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8年冬的北平，寒风裹着雪粒子，砸在关帝庙的破窗户上，发出“呜呜”的声响。
陈幽蹲在神像后面，借着微弱的油灯，翻看着藏在暗格里的革命资料——一摞写满理论的手稿、几本珍贵的马克思主义着作，还有记录着社团成员联系方式的小册子。
这些东西，是社团的命根子，也是他和伙伴们用血汗攒下的“家底”，可现在，军警还在四处搜查，关帝庙也不是长久之计，必须尽快转移出去。
“默之，再想不出办法，这些东西迟早要被搜走！”
苏木蹲在旁边，急得直搓手，“小马虽然没供出这里，可军警肯定在扩大搜查范围，咱们总不能一直守着这些纸等死吧？”
陈幽点点头，手指摩挲着一本泛黄的《共产党宣言》，心里沉甸甸的。
直接转移肯定不行，军警在各个路口盘查，一搜一个准；烧掉又舍不得，这些都是前辈们的心血，是革命的火种。
他想起小的时候帮父亲整理商铺账本，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和账目，突然眼前一亮：“有了！咱们把资料伪装成商铺账目，找可靠的人带回南方暂存！”
“伪装成账目？怎么伪装？”苏木眼睛一亮，凑了过来。
“你看，”陈幽拿起一本旧账本，账本的纸又厚又糙，背面还是空白的，“咱们把重要的文稿抄录在账本背面，正面是正经的收支账目，背面是革命理论，就算被军警查到，他们也只会以为是商铺的账本，不会怀疑背面有字！”
他又指着旁边的四书五经：“还有这些进步书籍，咱们把它们混在《论语》《孟子》里，用粗布包起来，外面再裹一层油纸，装作是商人带的货物，让可靠的同乡带回南方，藏在乡下，等风头过了再拿回来！”
苏木拍着大腿叫好：“这个主意妙！既隐蔽又安全！可找谁带呢？得是绝对可靠的人，不能出半点差错。”
“我想到一个人，”陈幽眼睛亮了，“我同乡王大叔，在北平做茶叶生意，经常往返南北，为人老实，去年我娘还托他给我带过东西，他肯定愿意帮咱们。”
说干就干，两人立刻分工——陈幽负责抄录文稿，苏木负责整理书籍和联系王大叔。
陈幽找来毛笔和墨，趴在神像前的供桌上，小心翼翼地把《新曙光》的创刊理念、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还有社团未来的计划，一字一句抄录在旧账本背面。
油灯的火苗跳动着，把他的影子映在墙上，手指写得发酸，眼睛看得发花，可他不敢停——每多抄一页，革命的火种就多一分希望。
苏木很快联系上了王大叔，王大叔听说要帮进步青年转移“重要东西”，没有丝毫犹豫，拍着胸脯说：“默之，你放心！大叔在北平跑了十几年生意，什么样的盘查没见过？保证把东西安全送到！”
第二天一早，陈幽和苏木乔装打扮一番——陈幽穿了件绸缎马褂，戴着瓜皮帽，手里拎着个装着账本的小箱子，装作是去南方收账的商铺少东家；苏木穿了件短打，背着个装满“货物”的布包，装作是伙计。
王大叔则穿着一身商人的棉袍，带着他们往火车站走。
走到城门口，果然遇到了军警盘查，几个背着枪的军警拦住他们，手里拿着画像，眼神警惕地扫着陈幽：“干什么的？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官爷，俺是做茶叶生意的，这是俺的伙计和少东家，去南方收账。”
王大叔赶紧递上烟，脸上堆着笑，“您看，这是俺的生意账本，还有给家里带的几本书，没别的东西。”
一个军警接过陈幽手里的小箱子，打开一看，全是写满数字的账本，翻了几页，全是“收茶叶款五十两”“支房租十两”的账目，没发现异常；另一个军警打开苏木背上的布包，里面是几本线装的四书五经，还有一些茶叶，也没看出问题。
“你们是湖南来的？”军警盯着陈幽，眼神怀疑，“最近有湖南来的反动分子在搞事，你们可得老实点！”
陈幽心里一紧，脸上却装作镇定：“官爷，俺们就是老实做生意的，哪敢搞事？您看俺这账本，全是正经买卖，要是不信，您可以去茶馆打听，俺们王家茶叶铺在北平可是有名的老实生意！”
王大叔也赶紧帮腔：“是啊官爷，俺们还要赶火车，耽误了生意，损失可就大了，您高抬贵手，放俺们过去吧。”
军警又翻了翻账本和书籍，没发现可疑之处，骂骂咧咧地把东西还给他们：“赶紧走！别在这儿耽误事，要是发现你们搞鬼，饶不了你们！”
“谢谢官爷！谢谢官爷！”三人赶紧点头哈腰地往前走，走出城门口，才松了口气，后背全是冷汗。
到了火车站，王大叔把装着账本和书籍的布包紧紧抱在怀里，叮嘱陈幽：“默之，你放心，俺到了湖南，就把东西藏在俺乡下的亲戚家，等风头过了，俺再给你送回来。你在北平也要小心，别让大叔担心。”
陈幽紧紧握住王大叔的手，眼眶发红：“王大叔，谢谢您！这些东西比俺的命还重要，就拜托您了！”
“放心吧！”王大叔拍了拍他的肩膀，转身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看着火车缓缓开动，陈幽和苏木站在月台上，心里既激动又踏实——重要资料终于安全转移了，革命的火种保住了！
回到关帝庙，陈幽瘫坐在地上，看着自己写得发酸的手指，还有身上沾着的账本墨迹，心里百感交集。这次转移，比上次躲避军警突袭更惊险，也更考验智慧——没有硬拼，没有慌乱，而是用伪装和计策，在军警的眼皮子底下，把最重要的东西安全送了出去。
“默之，你太厉害了！”苏木递给他一碗热水，兴奋地说，“要是换了我，肯定想不到这么妙的主意，说不定早就被军警抓了！”
陈幽接过热水，笑了笑：“不是我厉害，是咱们不能蛮干。革命不是光有热情就行，得有智慧，有策略，得学会保护自己，保护咱们的革命成果。就像这次，要是硬闯，不仅东西保不住，咱们也得遭殃；可咱们用了计策，既安全又顺利，这就是智慧的用处。”
他顿了顿，想起李大钊先生说的“既要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现在才真正明白，“行万里路”不仅是去实践，更是去学会在复杂的环境里，用智慧解决问题，用策略应对危险。
接下来的几天，陈幽和苏木一边关注军警的动向，一边整理剩下的零散资料。
把不重要的传单烧掉，把成员联系方式记在脑子里，再把记满理论的小本子藏在身上，确保就算再遇到突袭，也不会留下任何证据。
有一天，他们在胡同里遇到之前帮他们发刊物的小贩老张，老张偷偷告诉他们：“军警最近还在查《新曙光》，可没找到新的印刷点，也没查到你们的下落，估计快放弃了。你们藏的那些东西，没被发现吧？”
“没被发现，早就转移走了！”陈幽松了口气，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太阳西下，陈幽和苏木走在回关帝庙的路上，寒风依旧刺骨，可他们心里却暖暖的。这次智转资料经历，像一堂生动的“革命策略课”，让陈幽明白，革命不仅需要热血和勇气，更需要冷静和智慧；不仅需要理想和信念，更需要务实和策略。只有把热情和智慧结合起来，才能在布满荆棘的革命道路上，走得更稳、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