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集坟典 (ji ji fén diǎn)，亦聚群英 (yi ju qun ying)。浓缩了中华文化对 “知识载体” 与 “知识主体” 的双重重视 —— 前者指向典籍的整理与传承，后者指向人才的汇聚与任用。这两句话看似简单，实则是贯穿中国数千年文明史的核心逻辑：典籍为 “根”，群英为 “魂”，根魂相依，方能成就文化的绵延不绝。本文将从文本溯源、概念解构、历史实践、辩证关系及现代启示五个维度，对这一文化命题进行深度剖析。
一、文本溯源：《千字文》的语境与 “双集” 的初心
要理解 “既集坟典，亦聚群英”，首先需回归其诞生的文本母体 ——《千字文》，以及它所对应的时代背景。只有明确周兴嗣编撰此句的初衷，才能把握其原始意涵。
1. 《千字文》的成书：南朝文化整合的产物
南朝梁武帝天监年间（502-519 年），梁武帝萧衍为规范皇子教育，命人从王羲之书法作品中拓取 1000 个不重复的汉字，交由散骑侍郎周兴嗣编撰成韵文。周兴嗣 “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最终形成的《千字文》不仅是识字教材，更是一部微型的 “文化百科全书”。
彼时的南朝，正处于魏晋南北朝战乱分裂后的文化重建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与南方汉族政权长期对峙，中原典籍因战乱大量散佚；同时，玄学、佛学与儒学相互交融，文化思想呈现多元格局。梁武帝作为笃信儒学、重视文治的君主，其核心诉求是通过 “正文字”“明典籍”“聚贤才” 来重建文化秩序，巩固统治合法性。《千字文》的编撰，本质是一次 “文化整合工程”，而 “既集坟典，亦聚群英” 正是这一工程的核心目标 ——以典籍凝聚文化共识，以人才推动文化实践。
2. 上下文语境：从 “宫殿” 到 “文化” 的延伸
“既集坟典，亦聚群英” 的上下文为：“宫殿盘郁，楼观飞惊。图写禽兽，画彩仙灵。丙舍旁启，甲帐对楹。肆筵设席，鼓瑟吹笙。升阶纳陛，弁转疑星。右通广内，左达承明。既集坟典，亦聚群英。”
这段文字先描绘宫殿的宏伟壮丽（“宫殿盘郁，楼观飞惊”）、装饰的精美（“图写禽兽，画彩仙灵”），再讲宫殿的功能分区：“丙舍”（侍从居住的偏房）、“甲帐”（帝王的帐幕）是居住空间；“肆筵设席，鼓瑟吹笙” 是礼仪空间；“右通广内，左达承明” 则指向核心的文化空间 ——“广内” 是汉代宫廷藏书阁的名称（《汉书?艺文志》载 “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广内”），“承明” 是汉代官员议政、学者论道的场所（《三辅黄图》载 “承明殿，着述之所也”）。
从 “广内” 到 “承明”，空间的转换暗合 “典籍” 与 “人才” 的关联：“右通广内” 对应 “既集坟典”（藏书），“左达承明” 对应 “亦聚群英”（聚贤）。周兴嗣以汉代的文化制度为范本，暗示 “藏书” 与 “聚贤” 是帝王治国、文化兴盛的两大基石 ——没有 “广内” 的典籍，“承明” 的群英便无知识依托；没有 “承明” 的群英，“广内” 的典籍便成故纸堆。这种空间与功能的对应，正是 “双集” 思想的直观体现。
二、“坟典” 解析：从 “三坟五典” 到中华典籍的传承谱系
“坟典” 是 “既集坟典” 的核心概念，其内涵远不止 “书籍” 这么简单。它是中国上古文化的象征，是后世典籍传承的源头，更是中华文化 “崇古重史” 传统的载体。要理解 “集坟典” 的意义，需先厘清 “坟典” 的所指与演变。
1. “坟典” 的本义：上古文献的象征符号
“坟典” 是 “三坟” 与 “五典” 的合称，最早见于《左传?昭公十二年》：“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西晋杜预注曰：“皆古书名。” 关于 “三坟五典” 的具体内容，后世文献有两种核心说法：
帝王世系说：据《尚书序》（传为孔安国所作）记载，“三坟，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五典，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 这里的 “坟” 意为 “大”（《尔雅?释诂》：“坟，大也”），“三坟” 即记载伏羲、神农、黄帝三位上古帝王 “大道” 的典籍，内容涵盖天文、历法、教化（如伏羲画八卦、神农尝百草）；“典” 意为 “常”（《说文解字》：“典，五帝之书也，从册在丌上，尊阁之也”），“五典” 即记载少昊至虞舜五位帝王 “常道” 的典籍，核心是治国理政的经验（如唐尧禅让、虞舜制礼）。
