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2月初的广州，秘密情报组的晨雾还未散尽，陈默就被戴笠的贴身警卫叫到了办公室。
推门而入时，戴笠正站在窗前，手里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是个穿着军校制服的年轻学员，眉眼间带着几分英气。
“知道叫你过来做什么吗？”戴笠转过身，将照片递给陈默，语气比往常温和了几分，却依旧带着审视的意味。
陈默接过照片，照片背面写着“学员江枫，步兵科三班，籍贯湖北黄冈”。
他心里快速回忆——江枫这个名字，在之前整理的“进步倾向学员名单”里出现过，标注的理由是“多次借阅《资本论》，与校外进步人士有书信往来”，但一直没有实际参与学运的证据。
“戴先生，是要调查江枫学员？”陈默语气平稳，没有多余的猜测。
“没错。”戴笠走到办公桌前，拿出一份档案，“有人举报他近期与武汉来的共党联络员接触，你去跟踪他，记录他的行踪、接触人员，尤其是和校外人员的往来，三天后给我报告。记住，这是秘密任务，除了我，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秘密任务”四个字，让陈默心里一凛——这不仅是任务，更是戴笠对他的信任测试。
之前的工作虽获认可，但戴笠始终没有完全放下戒心，这次让他单独执行秘密跟踪，既考验他的能力，也试探他的忠诚度。
“明白，戴先生。我一定详细记录，不泄露任何信息。”陈默接过档案，郑重承诺。
走出办公室，陈默没有立刻去军校，而是先回组织科，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巧的黑色笔记本。这是他专门用于秘密任务的记录册，每页都标注了时间栏、地点栏、事件栏，甚至留有“备注观察”的空白处。
他知道，这次跟踪不能像之前那样“留有余地”，必须细致到每一个细节，才能让戴笠满意；但也不能“主观臆断”，必须基于事实记录，避免被怀疑“刻意构陷”。
当天上午，陈默换上一身军校教员的灰色制服，戴着一副圆框眼镜，伪装成“教务处查课人员”，在步兵科教学楼外等候。
上午10点，江枫从教室出来，独自一人走向军校图书馆。
陈默远远跟着，看到他在马克思主义书籍专区停留了20分钟，借阅了一本《共产党宣言》，期间没有与任何人交流。
下午2点，江枫离开军校，乘坐黄包车前往城南的“文轩书店”。
陈默换乘另一辆黄包车，在书店斜对面的茶摊坐下，看到江枫从书店出来时，手里多了一个牛皮纸信封，交给了门口一个穿蓝色短衫的男子。
他快速在笔记本上记录：“14:30，江枫至文轩书店，交信封予蓝衫男子，身高约175cm，左脸有痣，穿黑色布鞋。未交谈，男子接信后步行离开。”
接下来的两天，陈默依旧保持着“客观记录”的原则：江枫每天的行程规律——军校、图书馆、书店三点一线，接触的人员除了同学、书店老板，就是那个蓝衫男子，但每次接触都只是“交信封\/接信封”，没有任何语言交流，也没有出现“秘密聚会”“传递敏感文件”等异常行为。
期间，他甚至刻意观察江枫的细微动作：递信封时是否有暗号手势（没有，只是普通递接）、接信后是否立刻销毁（没有，将信封放进公文包）、与蓝衫男子是否有眼神交流（有，但只是短暂对视，无异常）。这些细节，他都一一记录在笔记本上，既不夸大，也不遗漏。
第三天晚上，陈默将整理好的报告交给戴笠。报告分为“每日行踪记录”“接触人员分析”“异常行为评估”三部分：
行踪记录：详细列出每天的时间、地点、事件，附上手绘的路线图；
人员分析：标注蓝衫男子的外貌特征、接触频率，注明“未查明身份，疑似书店伙计”；
异常评估：“江枫虽借阅进步书籍、与校外人员传递信封，但未发现实际参与学运、勾结共党的证据，信封内容未查明，无法判定是否为敏感信息。
综合评估：未发现实际异常，建议继续监控，待掌握更多证据后再定性。”
