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岁生日这天，热闹是楼下的。
笑声和交谈声隔着地板嗡嗡传来，像另一个世界的杂音。蛋糕甜腻的香气顺着楼梯盘旋而上，混着旧宅沉闷的空气，压得人胸口发慌。我操控电动轮椅，轮子无声碾过走廊老旧的地板，停在阁楼那扇总是紧锁的活板门下。今天，它却虚掩着，露出一条幽深的缝。大概是妈妈忙着张罗派对，疏忽了这道最后的防线。里面黑黢黢的，静得像一座坟墓，又像一张随时会吞噬什么的、沉默的嘴。
一股莫名的力量推着我，伸手拉下了那截尘封的折叠梯。灰尘瞬间在从门缝透入的微光里惊惶飞舞，如同被惊扰的幽灵。
阁楼里堆满了被时光遗忘的物件，空气里弥漫着陈年尘埃、腐朽木料和一丝若有若无的霉味。我的轮椅太笨重，里面空间逼仄，只能勉强在入口处转圜。手电光柱扫过，最终定格在一个角落的老松木箱上。箱盖没有严丝合缝，露出一角泛黄的蕾丝——那是我婴儿时的襁褓。箱子里是些细小柔软的旧衣物，下面压着几本硬壳笔记本。
最上面那本，封皮是暗红色的，色泽沉黯，像早已凝固发黑的血。我认得这个笔记本，妈妈年轻时总是用它写写画画。一种近乎宿命的冲动，让我俯身将它抽了出来，沉甸甸地摊在膝头。扉页上，是母亲娟秀而熟悉的钢笔字，标注的日期，赫然是我五岁那年的夏天。
“女儿今天又哭着问我，为什么她的腿不能走路，为什么不能像幼儿园其他小朋友一样奔跑跳跃。我心如刀绞，紧紧抱着她，告诉她是因为她小时候生了一场非常非常严重的病，病毒伤害了控制双腿的神经。她在我怀里委屈地抽噎，我的眼泪也落在她头发上。但我是为了她好，她永远都不会知道，只有这样，她才能 safest。”
“safest”。 这个拼写错误的词，像一根细小的冰刺，扎进我心里。妈妈是英文老师。
指尖带着微不可察的颤抖，拂过粗糙的纸页，向下翻去。日记的日期跳跃着，忠实地记录着我的成长，或者说，我那被精心编织的“病况”。
“七岁，带她去省城做全面检查。那位权威专家再次明确告知，神经系统未见任何器质性病变。谢天谢地。” —— 为什么是“谢天谢地”？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十岁生日过后，我发现她竟然在自己房间里，用手撑着床沿，偷偷尝试挪动她的腿！我几乎魂飞魄散，冲进去狠狠训斥了她，告诉她这样胡来会让‘病情’急剧恶化，以后就真的永远也站不起来了。她吓坏了，小脸惨白，从此再也不敢尝试。宝贝，对不起，妈妈的心也在滴血，可我绝不能失去你。你是我的全部。外婆当年抛弃我的那种冰冷，我绝不能让我的女儿去经历任何一丝一毫的风险。留在妈妈身边，才是最安全的。”
外婆？ 妈妈很少提起外婆，只说她很早就离开了。原来这扭曲的根系，深扎在另一代人的创伤里。寒意不再是蛇，而是汹涌的暗流，瞬间淹没了我的脚踝，向上蔓延。
我发疯似的往后翻，纸页哗啦啦地响，在死寂的阁楼里显得格外刺耳。日期越来越近。
“她二十岁生日快到了。可我最近发现，她看着窗外行走的路人，眼神里充满了让我恐惧的向往。我试探着问她，她竟说昨晚梦到自己站起来走路了，感觉非常真实。巨大的恐慌攫住了我……是每晚的牛奶里，‘维生素b12注射液’的剂量需要调整了吗？ 还是我的宝贝终于要挣脱我了？绝对不能让她……”