内容分类说：清代学者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中提出，“三坟” 可能是按内容分类的典籍，“坟” 即 “分”，指天、地、人三类典籍；“五典” 则对应 “五常”（仁、义、礼、智、信）。这种说法虽缺乏直接文献支撑，但符合中国古代 “天人合一”“以伦理治国” 的思维方式。
无论哪种说法，“三坟五典” 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是中华文化 “源头性” 的符号。至周兴嗣所处的南朝，“三坟五典” 的原书已基本散佚（仅有零星引文见于《左传》《礼记》等文献），但这一概念已成为 “上古智慧结晶”“中华元典” 的代称。周兴嗣用 “坟典” 而非 “书籍”，正是为了强调 “集典” 的文化溯源意义 —— 不仅是收集书籍，更是承接上古以来的文化根脉。
2. “集坟典” 的历史实践：从官府藏到全民护的传承之路
“集坟典” 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中国历史上持续不断的文化实践。从先秦到明清，“集典” 的主体从官府扩展到民间，形式从手写抄录到雕版印刷，但其核心目标始终一致：保存文化记忆，避免典籍因战乱、灾荒而失传。梳理这一实践历程，可清晰看到中华文化的 “抗衰能力”。
（1）先秦：官府垄断下的 “典册之藏”
先秦时期，典籍的制作与收藏由官府垄断（“学在官府”），只有贵族与史官才能接触典籍。当时的 “集典” 主要由史官负责，如周代的 “太史寮” 是最高藏书机构，收藏 “三坟五典”“四方之志”（各国史书）、“邦国之典”（礼仪制度）。
这一时期的 “集典” 有强烈的政治属性：典籍是王权合法性的证明（如《尚书》中的 “天命” 思想），也是治国的依据（如《周礼》记载的官制）。但局限性也很明显 —— 典籍仅为少数人掌握，且载体为竹简、木牍，体积大、重量重，难以流传。西周末年战乱，周王室的典籍大量流失（如 “王子朝奔楚” 时带走大批典册），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典籍散佚，也让后世意识到 “集典” 的紧迫性。
（2）汉唐：从 “抢救性收集” 到 “系统性整理”
汉唐是 “集坟典” 的关键时期，两次大规模的 “集典” 实践奠定了中国典籍传承的基础：
汉代：河间献王与 “石室金匮之藏”
秦代 “焚书坑儒” 导致典籍严重损毁，汉初统治者意识到 “治天下需先兴文化”。汉文帝设 “经博士”，汉景帝时，河间献王刘德 “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间征集先秦旧书，“得书多，与汉朝等”（《汉书?河间献王传》）。他不仅收集《毛诗》《左传》等儒家经典，还建立 “石室金匮”（用石头建造的藏书室，用金属封缄，防潮防火）保存典籍，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民间集典的代表。
汉武帝时期，“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广内”（《汉书?艺文志》），在宫廷设立 “广内殿”“秘府” 等藏书机构，首次形成 “官府集典” 与 “民间集典” 并行的格局。东汉班固编撰《汉书?艺文志》，首次系统整理汉代藏书，着录图书 38 种、596 家、 卷，成为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目录学着作 —— 这标志着 “集典” 从 “收集” 进入 “分类整理” 的阶段。
唐代：“四库之藏” 与典籍标准化
唐代是中国古代文化鼎盛期，“集坟典” 也进入系统化阶段。唐太宗设 “弘文馆”，收藏经、史、子、集四类典籍，奠定后世 “四库分类法” 的基础；唐玄宗时期，在长安、洛阳设立 “集贤院”，负责典籍的收集、校勘、抄写，还规定 “凡四部书，分库以贮，以书库郎二人掌之”（《唐六典》），形成完善的藏书管理制度。
