去花园。」
一行人沉默地穿过医院的长廊，阳光透过玻璃窗落在地上，拉出长长的影子。到了花园，河下谷清让子女们排成两排，孙辈们被母亲拉着站在前头。他整理了一下病号服的领口，对着西北方向 —— 那是中国南京的方向，缓缓弯腰，深深鞠躬。
「这位许世友将军，」他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中，「是改变我一生的人。」
孙辈们面面相觑，他们只知道祖父年轻时在中国待过，却从不知道他与一位中国将军有什么牵扯。长女河下由纪子忍不住问：「父亲，您认识他？」
河下谷清没有回答，只是望着远方，眼神里翻涌着复杂的情绪 —— 有敬畏，有感激，还有一丝难以言说的愧疚。风吹过花园，素菊的花瓣轻轻颤动，像在为这场跨越国界的遥祭伴奏。
要弄清这场遥祭的缘由，得从三十年前那个闷热的夏夜说起。
1957 年 8 月，南京中山陵 8 号的灯光亮到很晚。许世友坐在藤椅上，手里攥着一把蒲扇，额头上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淌。桌案上摆着一盘卤牛肉、一碟炒花生，还有一瓶没喝完的茅台 —— 这是他招待老部下的「标配」。
「永清啊，尝尝这个，」许世友把一块炖得软烂的野猪肉推到徐永清面前，「前几天打猎弄的，比你在福建吃的海鱼香。」
徐永清拿起筷子，有些拘谨地夹了一块。他是山东威海人，1940 年参加革命，在胶东军区警卫连当班长时，曾是许世友的贴身警卫员。当年他凭着一身少林拳，能在三五个日军中撕开缺口，许世友总说他「拳头比枪还硬」。1945 年一场遭遇战中，他被日军的子弹打穿了左肺，从此离开了前线，转业到福州一家工厂当副厂长。
「这次路过南京，特地来看看首长。」徐永清说，语气里带着激动。
「好，好，」许世友灌了一口茅台，抹了把嘴，「当年你小子从济南宪兵队手里逃出来，浑身是血跑到根据地，我还以为你活不成了呢。」
提到济南，徐永清的筷子顿了一下。「首长，」他放下筷子，表情严肃起来，「这次我去上海出差，在公交车上看到一个人，很像当年济南铁路局那个河下谷清。」
许世友的眉头猛地皱起：「河下谷清？那个日本工程师？」
「是他，」徐永清点头，「当年我在济南搞地下工作，他总说自己反战，还帮我们贴过反日标语。可后来组织上说，他是日本宪兵队的特务，好多同志都被他害了。我以为他早被镇压了，没想到在上海看见了。」
许世友放下酒杯，手指在桌案上轻轻敲击。「你看清楚了？」
「错不了，」徐永清肯定地说，「他右眼角有颗痣，笑起来会眯成一条缝，跟当年一模一样。我在公交车上喊了一声，他回头看了一眼，转身就钻进了巷子里。等我下车追过去，人已经没影了。」
许世友沉默了片刻，起身从抽屉里拿出一张便签，提笔写道：「柯庆施同志，兹有我部老战士徐永清反映一事，事关重大，请上海方面彻查。」写完，他把便签递给徐永清：「你把详细情况写下来，连这个一起寄给上海市委。」
徐永清接过便签，指尖触到许世友刚劲有力的字迹，忽然觉得手里的纸有千斤重。他不知道，这张便签即将掀起一场跨越半个上海的追查。
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办公桌上，每天都会堆起上百封人民来信。1957 年 8 月 10 日，一封信封上写着「柯庆施书记亲启」的信被单独挑了出来 —— 信封里除了徐永清的陈述材料，还有许世友的亲笔便签。
柯庆施戴着老花镜，把材料读了三遍。他指尖敲着桌面，对秘书说：「把黄赤波叫来。」
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接到通知时，正在主持一场治安会议。他赶到市委办公楼时，额头上还带着汗。「柯书记，您找我？」
柯庆施把材料推给他：「许世友将军转来的信，一个叫河下谷清的日本特务，可能藏在上海。你亲自督办，务必查清楚。」
黄赤波翻开材料，看到「河下谷清」「济南铁路局」「日本宪兵队」这些字眼时，眼神一凛。「明白，」他说，「我这就组织人手。」
当天晚上，上海市公安局刑侦处的吴一竹接到了命令。这位四十多岁的老侦查员，抗日战争时期就在上海搞地下工作，对付日本特务有丰富经验。黄赤波在办公室里对他说：「一竹，这案子不一般，许世友将军盯着呢。给你配三个助手，一辆吉普车，经费实报实销。」