“维生素b12注射液”？ 那每晚温热的牛奶……原来不是药，是刑具。一种我从未知晓其名的化学枷锁。
所以，我不是生病。
从来就没有什么该死的病！
血液仿佛在瞬间凝固，四肢百骸一片冰凉。我想尖叫，想砸碎一切，可被药物和谎言共同驯化了十五年的双腿，只换来一阵绝望的酸软。我的手无意中碰到木箱深处另一个硬物——那是一双小小的、白色的软底舞蹈鞋，崭新，标签还在。一种我从未拥有，甚至不敢想象的可能，像幽灵般击中了我。
就在这头晕目眩、几乎要窒息昏厥的瞬间，我挣扎着翻到了最后一篇有字迹的记录。墨迹很新，带着一股决绝的气息。
“不能再犹豫了。她二十岁了，心思活了，越来越不受控。今天联系了王医生（他当年那起非法药物致患者死亡的证据，还在我手里），详细咨询了跟腱延长术联合选择性腰骶神经根部分切断术的可行性。他说有风险，可能导致永久性运动功能障碍。但这是唯一的办法了。唯有如此，才能一劳永逸。永久性的。 为了我们母女能永远不分开。”
“永久性的”。
啪嗒。
一滴滚烫的汗珠从我额角滑落，重重砸在那个狰狞的词上，墨迹被晕开一小片，像一道新鲜的伤口。那些冰冷的医学术语，比任何直白的恐惧更令人胆寒。
楼下，妈妈的声音响起，近在咫尺，就在阁楼下方！那声音依旧温柔：“囡囡？调皮鬼，躲到哪里去了？快下来切蛋糕了，客人们都等着你呢，就等你了。”
脚步声，踏在通往阁楼的木制楼梯上，一步，一步，稳定、清晰。
我瘫在轮椅上，全身的骨头仿佛都被抽走了，僵硬的指尖还死死按在那行决定我命运的字迹上。那本暗红色的日记，被我紧紧抱在胸前，像一面脆弱不堪的盾牌。
脚步声在入口处停顿了一下。
然后，活板门被完全推开。妈妈站在梯子下端，仰着头。她脸上带着无懈可击的温柔笑容，但她的眼睛，像两潭深不见底的寒水，精准地落在我怀里的日记本上，落在我惨白如纸的脸上。
她没有惊讶，没有愤怒，甚至没有丝毫的意外。
她的嘴角，勾起一丝极淡、极诡异的弧度，声音轻柔得像羽毛，却带着致命的寒意：
“还是……找到了啊。”
她一步步踏着梯子走上来，阁楼狭窄的空间因为她的到来而更加压迫。她无视我惊恐收缩的瞳孔，目光扫过那双被我碰掉的儿童舞蹈鞋，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但很快被一种近乎虔诚的坚定取代。
“也好，”她轻声说，像在安慰我，也像在说服自己，“反正明天之后，这些……就用不着了。”
她俯下身，向我伸出手，不是要拿走日记，而是像往常一样，准备推我下去，去喝那杯加了“蜂蜜”的牛奶。
“来吧，囡囡，”她的声音温柔得令人毛骨悚然，“吹完蜡烛，好好睡一觉。明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这句话像最终的判决，在死寂的阁楼里回荡。
我坐在轮椅上，这个承载了我十五年依赖与痛苦的移动囚笼，看着母亲伸来的、曾经给我无限温暖与安全的手。那双手，即将为我施行最终的“手术”。
我的腿，在宽大的裙摆下，不受控制地剧烈颤抖起来。这一次，不是因为药物的副作用，也不是因为多年的“废用”。
而是因为，在极致的恐惧与绝望深渊之底，那被囚禁了十五年的、想要站立、想要奔跑、想要活下去的本能，正在发出无声的、撕裂般的尖叫。
而我知道，能听到这尖叫的，只有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