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因如此，当贾诩提议“控制司马懿家人”时，曹铄才会坚决反对。他不是不恨司马懿的背叛，不是不担心司马家可能传递消息，而是清楚——一旦开了“株连”的头，就再也收不住了。
“如果因为司马懿犯罪，就把他的妻儿、族人都抓起来，那以后呢？”曹铄曾在书房里，对黄权这样解释，“若是一个百姓被恶霸欺压，忍无可忍杀了恶霸，我们是不是也要像旧朝那样，把他的父母、孩子都发配为奴？若是一个小吏不小心算错了税，我们是不是也要抄了他的家？”
他拿起桌上的《华夏律》，指尖划过“罪止其身”四个字：“株连最可怕的地方，不是惩罚了多少人，而是给了权力者‘排除异己’的借口。旧朝多少忠臣良将，就是因为‘株连’，被政敌诬陷，落得满门抄斩的下场？我们要建的是新国家，不是旧朝廷——有罪就是有罪，无罪就是无罪，绝不能让‘一人犯错，全家遭殃’的悲剧再上演。”
黄权听完，终于明白了曹铄的深意。这不是“妇人之仁”，而是对“法治”最坚定的守护。因为曹铄知道，只有守住“不株连”的底线，百姓才敢真正信任律法；只有让百姓相信“自己没犯错就不会受牵连”，他们才会有底气生活、有勇气维权，这个国家才能真正走向安稳。
如今，《华夏律》的条文还在不断完善，但“保护良善”的初心从未改变。在下邳的街头，百姓遇到不公时，会主动去廉政公署递材料；在偏远的乡村，农户因为土地纠纷，会知道去县衙找法官评理。这些细微的变化，都在证明：当律法真正成为百姓的“保护伞”时，这个国家的根基，才会越来越稳固；百姓的眼里，才会充满对未来的希望。而这，正是曹铄心中“公天下”最该有的样子。
华夏二年的春末，下邳城西的大道上，往来的商队几乎络绎不绝。
南来的商队载着岭南的丝绸、茶叶、白糖、纸张，北往的商队运着中原的铁器、布匹、雪花盐，车轮碾过青石板路，留下一串串清脆的声响。市集里更是热闹非凡：绸缎庄的伙计忙着展示新到的蜀锦，粮行的掌柜在算盘上噼啪拨弄，连街角的小吃摊前都排起了长队——这股蓬勃的商业气息，是中原大地久违的生机。
自华夏推行“支持商业、开放市场”的新政以来，商业发展的速度远超预期。下邳、成都、许昌等大城先后开设了“通商市”，允许商人自由交易，仅收取合理的商税；政府还为远行商队提供完税凭证，以免沿途关卡的苛捐杂税。
这些年，徐州商税占比稳稳超过农税，每个地方加入时间先后不同，商税占比也有所差异，最新统计，华夏商税在国家总税收中的占比从朝廷时期的15%飙升至30%，隐隐有赶超农税的趋势——这在数千年皇权历史里，是极为罕见的景象。
翻遍史书，只有宋朝的商税占比曾超过农税。可宋朝的“商税高”，不过是朝廷从商人手中敛财的手段：江南的丝绸商要缴“过税”“住税”“杂税”三重税负，最终却多流入官僚与皇室的腰包，百姓除了在灾年能领到几碗稀粥，几乎得不到任何实惠。
而明朝更甚，农税占比高达85%，百姓不仅要缴纳“夏税秋粮”，还要承担“徭役折银”“军需加派”，不少农户为了缴够赋税，不得不卖儿鬻女，日子苦不堪言。
华夏的不同，在于“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所有税收的使用都摆在明面上：政府每一笔开支，都要提前制定预算，报给百姓大会审核——大到北方边防的军饷，小到乡村小学的笔墨钱，都得经过议员们逐条质询、表决通过后才能拨付。
像旧朝皇帝那样“随意支配国库”，比如为了修建宫殿挪用赈灾粮、为了选秀耗费百万钱，在华夏是绝无可能的。商人们缴纳的税款，最终变成了贯通南北的官道、惠及寒门的学堂、抵御灾害的河堤，这让越来越多的商人愿意主动缴税，甚至参与到公益捐赠中。
可商业的蓬勃，也带来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铜钱流通的不便。市面上主要流通的是五铢钱，一贯钱（1000枚五铢钱）足有6.5斤重。若是小本生意，比如卖菜、买布，几枚、几十枚铜钱还能随身携带；可要是大商人做跨州交易，比如从徐州买100匹布运到荆州，货款需要100贯钱，换算下来就是650斤重，得专门雇一辆马车来运钱。
这样的“运钱难题”，不仅麻烦，还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商队运着满车铜钱走在荒郊野外，很容易被劫匪盯上——去年秋天，一支从兖州到扬州的商队，就因为运了500贯铜钱，在半路被人劫走，护卫拼死抵抗才保住性命，却也损失惨重。
除此之外，大额交易时的“点钱”也成了麻烦事：100贯钱要数上很久，还容易出错，耽误生意。
商人们私下里常念叨：“要是能有个法子，不用带这么多铜钱也能做生意就好了。”他们不知道的是，早在五年前，曹铄就已经在为这个问题铺路了。
那时天下还未太平，曹铄刚拿下荆州，就敏锐地意识到：未来要发展商业，必须先解决“货币流通”的问题，而核心就是建立一套类似“现代银行”的金融体系。
汉代没有真正的“钱庄”，只有两类与钱相关的机构：一类是“钱家”，专门放高利贷，利息往往高达“百分取三十”，不少百姓因借高利贷而家破人亡；另一类是“典当行”的雏形，百姓拿衣物、农具抵押换钱，本质上还是“应急借贷”，和“存钱、汇兑”的银行功能相去甚远。
曹铄知道，要建立新的金融体系，首先得有懂“现代银行思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