吴一竹接过材料，手指在「河下谷清」的名字上顿了顿。「局长放心，我一定查清楚。」
第二天一早，吴一竹带着助手老崔、小汪和小李，在刑侦处的会议室里开了个会。「咱们先理理线索，」吴一竹把材料摊在桌上，「河下谷清，日本人，1940 年代在济南铁路局当工程师，实际是日本宪兵队特务，1943 年失踪。现在徐永清说在上海看到他，咱们得先确认他是不是真的在上海，藏在哪。」
老崔抽着烟说：「济南的特务，跑到上海来，总得有个落脚点吧？会不会跟当年的汉奸或特务残余有联系？」
小汪年轻，脑子活：「要不咱们先从济南过来的日本人查起？上海档案馆里应该有解放初期登记的外籍人员名单。」
吴一竹摇头：「他要是想藏，肯定不会用真名登记。徐永清说他在公交车附近出现，那片是虹口区，以前是日本人聚居区，或许能找到线索。」
讨论了七个多小时，最后决定兵分四路：一路查济南时期的敌伪档案，找认识河下谷清的人；一路去虹口区走访，尤其是老舞厅、老茶馆这些当年日本人常去的地方；一路查解放后上海的外籍人员登记；还有一路，去监狱和劳改农场，找那些当年在济南跟日本人打过交道的犯人。
「记住，」吴一竹最后说，「这人身手不简单，又是老牌特务，肯定狡猾得很。咱们动静要小，别打草惊蛇。」
半个月后，各路消息陆续汇总，却没什么实质性进展。虹口区的走访一无所获，外籍人员名单里没有「河下谷清」，济南的敌伪档案只记载他「1943 年调往上海」，之后就没了下文。
吴一竹坐在办公室里，盯着墙上的上海地图，眉头拧成了疙瘩。桌上的搪瓷缸里，浓茶已经凉透了。「难道他不在上海？」他自言自语。
就在这时，电话响了。是去安徽白茅岭农场的老崔打来的，声音里带着兴奋：「老吴，有线索了！我们找到一个叫朴汝春的犯人，他认识河下谷清！」
白茅岭农场在安徽广德和郎溪交界处，是上海公安局下辖的劳改农场，关押着上万名犯人，其中不少是解放战争时期的汉奸、特务。老崔和小汪在农场转了六天，查了几百份档案，才在三分场找到朴汝春。
这是个五十多岁的朝鲜族人，背有点驼，脸上刻着很深的皱纹。听说要问济南时期的事，他先是眼神躲闪，直到老崔拿出政策：「你要是能提供重要线索，我们可以帮你申请减刑。」
朴汝春沉默了半晌，终于开口了。「河下谷清…… 我认识，」他说，「1941 年在济南，我跟他一起干过事。」
原来，朴汝春是伪满洲国培养的特务，1940 年被派到济南，在日本宪兵队当翻译。河下谷清当时在济南铁路局当工程师，表面上是「反战人士」，经常组织「中日反战青年联盟」的活动。「其实那是个圈套，」朴汝春说，「他让我冒充韩国反战分子，跟那些来参加活动的中国青年聊天，套他们的话。等摸清底细，就通知宪兵队抓人。」
老崔追问：「你知道他后来去哪了吗？」
「1943 年夏天，」朴汝春回忆道，「一个雨夜，我在济南火车站看见他，穿一身浅色西装，拎着个牛皮箱子。他跟我说要去上海，还说在上海有个中国老婆，是个舞女，浙江人，长得很漂亮。」
这个线索像一道光，照亮了僵局。吴一竹接到电话后，立刻拍板：「查上海的舞女，尤其是浙江籍的，1943 年前后跟日本人有过接触的。」
上海解放初期，为了整顿治安，曾对舞厅、妓院等「特种行业」做过登记。市公安局档案室里，堆着几大箱泛黄的登记表，上面记录着每个舞女的姓名、年龄、籍贯、从业舞厅。
吴一竹带着两个助手，一头扎进了档案室。夏天的档案室像个蒸笼，风扇吱呀作响，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他们一张张翻，把所有浙江籍舞女的名字抄在纸上，最后数了数，整整 723 个。
「723 个，怎么查？」一个年轻助手揉着发酸的肩膀问。
吴一竹指着登记表上的「从业舞厅」一栏：「先查她们待过的舞厅，找老板问。老板对舞女的私生活最清楚。」
723 个舞女，分散在 39 家舞厅。侦查员们兵分几路，跑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有的舞厅早就关了，老板去了香港；有的老板被判刑，在监狱里劳改；还有的老板改了行，开起了杂货铺。
二十天后，排查范围缩小到三家舞厅的三个舞女身上。
第一个叫石春平，34 岁，宁波人，曾在「逍遥厅」当舞女。老板说她 1941 年嫁给了一个姓李的北方商人，那商人常去北方，偶尔回上海，邻居说见过他带枪。
