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山江之战，以吴越水师大获全胜、吴国水师近乎覆灭告终。这场战役并非孤立的军事冲突，而是彻底打破了吴与吴越在江东地区长期对峙的平衡，从军事、政治、经济到战略布局，深刻重塑了两国的发展轨迹，甚至间接影响了十国后期南方政权的格局走向。
一、军事层面：水师力量的“断崖式”失衡。
1.吴国：水师根基尽毁，长江防御链断裂。
狼山江一战，吴国损失四百余艘战船——这几乎是其长江下游水师的全部主力。战前，吴国凭借扬州、常州等地的造船工坊，长期维持着江东最庞大的水师规模，仅在长江下游便部署了近六百艘战船，承担着防御吴越从海路突袭、保障沿江城池安全的重任。战后，战船焚毁、士兵阵亡（仅战死便超千人）、裨将被俘（七十人），导致吴国长江防线出现“东段真空”：从狼山江（今江苏南通）到常州的百余里江面，再也无力部署成规模的水师，只能依靠沿岸城池的陆防工事被动防御。
更致命的是，水师核心将领的折损——主将彭彦章自刎，副将陈汾被斩，使得吴国水师失去了兼具实战经验与指挥能力的核心团队。此后数年，吴国虽试图重建水师，但一方面受制于战后财政紧张，造船工坊的木料、铁钉等物资供应不足；另一方面，缺乏优秀将领统筹训练，新组建的水师战斗力远不及战前，始终未能恢复元气。这种军事劣势，让吴国彻底丧失了对长江下游制水权的争夺能力，被迫从“主动防御”转向“被动固守”。
2.吴越：水师威望登顶，构建“江海联动”防御体系。
对吴越而言，狼山江之战是其水师实力的“封神之战”。战前，吴越水师虽以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为基地，具备一定规模，但始终被吴国水师压制在钱塘江流域，难以深入长江。战后，吴越不仅缴获了吴国大量战船残骸（部分可修复使用），更通过实战验证了“石灰迷眼”“撒豆阻敌”等水战战术的有效性，水师士气与战斗力大幅提升。
钱传瓘顺势推动水师扩编：将原有五百艘战船扩充至八百艘，增设“海舰营”（专门负责近海作战的舰队），并在狼山江附近修建水师要塞，派驻常驻舰队。此举不仅巩固了吴越对长江入海口的控制，更构建起“钱塘江-长江-近海”联动的防御体系——既能从长江威慑吴国，又能从海路防范闽国（今福建）等政权的突袭。这种军事优势，让吴越在后续始终掌握着江东地区的制水权，成为南方水师最强的政权之一。
二、政治层面：统治合法性的“此消彼长”。
1.吴国：内部矛盾日益激化，徐温的权力地位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狼山江战役失利的消息迅速传回吴国的都城广陵（即今天的江苏扬州），这一消息如同晴天霹雳，瞬间引发了朝野上下的剧烈震动。吴王杨隆演为了平息民间的愤怒情绪，采取了“斩杀陈汾、抚恤彭彦章”的应急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分民众的不满，但战后的吴国民生凋敝、经济衰败，边防形势也变得异常紧张，这些严峻的现实问题依然让广大民众对执政集团的不满情绪不断升温。
尤其是徐温，作为吴国实际上的掌权者，尽管他此时身负重伤，但作为战前主导对吴越军事部署的关键人物，战后的他却无力扭转吴国在军事上的劣势，这一状况引发了部分老臣的强烈质疑。例如，杨行密的老部下李承嗣等人，对徐温的领导能力提出了明确的质疑，甚至有官员直接上疏弹劾徐温，指责他在人事安排上“用人不当”，在军事调度上“策略失误”，认为正是这些错误导致了狼山江战役的惨败。
这些质疑与弹劾之声，令徐温的处境愈发艰难，其权力地位亦随之根本动摇。若非朝中遍布其亲信，且广陵城以及周边州县的军队尽在其掌控之中，徐温恐怕早已被处死多次。
2.吴越：内部凝聚力提升，钱传瓘储君地位稳固。