唐代的 “集典” 有两大突破：一是 “校勘” 的重视，如颜师古校订《五经》，纠正了汉代以来的文字讹误；二是 “抄写传播”，政府组织抄书手大量复制典籍，分送各地州县学校，让典籍从宫廷走向地方。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唐代藏书最多时达
卷，是汉代的 4 倍，为宋代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
（3）宋元明清：雕版印刷与 “全民集典” 时代
宋元以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彻底改变了 “集典” 的形式 —— 典籍从 “手写本” 变为 “印刷本”，成本降低，流传范围扩大，“集典” 的主体也从官府扩展到文人、商人甚至平民。
宋代：书院藏书与 “崇文抑武” 的文化政策
宋代统治者推行 “崇文抑武” 政策，宋太宗组织编撰《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合称 “宋四大书”），聚集李昉、徐铉等学者，从全国征集典籍，仅《太平御览》就引用书籍 1690 种，其中大部分是唐代及以前的散佚文献，堪称 “集坟典” 的巅峰之作。
同时，宋代书院兴起（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书院不仅是教学机构，也是藏书机构，“书院藏书” 与 “官府藏书”“私人藏书” 形成三足鼎立。据统计，宋代私人藏书家超过 300 人，其中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是私人藏书目录的典范，体现了 “集典” 的民间力量。
明清：《四库全书》与典籍的 “双刃剑” 整理
清代的 “集坟典” 以《四库全书》为代表。乾隆皇帝从 1772 年开始，历时 10 年，征集全国书籍，组织纪昀、陆锡熊等 360 位学者、3800 多位抄写员，编撰成《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共收录书籍 3461 种、 卷，抄写 7 部，分藏于北京紫禁城文渊阁、沈阳文溯阁、承德文津阁等 “七阁”，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丛书。
但《四库全书》的编撰也带有 “文化筛选” 的性质 —— 乾隆皇帝借机销毁 “反清”“异端” 书籍（据统计，销毁书籍达 3000 余种、6 万卷），成为 “集典” 史上的争议事件。这也提醒我们：“集坟典” 不仅是 “保存”，更涉及 “选择”，而选择的标准往往与时代的政治、思想紧密相关。
3. “集坟典” 的文化功能：中华文化的 “保鲜剂” 与 “导航仪”
为何中国古人如此重视 “集坟典”？从文化功能的角度看，“集典” 本质是为中华文化提供 “双重保障”：
文化记忆的 “保鲜剂”：典籍是跨越时空的 “记忆载体”。通过 “集典”，先秦的 “民为邦本” 思想（《尚书》）、汉代的 “天人感应” 理论（《春秋繁露》）、唐代的 “开放包容” 精神（《大唐西域记》）得以保存，即使经历战乱、朝代更迭，文化记忆也不会中断。例如，秦始皇焚书后，《尚书》因伏生藏于墙壁而得以留存，成为后世儒学复兴的重要依据 —— 这正是 “集坟典” 的价值所在。
文化发展的 “导航仪”：典籍不仅是 “过去的记录”，更是 “未来的指引”。中国古代的学者、政治家往往通过研读典籍来寻找治国、治学的方法：孔子 “韦编三绝” 研读《周易》，形成儒家思想；朱熹注解《四书》，构建理学体系；朱元璋建国后 “命儒臣修《礼书》”，以典籍为依据制定礼仪制度。可以说，“集坟典” 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 “历史坐标”，避免了文化发展的盲目性。
三、“群英” 解构：中国文化中的 “尚贤” 传统与人才观
如果说 “坟典” 是中华文化的 “硬件”，那么 “群英” 就是 “软件”—— 没有 “群英” 的解读、实践与创新，“坟典” 只是一堆无生命的文字。“亦聚群英” 背后，是中国数千年的 “尚贤” 传统，是对 “人才” 价值的深刻认知。
1. “群英” 的内涵：从 “贤才” 到 “多元人才” 的演变
“群英” 的核心是 “贤”，但 “贤” 的标准在不同时代有不同内涵，这也决定了 “群英” 的范围不断扩展：
先秦：“德才兼备” 的贵族贤才