第二个叫王巧玲，32 岁，象山人，在「百乐门」待过。她 1942 年跟一个姓陈的男人结婚，1953 年离婚，那姓陈的后来去了台湾。
第三个叫贾贤珠，34 岁，江山人，曾是「新世界舞厅」的台柱子，后来开了家胭脂店。老板说她 1945 年结婚，丈夫是个「会说日语的神秘男人」，婚礼上还有日本军官出席。
吴一竹把三个人的资料摊在桌上，反复比对。「石春平的丈夫带枪，可疑；贾贤珠的丈夫有日本关系，更可疑。」他决定先查石春平。
卢湾区一所小学的传达室里，石春平正在给自行车打气。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看上去就是个普通的校工。看到吴一竹亮出的证件，她手里的打气筒「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李…… 李某是我丈夫，」她声音发颤，「但他 1951 年就被抓了，在南京老虎桥监狱。」
吴一竹盯着她的眼睛：「你确定？」
石春平转身从传达室的抽屉里拿出一沓信，信封上的邮戳都是「南京老虎桥监狱」。「这是他写的，」她说，「他以前是汪伪政府的人，抗战胜利后躲在上海，解放后被南京方面抓走了。」
第二天，吴一竹带着助手去了南京。老虎桥监狱的档案显示，李某确实在押，从未越狱。见到李某本人时，吴一竹松了口气 —— 这人身高一米八，高鼻梁，跟徐永清描述的「矮个子、眼角有痣」的河下谷清完全不像。
排除了石春平，侦查员们又找到了王巧玲。她住在一间逼仄的阁楼里，说起前夫陈某，眼神里满是怨怼：「他是中统特务，1949 年跑台湾了，再也没回来。」她拿出的离婚证上，陈某的照片是个方脸壮汉，也不符合特征。
最后剩下贾贤珠。她住在打浦桥一栋老式石库门里，侦查员找上门时，她正在给窗台上的月季浇水。看到穿制服的人，她手里的水壶晃了一下，水洒在地上。
「你们找我？」她转过身，脸上努力挤出笑容，但眼神里的惊慌藏不住。
「想问问你前夫的事，」吴一竹说，「他叫什么？是哪里人？」
「他叫曾福山，」贾贤珠低下头，手指绞着围裙，「日本福冈人，他父亲是中国留学生，娶了日本老婆。1945 年我们结婚，1949 年他回日本了，我们就散了。」
吴一竹让她拿出曾福山的照片。照片上的男人中等身材，眼角有颗淡淡的痣，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 —— 跟徐永清描述的一模一样。
「这照片能借我们用一下吗？」吴一竹问。
贾贤珠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福州的天气湿热，徐永清拿着那张照片，在台灯下看了很久。照片有些褪色，但男人的轮廓很清晰。「不是他，」他肯定地说，「河下谷清的痣比这个深，而且他说话带点东北口音，这个曾福山听说是日本长大的，口音不对。」
吴一竹拿着照片，心里犯了嘀咕。贾贤珠的惊慌眼神，曾福山与河下谷清的相似之处，到底是巧合还是另有隐情？他决定再找贾贤珠谈谈。
第二次见面，贾贤珠像是有了准备。「我知道你们怀疑什么，」她主动说，「去年我跟一个叫刘小开的人处过对象，他后来卷进反革命案子被抓了，警察天天找我问话，吓得我够呛。你们上次来，我还以为是那事没了呢。」
侦查员去查了刘小开的案子，确实属实。广慈医院的堕胎记录也显示，贾贤珠去年确实做过手术。线索再次断了。
吴一竹站在黄浦江畔，望着来往的货轮，心里有些沮丧。难道河下谷清真的不在上海？还是他们漏掉了什么？
这时，市局传来消息：全市各分局、派出所都收到了协查通告，正在排查符合特征的可疑人员。
43 天后，一封来自上海铁路局的举报信，被送到了吴一竹的办公桌上。写信的是个叫樊纯芳的老工人，55 岁，在铁路系统干了 30 多年。
「1943 年，我在济南铁路局待过两年，」信里写道，「认识一个叫河下谷清的日本工程师，他说自己家在上海。去年夏天，我在虬江路旧货市场看到一个电器修理铺的老板，长得跟他一模一样，他说自己叫尤志远，上海人，祖籍昆山。但他说话的语气、走路的姿势，跟河下谷清太像了……」
信还没读完，吴一竹就抓起外套：「去虬江路！」
虬江路是上海有名的旧货市场，街道两旁摆满了旧电器、旧家具，空气中混杂着焊锡和灰尘的味道。吴一竹在市场里转了两圈，终于在一个拐角处看到了那家「尤记电器修理铺」。