对吴越而言，狼山江之战的胜利成为钱镠政权巩固统治的“政治利器”。战前，吴越国内虽表面稳定，但钱镠诸子对储君之位的争夺已初现端倪——钱传瓘虽为节度副大使，但其他子嗣（如钱传璙、钱传瑛）也各有支持者。战后，钱传瓘凭借“一战定江东”的赫赫战功，不仅获得军中将领的普遍拥戴（水师将领几乎全归其麾下），更得到钱镠的明确认可：钱镠亲自在杭州为其举行庆功宴，赏赐“吴越兵马大元帅”印信，实质上确立了其储君地位。
同时，胜利也强化了吴越民众对钱氏政权的认同感。钱镠借“战胜强敌”的契机，宣传“吴越承天护民”的统治合法性，减免部分地区赋税，进一步稳固民心。这种内部凝聚力的提升。
三、经济层面：资源分配的“重心转移”。
吴国战后的经济困境，直接源于今年军事重建的巨大消耗，不包含攻打江州、钟鹏举和虔州总共伤亡二十万军队，仅本次重建水师一项，便需投入大量资金，更不要说还要重建被炸毁的润州大都督府：造船需要砍伐大量松木（主要产自皖南山区），运输木料需征调民夫；铸造兵器、招募士兵需支付巨额粮饷。为填补财政缺口，吴国被迫加重对扬州、常州等核心地区的赋税征收，甚至恢复了早已废除的“盐铁重税”，导致民间商业活动萎缩——扬州作为战前江东最繁华的商贸中心，战后因赋税过重、水师凋零（失去内河运输保护），往来商船数量减少近三成，经济活力大幅下降。
同时，长江防线的空虚，迫使吴国将大量农田改为“防御圩田”（在沿江地区修建堤坝、堡垒），挤占了农业生产空间。常州、润州等地的粮食产量，战后两年内下降约两成，进一步加剧了民生困境。这种“军事优先、经济让路”的局面，让吴国经济陷入“重建-消耗-再征税”的恶性循环，始终未能恢复战前的繁荣。
吴越则借助战后的军事优势，打开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一方面，控制长江入海口后，吴越商船可沿长江逆流而上，直达常州、润州等吴国控制区（虽为敌国，但民间贸易仍暗中进行），将吴越的丝绸、茶叶等特产销往江东，换取吴国的粮食、铁器；另一方面，吴越水师对近海的控制，保障了其与闽国、新罗（今朝鲜半岛）的海上贸易——明州港（今浙江宁波）的商船数量，战后三年内增长近五成，成为南方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之一。
经济的繁荣，又反哺了军事与民生：吴越不仅有足够资金维持水师规模，还能减免部分地区的赋税，甚至在杭州、苏州等地修建水利工程（如疏浚西湖、加固海塘），进一步提升农业产量。这种“军事胜利-经济增长-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让吴越在十国的乱世中，成为少有的“富庶之地”。
狼山江之战后，吴与吴越的战略关系彻底从“势均力敌”转向“吴越主导、吴国妥协”，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钟鹏举全面接管吴国。
对吴国而言，战后始终处于“防御心态”：在长江沿岸修建大量烽火台，严禁民间船只靠近吴越控制区；面对吴越水师的频繁巡逻，吴国始终不敢再主动发起军事进攻，甚至在吴越进攻闽国时，也只是象征性地出兵牵制，不敢与吴越正面冲突。
对吴越而言，战后则采取“稳守江东、伺机扩张”的战略：一方面，通过与吴国议和，避免陷入长期战争消耗；另一方面，将战略重心转向南方，先后出兵援助闽国平定内乱、与钟鹏举争夺江西地区乃至南方，逐步扩大在南方的影响力。这种战略转向，不仅让吴越避免了与吴国的两败俱伤，更为其日后“保境安民、奉事中原”的国策奠定了基础——钱镠晚年多次告诫子孙“善事中原，勿兴兵戈”，正是基于狼山江之战后吴越已掌握江东主动权的现实判断。
狼山江之战的影响，远超一场普通的水战。它不仅摧毁了吴国的水师根基，重塑了吴越的政治地位，更深刻改变了江东地区的经济版图与战略平衡。对吴国而言，此战是其由盛转衰的开端，为日后钟鹏举取代徐温埋下伏笔；对吴越而言，此战是其成为江东霸主的起点。
杨吴水军的全军覆灭激起大多数人的愤怒，虽然吴王杨隆演出面安抚各方势力，他并没有追究徐温的打算，但广陵城内一场针对徐温势力的军事行动一触即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