先秦时期，“贤” 主要指 “贵族中的有德者”。孔子提出 “举贤才”（《论语?子路》），但这里的 “贤才” 仍局限于士阶层（如颜回、子贡）；墨子提出 “尚贤”，主张 “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墨子?尚贤上》），将 “贤” 的范围扩展到平民，但仍以 “道德”“能力” 为核心标准（如 “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这一时期的 “群英”，主要是 “政治贤才” 与 “学术贤才”，如管仲（治国）、老子（治学）。
汉唐：“经世致用” 的多元人才
汉唐时期，随着国家规模扩大、文化繁荣，“贤” 的标准更加多元，“群英” 的范围也扩展到军事、文学、科技等领域：
政治领域：汉代的萧何（治国）、唐代的房玄龄（谋略）；
军事领域：汉代的卫青（抗击匈奴）、唐代的李靖（平定突厥）；
文学领域：汉代的司马相如（辞赋）、唐代的李白（诗歌）；
科技领域：汉代的张衡（发明地动仪）、唐代的僧一行（编制《大衍历》）。
这一时期，“科举制”（始于隋，完善于唐）的出现，让平民有机会通过考试成为 “群英” 的一员，打破了贵族对 “贤才” 的垄断，“聚群英” 从 “贵族推荐” 转向 “制度选拔”。
宋元明清：“专精深耕” 的专业人才
宋元以后，学术分工细化，“贤” 的标准从 “全能型” 转向 “专精型”，“群英” 也更加专业化：
宋代：程颢、程颐（理学）、沈括（科技，《梦溪笔谈》）；
明代：李时珍（医学，《本草纲目》）、徐霞客（地理，《徐霞客游记》）；
清代：纪昀（目录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戴震（考据学，《孟子字义疏证》）。
这些 “群英” 虽未必身居高位，但在各自领域深耕细作，成为典籍传承与文化创新的核心力量 —— 例如，清代乾嘉学派的学者，通过考据典籍，纠正了汉唐以来的诸多学术谬误，推动了中国文献学的发展。
2. “聚群英” 的历史机制：从 “荐举” 到 “科举” 的制度创新
“聚群英” 不是偶然的 “人才汇聚”，而是中国古代通过制度设计形成的 “人才吸纳机制”。从先秦到明清，这一机制不断完善，核心是 “如何让真正的贤才脱颖而出”。
（1）先秦：“世卿世禄制” 与 “荐举制” 的并存
先秦时期，主流的人才选拔制度是 “世卿世禄制”（贵族子弟世袭官职），但也出现了 “荐举制” 的萌芽：
周代：“乡举里选”，由乡里推荐 “德行兼备” 的人才，如孔子的弟子冉雍，因 “仁而不佞” 被推荐为官；
战国：各国变法后，“荐举制” 更加普遍，如魏国的 “李克荐相”、秦国的 “商鞅变法” 中规定 “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打破了贵族世袭。
这一时期的 “聚群英” 仍带有 “人情色彩”（荐举者往往推荐亲信），但已开始突破 “血缘” 限制，为后世制度奠定基础。
（2）汉唐：“察举制” 到 “科举制” 的跨越
汉代的 “察举制” 是 “荐举制” 的系统化：汉武帝规定，各州郡每年推荐 “孝廉”（孝子、廉吏）、“秀才”（优秀人才）各一人，经考核后任命官职。这一制度让平民有机会进入仕途，如董仲舒就是通过 “举贤良对策” 得到汉武帝重用，提出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主张。
但 “察举制” 也存在弊端：推荐权掌握在地方官员手中，容易形成 “门阀势力”（如东汉的 “四世三公” 袁家）。隋代统一后，为打破门阀垄断，开始推行 “科举制”—— 通过考试选拔人才，不论出身、门第。唐代完善科举制，设立 “进士科”“明经科” 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 的谚语，体现了科举制对人才的吸引力。
科举制的出现，是 “聚群英” 机制的革命性突破：它以 “考试” 为标准，让 “贤才” 的选拔更加公平；以 “儒家典籍” 为考试内容，让 “群英” 与 “坟典” 形成绑定（只有研读典籍，才能通过考试），实现了 “集典” 与 “聚贤” 的制度性融合。
（3）宋元明清：科举制的完善与 “民间聚贤” 的兴起
宋代以后，科举制更加完善：
宋代：确立 “糊名制”（密封考生姓名）、“誊录制”（专人抄写试卷，防止考官认出笔迹），进一步保证公平；扩大录取名额，唐代每次录取进士不过数十人，宋代最多时达数百人。
