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是第一次听到这么详细的关于瘟疫的分析。
一位五十多岁的医师问道：“将军，这是钟医师临行前教你的吗？”
钟林倍胸有成竹地回答道：“你们有所不知，钟医师教给我的东西比你们都多，我熟习多本还未公开的医药书。这次我手头上有几份他给我的预案，我们只要等前面两个县的疫情送过来，我就可以找到防治的办法，当然王祺军中的疫情我们还要等下一步的报告才能得出结论。”
“我只会忠实地执行钟节帅的决策。”
“任何瘟疫在钟节帅眼里都是可防可治的，未来他要向全世界推广他的医学理论和医治疾病的办法，造福全人类。”
“你的意思是两个地方的疫情可能会有所不同？”
“我不会妄加猜测，一切都要等这两个地方的疫情报告送过来，我才会做出判断。出发前我们准备的物资是针对几种可能发生的瘟疫的。”
陆明远和在场的每一位医师心里都暗暗对钟鹏举敬佩不已，认识他的人都知道钟医师做事一直都是很稳妥的。
“还有哪几种？”
钟林倍说道：
“还有两种可能，就是霍乱、流感与呼吸道传染病。
第一种是霍乱。
传播途径：污染的水源为主，属于烈性肠道传染病，在洪涝灾害后易爆发。
典型症状：剧烈呕吐、腹泻（米泔水样便）、脱水休克，发病急、死亡快。
据历史记载，以前虽无‘霍乱’之名，但史籍里‘时疫霍乱，上吐下泻，顷刻毙命’的记载，我认为多对应此类疾病。
第二种是流感与呼吸道传染病。
传播途径：飞沫传播，变异快，易引发大规模流行。
典型症状：高热、咳嗽、乏力，严重时并发肺炎致死。
历史案例有东汉末年的‘建安大疫’（连神医张仲景对此也无计可施，他的家族因此病死过半），据我推测可能是流感与其他呼吸道传染病的混合流行。
另外还有天花，天花通过飞沫或接触传播，传染性极强，痊愈后可终身免疫，但致死率高（尤其儿童）。典型症状就是全身出现密集疱疹、脓疱，痊愈后留疤（‘麻子脸’）。天花是古代婴幼儿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清代康熙皇帝曾因患天花痊愈而被立为储君，可见其影响之大。
“古代瘟疫是多种传染病的统称，鼠疫是其中破坏力极强的一种，但并非全部。判断具体瘟疫类型，需结合症状记载、传播方式、流行环境等多方面分析，而以前对‘瘟疫’的认知，本质是对各类烈性传染病的集体恐惧与应对。”钟林倍最后总结道。
“将军，为什么我们不直达虔州城下，直接救治我国军队？”
“对呀。”会场里不少医师附和道。
陆明远心里也有这个疑问。
钟林倍明白他们的心理。
钟林倍不假思索，立即回复道：“在钟节帅眼里，医者仁心，医学是无国界的，天下的黎民苍生都有权利获得救治。钟节帅心里装的是天下所有的老百姓！”
“一场瘟疫意味着什么？”钟林倍扫视着会场。
众人都在思考……
会场一片寂静。
钟林倍的声音在会场回荡。
“一场瘟疫意味着死亡，一场痛苦的死亡！在瘟疫面前，无论贵贱都是一场痛苦的生离死别!
瘟疫的发生绝不仅仅是一场单纯的公共卫生事件，它往往是牵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甚至政权兴衰的“连锁引爆点”，其意义可从多个维度解析。
一、人口锐减与家庭破碎：生存根基的动摇。
目前医疗水平低下，缺乏对病原体的认知，也无有效的隔离和治疗手段，瘟疫一旦爆发，往往呈现“一户尽绝”、“十室九空”的惨烈景象。
直接后果是大量人口死亡，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的丧失。例如东汉末年的瘟疫（钟鹏举推测为伤寒或流感），短短数十年间导致全国人口从约5600万骤减至不足1000万，《后汉书》记载“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
家庭结构被摧毁：人们重视宗族延续，瘟疫导致“父子相失”、“兄弟离散”，无数家庭断嗣，甚至小型宗族消亡，进而冲击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基本单元。
二、农业崩溃与经济瘫痪：生存链的断裂。
目前的经济以农业为根基，而农业依赖劳动力。
瘟疫对经济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劳动力锐减导致农田荒芜，粮食减产，引发“疫后大饥”。以前北方瘟疫（推测为鼠疫）与旱灾叠加，“人相食”的记载遍布史料，粮食危机进一步加剧了人口死亡。
（备注：例如明末崇祯年间，北方瘟疫（推测为鼠疫）与旱灾叠加，“人相食”的记载遍布史料，粮食危机进一步加剧了人口死亡，流民遍野，各地流民起义四起，加速明朝的灭亡。）
商业与手工业停滞：疫区人口流动中断，商旅不敢往来，集市关闭；工匠或病死或逃亡，手工业品生产停滞，物价（尤其是粮食、药材）飞涨，普通百姓陷入“有钱无市”的绝境。
财政崩溃：人口减少导致赋税、徭役来源枯竭，政府既无力赈灾，又可能因“苛税补亏空”激化矛盾，形成“瘟疫→财政危机→民变”的恶性循环。
三、社会失序与统治危机：政权合法性的冲击。
瘟疫极易击穿古代社会的脆弱秩序，对统治阶级构成直接挑战：
恐慌与逃离：疫区百姓为求生四散逃亡，形成“流民潮”。流民不仅是瘟疫的传播者，更可能因饥饿沦为盗匪，冲击地方治安。例如中原多起起义前，中原地区瘟疫频发，流民成为起义军的核心力量。
（备注：例如唐末黄巢起义前，中原地区瘟疫频发，民不聊生，流民成为起义军的核心力量。）
统治公信力崩塌：古人认为瘟疫是“上天示警”，若政府无力救灾（如不施药、不设隔离所），百姓会认为统治者“失德”，进而质疑其合法性。东汉末年，张角利用“大贤良师”身份为百姓“治病”，借瘟疫传播太平道，最终掀起黄巾起义，直接动摇了汉朝统治。
军队瓦解：古代军队聚集性强、卫生条件差，是瘟疫的重灾区。如我国将领王琪因军中瘟疫病死，直接改变了战争走向。
（备注：明末李自成起义军攻入北京前，北京爆发鼠疫，明军“十不存一”，加速了明朝灭亡。）
每场瘟疫历史影响深远，瘟疫直接改变了社会结构，加速了王朝灭亡，但最苦的还是老百姓。因此在史料中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记。”
最后钟林倍总结道：“古代瘟疫的本质，是对‘脆弱系统’的全面检验：它暴露了医疗水平的低下、统治能力的不足、社会资源的分配失衡，也可能成为旧秩序崩塌的‘催化剂’；但同时，人类在对抗瘟疫中积累的经验（无论是医学探索还是制度调整），也在缓慢推动文明的进步。从某种意义上说，古代瘟疫史，也是一部人类与自然、与自身局限博弈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