铺子里，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正蹲在地上修收音机，侧脸对着门口。他右眼角有颗痣，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 —— 徐永清描述的特征，一点不差。
吴一竹没敢惊动他，只是在对面的烟摊买了包烟，观察了半个多小时。那男人修完收音机，跟顾客用纯熟的上海话讨价还价，听不出一点外国口音。但他拿烙铁的手势、弯腰的姿势，都让吴一竹想起朴汝春的描述：「河下谷清干活时，总喜欢把左手按在桌子上。」
就在这时，杨浦分局又转来一封举报信。写信的是个叫洪志勇的纺织工人，他说 1943 年见过一个叫「大山刚」的日本人，来他们袜子厂收购机器，腰里别着手枪，「那模样，跟虬江路那个尤老板一模一样」。
第三封举报信来自南市区的一个印刷工人，他说 1944 年曾帮一个日本人印过「北海币」—— 那是中共抗日根据地的货币，后来才知道是假的，「那个日本人，现在就在虬江路修电器」。
三封信，三个证人，都指向同一个人。吴一竹回到局里，立刻申请恢复调查小组：「收网的时候到了。」
1958 年 8 月 6 日清晨，上海北站人声鼎沸。河下谷清 —— 不，此刻他叫尤志远，背着一个帆布包，正跟妻子告别。「我去北方那家工厂当工程师，等稳定了就接你们过去。」他说。
妻子眼里含着泪：「你在那边要照顾好自己，别太累。」
他笑了笑，眼角的痣跟着动了动。「放心，我这手艺，到哪都饿不着。」
登上北上的列车，找到座位坐下，他望着窗外掠过的电线杆，心里一阵轻松。自从 1945 年潜伏在上海，他开修理铺、炒股票、学英语，小心翼翼地藏起过去，以为能就这样安稳过一辈子。直到上个月，北方那家工厂的人找到他，说缺个懂电器的工程师，他才觉得终于能换个环境，离过去的阴影远一点。
列车启动没多久，一个穿中山装的男人坐在了他对面，手里拿着一份报纸。过了一会儿，又有两个男人坐在了他旁边的座位。河下谷清心里忽然咯噔一下 —— 这三个人的眼神，不像普通乘客。
列车到了安亭站，一个小站，没什么人上下车。对面的男人忽然收起报纸，亮出证件：「尤志远，我们是上海市公安局的，跟我们走一趟。」
河下谷清的脸瞬间白了，但他很快镇定下来：「同志，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我叫尤志远，是去北方工作的。」
「到了地方，你就知道我们认没认错了。」旁边的男人按住了他的肩膀。
他被带下火车，塞进一辆吉普车。车往上海市区开，他望着窗外熟悉的街景，忽然笑了 —— 三十年的潜伏，终究还是结束了。
审讯室里，灯光惨白。河下谷清坐在椅子上，背挺得笔直，一口咬定自己是「尤志远，江苏昆山人，1920 年出生」。
「1941 年，你在济南铁路局当工程师，」吴一竹拿出朴汝春的证词，「组织『中日反战青年联盟』，诱捕了 12 名中共地下党员，对不对？」
河下谷清摇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943 年，你去上海，娶了舞女贾贤珠，」吴一竹又拿出舞厅老板的证词，「同年回日本接受特工训练，学习伪造货币、情报侦察，对不对？」
河下谷清闭紧嘴，不再说话。
这样的僵局持续了三天。直到第四天，吴一竹把许世友的便签复印件放在他面前：「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能找到你吗？因为许世友将军。当年你在济南收集他的情报时，恐怕没想到，三十年后，是他亲手把你送进了监狱。」
河下谷清的身体猛地一震，他盯着那张便签，眼神里充满了难以置信。过了很久，他长长地叹了口气：「我说…… 我什么都说。」
他的真名叫河下谷清，1915 年出生在日本岛根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37 年参军来华，因精通中文，被选入宪兵队特高课，专门从事对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破坏活动。
「1940 年，我在济南铁路局当工程师，」他说，「表面上反战，其实是为了接近抗日人士。那些被我们诱捕的青年，大部分被宪兵队杀害了……」