明代：实行 “八股取士”，虽有束缚思想的弊端，但也让考试标准更加统一，“聚群英” 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基层（如王阳明、张居正都是通过科举进入仕途）。
同时，“民间聚贤” 也成为重要补充：宋代的书院不仅藏书，还聚集了大批学者（如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弟子达数千人）；明代的 “东林书院”，“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成为文人议政、聚贤的中心；清代的 “扬州八怪”，虽多为布衣文人，但通过艺术创作，成为文化领域的 “群英” 代表。
3. “聚群英” 的文化价值：文化创新的 “发动机” 与社会稳定的 “平衡器”
“聚群英” 的价值，不仅在于 “选拔人才”，更在于它为中华文化提供了 “创新动力” 和 “稳定基础”：
文化创新的 “发动机”：“群英” 是典籍的 “解读者” 和 “创新者”。没有孔子对《六经》的整理与解读，就没有儒家思想的形成；没有朱熹对《四书》的注解，就没有理学体系的建立；没有李时珍对《本草》的修订，就没有《本草纲目》的诞生。可以说，“群英” 通过对典籍的再诠释、再创造，让中华文化不断焕发生机 —— 这正是 “聚群英” 的核心价值。
社会稳定的 “平衡器”：“聚群英” 的制度（尤其是科举制）为平民提供了 “向上流动” 的通道，避免了 “阶层固化”。在古代中国，一个农民的儿子，只要研读典籍、通过科举，就能成为官员，进入社会上层（如范仲淹 “断齑画粥” 苦读，最终成为宰相）。这种 “流动机制” 缓解了社会矛盾，让中华文化在朝代更迭中保持稳定 —— 正如历史学家钱穆所说：“科举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安全阀’。”
四、典与贤的辩证：中华文化传承的 “双轴模型”
“既集坟典，亦聚群英” 不是两个孤立的行为，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从历史实践来看，“典” 与 “贤” 构成了中华文化传承的 “双轴”——典为贤之基，贤为典之魂；典因贤而活，贤因典而传。这种辩证关系，是中华文化能够绵延五千年而不绝的关键。
1. 典为贤之基：典籍是群英成长的 “土壤”
没有典籍，“群英” 就失去了知识来源和成长基础。中国古代的 “群英”，几乎都是通过研读典籍成长起来的：
孔子 “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修《春秋》”，其思想的核心来源是上古典籍；
司马迁撰写《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其依据是 “石室金匮之书”（宫廷藏书）；
朱熹构建理学体系，其核心是对《四书》的注解，而《四书》正是儒家典籍的精华。
即使是科技领域的 “群英”，也离不开典籍的支撑：张衡发明地动仪，参考了《春秋》《国语》中关于地震的记载；李时珍编撰《本草纲目》，“搜罗百氏，访采四方”，引用典籍 800 余种。可以说，典籍是 “群英” 的 “知识宝库”，没有典籍的滋养，“群英” 就成了 “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 贤为典之魂：群英是典籍传承的 “桥梁”
典籍本身是 “死” 的文字，只有通过 “群英” 的解读、抄写、传播，才能成为 “活” 的文化：
解读让典籍 “易懂”：上古典籍（如《周易》《尚书》）文字晦涩，若无 “群英” 的解读，普通人难以理解。例如，王弼注解《周易》，用 “玄学” 思想解读卦象，让《周易》从 “占卜之书” 变为 “哲学着作”；孔颖达编撰《五经正义》，统一了儒家经典的解读，让典籍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
抄写让典籍 “流传”：在印刷术发明前，典籍的流传全靠手工抄写。汉代的 “抄书郎”、唐代的 “集贤院抄写员”、宋代的 “书院抄书生”，都是 “群英” 的一部分，他们的劳动让典籍得以保存和传播。例如，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保存了大量唐代抄本典籍，这些抄本多出自僧人、文人之手，是 “贤为典之魂” 的实物证明。