戴笠接过报告，仔细翻阅了近半小时，期间没有说话。
陈默站在一旁，保持着恭敬的姿态，心里却很平静——他知道，戴笠肯定会通过其他渠道核实，比如派暗线调查蓝衫男子的身份、监控书店的往来人员，而他的报告是否客观，很快就能验证。
果然，第二天上午，戴笠再次召见陈默，语气带着明显的满意：“你的报告很客观，我让人查了，那个蓝衫男子确实是书店伙计，江枫传递的信封里都是‘书籍订购单’，没有敏感内容。之前的举报，是有人看错了，把订购单当成了秘密文件。”
他顿了顿，拿起报告，指着“异常评估”部分：“你没有因为‘借阅进步书籍’就主观判定他‘有问题’，也没有因为‘传递信封’就夸大其词，这种‘不臆断、重证据’的态度，很难得。情报工作最忌‘先入为主’，很多人就是因为主观判断，冤枉了好人，也放跑了坏人。”
“戴先生过奖了，”陈默语气诚恳，“我只是按事实记录，按规则评估，不敢主观下结论。”
“以后，核心资料的整理工作，就交给你负责。”
戴笠突然说道，“包括军校学员的核心档案、地方军阀的动态简报，还有苏联军火的运输记录，这些之前都是老郑负责，现在让他协助你。”
陈默心里一震——核心资料整理，是情报组最核心的工作之一，涉及的都是高度机密信息，戴笠将这项工作交给自己，意味着他的信任终于逐步建立。
他连忙应道：“谢谢戴先生信任，我一定认真负责，绝不泄露任何机密。”
“我相信你。”戴笠笑了笑，这是陈默第一次看到他露出如此真切的笑容，“好好干，武汉任务还需要你挑大梁。”
走出办公室，陈默的脚步比往常轻快了几分。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双手，这双手曾整理过无数文件，传递过无数情报，也曾在危机时刻守护过同志，而现在，这双手终于赢得了戴笠的信任，获得了接触核心机密的机会——这意味着他能获取更多对组织有用的情报，也意味着他的潜伏之路，又向前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接下来的几天，陈默正式接手核心资料整理工作。他严格遵守保密规则：所有核心档案只能在机密阅档室查看，查看时全程有警卫陪同；记录信息只能靠记忆，不能携带任何纸笔；整理报告时，必须在戴笠的办公室完成，报告写完后当场提交，不留任何副本。
即使如此，他依旧凭借过人的记忆力，将关键信息牢记于心：比如“湘军第三师近期调动至衡阳，配合北伐军行动”“苏联军火下月将通过青岛港运输，数量约500支步枪”“广州进步学生近期计划在岭南大学举办‘北伐宣讲会’”——这些信息，他会在下班后，通过死信箱一一传递给组织。
老曾作为协助者，看着陈默有条不紊地整理核心资料，忍不住感慨：“陈中尉，戴先生很少这么信任一个新人，你可得好好把握机会。”
陈默笑了笑：“多亏曾科长之前的指导，我才能尽快上手。以后还得靠你多帮忙。”
他知道，信任的建立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戴笠的信任越多，他身上的责任越重，面临的风险也越大。但他已经做好了准备——用严谨的态度守住信任，用过人的能力获取机密，用坚定的初心传递情报，在信任与风险的平衡中，稳步前行。
晚上，陈默在加密笔记本上写下：1926年12月初，执行戴笠秘密任务——跟踪学员江枫。客观记录其行踪（军校-图书馆-书店）、接触人员（蓝衫男子为书店伙计），在报告中评估“未发现实际异常，建议继续监控”，未主观臆断。戴笠核实后，认可其“严谨客观”，逐步放下戒心，将核心资料整理工作交予我（含学员核心档案、军阀简报、军火记录），信任逐步建立。后续将依托核心资料，获取更多机密情报传递组织。
合上笔记本，陈默走到窗边，看着情报组院落里的灯火，心里格外坚定。他是陈默，代号磐石。信任的建立，是潜伏的铠甲，也是前行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