他还交代了自己伪造北海币、策反国民党军官、开设「亚蒙袜厂」感化战俘当间谍的罪行。1943 年，日本军方预感战败，选他当潜伏特工，回日本接受了一年的特训，「学了电器修理、摄影、甚至中国的方言，就是为了能在中国藏住」。
1945 年日本投降后，他拿着伪造的「尤志远」身份证，在上海潜伏下来。「我以为能藏一辈子，」他说，「没想到还是被找到了。」
1958 年 10 月，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间谍罪、反革命罪，判处河下谷清无期徒刑。
提篮桥监狱的外籍犯监区，高墙电网，戒备森严。河下谷清穿着灰色囚服，每天的任务是缝麻袋。一开始，他总想着越狱，想着日本会不会派人来救他，直到 1959 年，他遇到了一个缅甸犯人。
那犯人是个佛教徒，因贩毒被判无期。他见河下谷清整日消沉，就跟他讲因果报应：「你害了那么多人，现在坐牢，是还债。」
河下谷清一开始不信，后来听得多了，慢慢琢磨出点味道。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过去：那些被他诱捕的青年，那些被假币坑害的百姓，那些死在战场上的士兵…… 夜里躺在硬板床上，他常常被噩梦惊醒。
1966 年，那个缅甸犯人刑满释放，临走前对他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从那以后，河下谷清像变了个人。他遵守监规，积极劳动，还主动帮狱警修收音机、电风扇。1977 年 3 月，法院鉴于他「认罪悔罪态度良好」，将他的刑期改为有期徒刑三年。五个月后，他因「改造积极」被提前释放。
出狱那天，妻子带着四个子女来接他。看着孩子们陌生的脸 —— 他们都是在中国出生长大的，他忽然觉得喉咙发紧。「对不起，」他说，「让你们受苦了。」
关于国籍，他犹豫了很久。中国政府允许他申请中国国籍，日本领事馆也说可以恢复他的日本国籍。「回日本吧，」妻子说，「孩子们应该看看你的祖国。」
1977 年 11 月，河下谷清一家六口登上了开往日本的轮船。站在甲板上，望着渐渐远去的中国海岸线，他忽然深深鞠了一躬。
东京的日子，比河下谷清想象的要顺利。他刚到日本，就接到了一个律师的电话：「您的伯父留下了 120 万美元遗产，一直在等您来领。」
原来，他的伯父是个商人，1970 年去世时，在遗嘱里给弟弟（河下谷清的父亲）留了一笔钱，可当时没人知道河下谷清还活着，遗产就一直封存着。「再晚三个月，这笔钱就会被政府没收了。」律师说。
更巧的是，妻子去超市买东西时，顺手买了一张彩票，竟然中了 1000 万日元。
「这是中国给我的好运。」河下谷清把钱存进银行，开始琢磨做点生意。他在中国学会的电器修理手艺派上了用场，加上他对市场的敏感，先是开了家电器店，后来又投资房地产、股票。
1980 年代的日本经济飞速发展，河下谷清的资产像滚雪球一样增长，不到五年就成了亿万富豪。但他始终保持着低调，住普通的房子，开普通的车，有空就带着孙子孙女去公园散步。
1983 年，他被查出尿毒症。躺在病床上，他常常想起中国 —— 济南的火车站，上海的虬江路，提篮桥监狱的月光，还有那个改变他命运的名字：许世友。
「如果不是许将军，」他对子女们说，「我可能还在上海当特务，惶惶不可终日，哪有今天？」
他一直想回中国看看，想当面感谢许世友，可身体不允许。1985 年 10 月，当他在报纸上看到许世友逝世的消息时，终于忍不住哭了 —— 那个他曾经想算计的将军，成了他这辈子最感激的人。
于是，就有了那场在医院花园里的遥祭。
1986 年 4 月，河下谷清在东京去世，享年 71 岁。临终前，他对子女们说：「我死以后，把我的一部分骨灰送到中国，撒在南京的土地上。」
他的墓碑上，刻着两行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热爱和平，珍惜当下。」
多年后，河下谷清的长子河下健一带着女儿来中国，专程去了南京许世友纪念馆。在将军的铜像前，他让女儿鞠躬：「这位爷爷，是改变我们家族命运的人。」
阳光穿过纪念馆的玻璃窗，落在铜像上，将军的眼神依旧锐利，仿佛在注视着这片他守护过的土地，也注视着那些因他而改变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