传播让典籍 “影响”：典籍只有传播到更多人手中，才能发挥文化作用。宋代的 “书坊”（民间出版社）、明代的 “汲古阁”（私人藏书兼出版机构），都是 “群英” 推动典籍传播的代表。例如，明代毛晋的 “汲古阁”，刻印书籍 600 余种，包括《十三经注疏》《十七史》等，让典籍从宫廷走向民间，影响了无数文人学者。
3. 典贤互动：文化传承的 “良性循环”
“典” 与 “贤” 的互动，形成了中华文化传承的 “良性循环”：
集典→聚贤→解典→创新→新典→再集典→再聚贤
以宋代为例：
宋太宗 “集典”（编撰 “宋四大书”），聚集了李昉等 “群英”；
李昉等 “群英” 解读典籍，编撰出 “宋四大书”，这是对原有典籍的 “创新”；
“宋四大书” 成为新的典籍，推动了宋代文化的繁荣，吸引了更多 “群英”（如朱熹、陆九渊）；
朱熹等 “群英” 进一步解读典籍，形成理学体系，编写《四书章句集注》，成为新的典籍；
这些新典籍又被 “集典”（如元代编撰《宋史?艺文志》收录），为后世 “聚贤” 提供基础。
这种循环，让中华文化在传承中不断创新，在创新中不断传承 —— 既保持了文化的连续性（典的传承），又保证了文化的活力（贤的创新）。
五、现代启示：“集坟典” 与 “聚群英” 的当代实践
在数字化、全球化的今天，“既集坟典，亦聚群英” 的思想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面对中华文化传承的新挑战（如古籍散佚、人才短缺、文化认同弱化），我们需要继承 “典贤双轴” 的传统，探索新时代的 “集典” 与 “聚贤” 之路。
1. 新时代的 “集坟典”：从 “物理保存” 到 “数字活化”
传统的 “集典” 以 “物理保存”（藏书楼、博物馆）为主，而新时代的 “集典” 则应转向 “数字活化”—— 利用数字技术，让典籍从 “库房” 走向 “云端”，从 “学者专属” 走向 “全民共享”。
（1）古籍数字化：让典籍 “永不失传”
近年来，中国启动了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国家古籍数字化工程” 等项目，推动古籍的数字化保存：
国家图书馆的 “中华古籍资源库”，已上线古籍影像 10 万部、300 万叶，包括《四库全书》《永乐大典》残卷等珍贵典籍，用户可免费在线查阅；
上海图书馆的 “上图数字古籍” 平台，收录了大量明清时期的地方文献、家谱等，为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提供支持；
民间力量也参与其中，如 “爱如生” 数字图书馆，收录古籍 10 万种、170 万卷，成为全球最大的中文古籍数字资源库之一。
古籍数字化的意义，不仅在于 “保存”（避免物理损坏导致的失传），更在于 “传播”—— 任何人只要有网络，就能接触到千年古籍，这是古代 “集典” 无法实现的目标。
（2）典籍通俗化：让典籍 “走进生活”
新时代的 “集典”，不仅要 “保存” 典籍，还要让典籍 “被理解”“被使用”。近年来，一批典籍通俗化作品的出现，成为 “集典” 的新形式：
《典籍里的中国》（央视节目）：通过戏剧、影视等形式，解读《尚书》《论语》《史记》等典籍，让观众感受典籍的魅力，首播收视率达 0.8%，成为文化类节目的标杆；
《中国典籍通解》（丛书）：由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学者编写，用通俗的语言解读古籍，如《＜论语＞ 通解》《＜ 道德经 ＞ 通解》，累计销量超过 100 万册；
短视频平台的 “古籍科普”：如抖音博主 “河森堡”，用短视频解读《史记》中的历史故事，单条视频播放量超过 1000 万次，让古籍走进年轻人的生活。
这些实践，让 “集坟典” 从 “学术行为” 变为 “大众行为”，真正实现了典籍的 “活化传承”。
2. 新时代的 “聚群英”：从 “单一人才” 到 “跨界人才”
传统的 “聚贤” 以 “学术人才”（如文人、学者）为主，而新时代的 “聚贤” 则需要 “跨界人才”—— 既懂传统文化，又懂现代技术（如数字技术、传播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1）培养 “古籍修复人才”：守护典籍的 “工匠”
