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康六年（公元前60年），春。
赵充国的“屯田破羌”之策，在经历了初期的质疑与羌人的试探性进攻后，其深远效力开始逐渐显现。
万余汉军士卒并非集中一处，而是依据赵充国的方略，在陇西、金城等战略要地，择险而立，修筑营垒，且耕且守。他们如同钉子般楔入羌地，既不主动寻求决战，也绝不让羌人肆意寇掠。汉军斥候游弋四方，烽燧严密，羌人任何规模的集结与动向都难逃监控。
与此同时，赵充国并非一味固守。他深谙羌人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派遣熟悉羌情的使者，携重金、布帛，秘密联络那些与先零羌杨玉有隙的部族首领，陈说利害，许以优待。在汉军持续的军事压力和经济封锁下，原本就松散的羌人联盟开始出现裂痕。一些弱小部族不堪忍受物资匮乏和汉军无处不在的威慑，率先脱离杨玉，向汉军请降。
杨玉虽竭力弹压，然人心已散，大势已去。其部众在汉军坚壁清野的策略下，牲畜瘦弱，粮草不继，士气日益低落。最终，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众叛亲离的情况下，杨玉率领残部试图向西突围，却在途中遭遇赵充国预设的伏兵，一战溃败，杨玉本人亦死于乱军之中。
持续近一年的羌乱，终以汉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终。此战，汉朝未动用关中主力，仅以万余人屯田戍守，辅以分化瓦解之策，便以极小代价平定叛乱，不仅稳固了西北边疆，更极大地震慑了西域观望的诸国，彰显了“昭宣中兴”时期的国力与谋略。
捷报传至长安，汉宣帝大喜，对赵充国褒奖有加，并下诏在羌地设立“属国”，安置归附的羌人部落，由汉朝派遣属国都尉进行管理，进一步加强了对河西走廊及羌地的控制。
……
秦岭山庄。
秦墨收到羌乱平定的详细战报，对赵充国的老辣谋略亦是颇为赞赏。“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赵将军此策，可为后世镇边之楷模。”
随着西北边患的消除，帝国的外部环境得到了进一步改善。守夜人在陇西、河西的据点也恢复了正常的运作，商路再次畅通无阻。秦墨下令，撤回之前为配合军事行动而加强的力量，恢复常态监控。
与此同时，另一件震动士林的文化盛事，在经过近一年的筹备后，也终于在长安拉开了帷幕——石渠阁会议正式召开。
汉宣帝刘询亲临石渠阁，太子太傅萧望之等重臣主持，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着名儒生，如梁丘贺、夏侯胜、欧阳地余等各家学派代表人物。阁中论辩之声不绝于耳，诸生引经据典，互相诘难，旨在讲论《五经》异同，统一经学解释。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关乎学术正统与思想话语权的争夺。各家都希望能让自己的学说得到皇帝的认可，成为官学。辩论异常激烈，有时为了一个字的解释、一句经义的理解，便能争论数日。
守夜人虽然不直接介入学术争论，但对这场关乎帝国文化走向的会议也保持着高度关注。石影安排人手，搜集会议中讨论的各类观点和最终议定的结果。秦墨特别嘱咐，留意那些涉及上古礼制、祭祀、天文、地理的讨论，或许其中会夹杂着一些被主流儒学视为“怪力乱神”、却可能与镇岳钥或上古秘辛相关的碎片信息。
会议期间，长安城中文风鼎盛，士人相聚，必谈石渠。以往那些流传于市井的诗词歌赋，在此等关乎“经国大业”的盛事面前，似乎都显得微不足道了。连之前因与赵充国方略精神隐约契合而被人提及的“河内无名诗”，也很快被淹没在浩如烟海的经义讨论之中，再无人提起。
然而，在这场思想统一的宏大叙事下，一些细微的变化也在悄然发生。会议最终由宣帝出面“称制临决”，对诸多争议问题做出了裁决，并下令将论定后的经说编纂成书，藏于石渠阁，作为官方定本。这意味着，自此以后，儒家经学的解释权被收归中央，思想上的“大一统”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秦墨翻阅着石影送来的会议摘要，目光沉静。他看到了学术的繁荣，也看到了思想可能因此趋于单一的隐忧。但这同样是历史进程的一部分，非一人之力可以扭转。他只是在那些浩繁的经义中，仔细搜寻着任何可能超越寻常认知的、古老而神秘的只言片语。
羌乱已平，边境暂安；石渠风起，文教一统。
帝国的内外局面，似乎都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和有序的阶段。但秦墨心中清楚，表面的平静之下，暗流从未真正停止涌动。无论是东南庐江那依旧神秘的“兴隆商号”，还是玄冥教残党可能的新动向，都需要守夜人持续保持警惕。
他放下手中的简报，走到院中。春日的阳光暖暖地洒在身上，山庄内一片祥和。然而，他的目光却仿佛穿透了这宁静的山谷，投向了更远、更未知的远方。第四世的旅程，在经历了朝堂、边关、江湖的种种之后，似乎又将迎来新的转折。而这一次，转折的契机，或许就隐藏在这些看似寻常的政务与文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