古籍修复是 “集典” 的基础工作，但目前全国古籍修复人才不足 1000 人，面临 “青黄不接” 的困境。为此，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高校设立相关专业：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艺术学院等高校，开设 “古典文献学”“古籍修复” 专业，培养专业人才；
举办修复培训班：国家图书馆每年举办 “古籍修复培训班”，邀请资深修复师授课，截至 2023 年，已培训学员 5000 余人；
设立 “修复基金”：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设立 “古籍修复专项基金”，支持修复师开展工作，如修复敦煌遗书、西夏文文献等珍贵古籍。
这些措施，为 “聚群英” 提供了制度保障，让古籍修复这一 “冷门” 领域逐渐吸引年轻人。
（2）吸引 “跨界文化人才”：创新传承的 “先锋”
新时代的 “群英”，不仅要懂古籍，还要懂数字技术、传播技术。近年来，一批 “跨界人才” 的出现，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创新传承：
数字技术人才：如团队 “故宫博物院数字文物库”，用 3d 扫描技术还原故宫文物，制作 “数字故宫” 小程序，用户可在线 “触摸” 文物，感受传统文化；
传播人才：如 “六神磊磊”，用 “解读金庸武侠” 的方式传播唐诗，出版《六神磊磊读唐诗》，销量超过 200 万册，让唐诗成为 “网红”；
设计人才：如 “故宫文创” 团队，将古籍中的图案、文字转化为文创产品（如 “千里江山图” 丝巾、“清明上河图” 手账），年销售额超过 15 亿元，让传统文化 “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
这些 “跨界人才”，是新时代的 “群英”，他们用现代技术和创意，让中华文化在全球化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
3. 构建 “典贤新生态”：文化强国的 “双轮驱动”
新时代的中华文化传承，需要构建 “典贤新生态”—— 以 “数字集典” 为基础，以 “跨界聚贤” 为动力，实现 “典” 与 “贤” 的新时代互动：
以典聚贤：通过 “中华古籍资源库”“数字故宫” 等平台，吸引全球范围内的文化人才参与典籍研究、解读、传播；
以贤活典：鼓励 “跨界人才” 用数字技术、创意设计活化典籍，如制作古籍动画、开发古籍游戏，让典籍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文化产品；
以典贤促认同：通过 “集典” 与 “聚贤”，让更多人了解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增强文化自信，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如 “中国国家典籍博物馆” 的海外巡展，让《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典籍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名片）。
结语：从 “双集” 到 “双兴”，中华文化的生生不息
“既集坟典，亦聚群英”，这两句看似简单的蒙学句子，浓缩了中华文化传承的核心智慧。从先秦的 “学在官府” 到汉代的 “河间集典”，从唐代的 “科举聚贤” 到宋代的 “书院兴学”，从清代的 “四库全书” 到今天的 “古籍数字化”，“典” 与 “贤” 始终是中华文化的两大支柱。
在今天，我们传承中华文化，既要像古人一样重视 “集坟典”—— 守护好我们的文化根脉，让千年典籍在数字时代 “永不失传”；也要像古人一样重视 “聚群英”—— 培养好我们的文化传人，让跨界人才在创新时代 “活化文化”。只有做到 “典贤双兴”，才能让中华文化在全球化时代生生不息，为人类文明贡献中国智慧。
正如《千字文》最后所言：“谓语助者，焉哉乎也。”“既集坟典，亦聚群英” 不是文化传承的终点，而是起点 —— 它提醒我们：文化的传承，永远需要 “典籍” 的支撑和 “人才” 的努力，这是中华文化绵延五千年的密码，也是我们面向未来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