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腊月的风，裹着碎雪粒子刮在脸上，像小刀子割肉。县法院门前的老槐树光秃秃的，枝桠上挂着的冰棱子在晨光里泛着冷光。才早上七点，台阶下就挤满了人，大多是受害者的家属，手里攥着用手帕包好的照片，棉鞋上沾着泥雪，却没人在意——今天是李存根案开庭的日子，是他们等了快两年的“说法”。
刘桂花站在人群最前面，身上穿的蓝布衫浆洗得发白，领口和袖口缝着一圈深灰色的补丁。这是王建军生前最宝贝的衣服，他总说“这料子是纯棉的，干活出汗不粘身”，每次穿之前都要对着镜子把领子捋平整。现在，刘桂花把丈夫的黑白照片别在布衫第二颗纽扣上，照片是王建军三十五岁生日时拍的，他穿着这件蓝布衫，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她的手指反复摩挲着照片边缘，纸角已经被摸得发毛，指尖冻得发紫，却攥得越来越紧。
“桂花姐，冷不冷？我这儿有个热水袋。”旁边的张大山媳妇递过来一个布包着的热水袋，她的眼睛也是红的，怀里抱着张大山的旧棉袄，那是去年冬天她刚给丈夫做的，还没穿几次就没了人。刘桂花摇摇头，声音有点发哑：“不冷，等着见人呢，心里热乎。”
八点整，法院的铁门“吱呀”一声被推开，法警穿着藏蓝色制服，迈着整齐的步子走出来，引导众人按顺序进入。沈河提前一小时就到了证人休息室，桌上摊着厚厚的证词材料，关键处被他用红笔圈了又圈：“1983年10月5日，北洼河边芦苇丛发现王建军骸骨，头骨有钝器击打痕迹”“铁锤锤头血迹经鉴定，与赵老四、李铁蛋血型一致”“账本字迹与李存根供述字迹比对，特征点完全吻合”。他反复默念着这些信息，怕开庭时出半点差错——这不仅是对受害者家属的交代，更是对那六条逝去生命的负责。
老周抱着一个沉甸甸的深棕色木箱跟在后面，箱子是县局专门用来装物证的，铜锁擦得锃亮，上面还挂着一个小牌子，写着“李存根案物证箱”。打开箱子，里面整齐码着十几个牛皮纸信封，每个信封上都用毛笔写着证物名称和编号，盖着县局的红色骑缝章，边角没有一丝褶皱：“物证01：铁锤（附1983年10月8日鉴定报告）”“物证02：记账本（附指纹提取报告）”“物证03：李铁蛋衣物残片（带血迹）”“物证04：自行车轮胎印拓片”。老周小心翼翼地检查着，生怕运输过程中出了磕碰——这些都是定案的关键，容不得半点马虎。
九点整，开庭的钟声在法院大楼里回荡，沉闷又有力。审判长穿着笔挺的制服，坐在高高的审判席上，敲了敲手里的法槌：“现在开庭！传被告人李存根到庭！”
法警押着李存根走进法庭，他穿着一身灰扑扑的囚服，领口歪着，头发乱糟糟地贴在脸上，遮住了大半张脸。他的头一直低着，眼睛盯着地面的瓷砖缝，像是在看什么重要的东西，又像是在躲避所有人的目光。走到被告席前，法警将他按坐在椅子上，手铐“咔嗒”一声锁在扶手上，他的手腕处磨出了一圈红印，皮肤干燥得裂了口子。
整个法庭瞬间安静下来，连呼吸声都变得清晰。检方代表老陈站起身，手里拿着起诉书，声音洪亮又严肃：“被告人李存根，男，42岁，红星村村民。经审查查明，自1981年冬季至1983年秋季，被告人李存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介绍外地务工’‘帮人收割庄稼’等理由，先后将刘老根、孙老六、赵老四、王建军、张大山、李铁蛋六人骗至北洼麦田、旧窑址、河边芦苇丛等偏僻地点，使用铁锤、锄头、石块等凶器实施暴力击打，致六人当场死亡，并劫取被害人随身携带的现金共计1280元、手表一块、棉布上衣两件……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一百五十条之规定，构成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应予以严惩！”
读到“六人当场死亡”时，旁听席传来一阵压抑的抽泣声。刘桂花的肩膀控制不住地颤抖，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掉，砸在胸前的照片上，晕开一小片湿痕。她赶紧用袖子擦掉眼泪，生怕泪水模糊了照片上丈夫的脸——她要让王建军“看清楚”，是谁害了他。
接下来是举证环节。老周抱着物证箱走到法庭中央的证物台旁，先拿起编号“01”的牛皮纸信封，小心翼翼地拆开：“审判长、审判员，这把铁锤是1983年10月7日，在被告人李存根家柴房北墙墙缝中查获。经技术鉴定，锤头缝隙内残留的暗红色物质为人类血迹，其中一份与被害人赵老四的Ab型血一致，另一份与被害人李铁蛋的o型血一致；锤柄上提取到三枚完整指纹，经比对，与被告人李存根的右手拇指、食指、中指指纹特征完全吻合，可确认该铁锤为李存根作案所用凶器。”
他说着，将铁锤放在铺着白色绒布的证物台上。铁锤是普通的铁匠铺打造的，锤头呈方形，边缘已经有些卷刃，暗红色的血迹嵌在铁锈里，虽然已经过去几个月，依旧看得人心里发紧。旁听席上有人倒吸一口凉气，张大山的母亲双手合十，嘴里小声念叨着“造孽啊，造孽啊”。
随后，老周又拆开编号“02”的信封，拿出那本泛黄的记账本。法庭工作人员立刻将账本展开，放在老式投影灯下——那是县法院唯一一台投影设备，灯泡有些老化，投射在白色幕布上的字迹却很清晰。“这本账本共28页，均为被告人李存根手写。其中，1981年12月3日记录‘冬\/15\/刘’，对应被害人刘老根（1981年12月失踪，随身携带15元现金）；1982年7月15日记录‘夏\/30\/孙’，对应被害人孙老六（1982年7月失踪，随身携带30元现金及一块旧手表）；1982年12月8日记录‘冬\/20\/赵’，对应被害人赵老四（1982年12月失踪，随身携带20元现金）；1983年10月5日记录‘秋\/100\/王’，对应被害人王建军（1983年10月5日失踪，随身携带100元现金，准备为妻子治病）；1983年10月12日记录‘秋\/80\/张’，对应被害人张大山（1983年10月12日失踪，随身携带80元现金，准备给母亲买药）；1983年10月28日记录‘秋\/50\/李’，对应被害人李铁蛋（1983年10月28日失踪，随身携带50元现金）。”
老周顿了顿，指着幕布上的字迹：“经省公安厅笔迹鉴定专家鉴定，账本上的字迹与被告人李存根在看守所所写供述的字迹，在笔画走向、连笔习惯、错别字特征（如‘秋’字少写一撇）上完全一致，可确认该账本为李存根所写，记录内容为其作案后对被害人信息及劫取财物的汇总。”
投影灯的光映在李存根的脸上，他依旧低着头，手指却无意识地抠着椅子扶手，指甲缝里嵌进了木屑。
最让人揪心的是播放李存根的供述录音。书记员按下老式录音机的播放键，机器发出“滋滋”的电流声，随后传出李存根麻木又沙哑的声音：“杀刘老根是因为他跟村里人说我‘没本事，只会骗吃骗喝’，我听着不舒服……孙老六有块手表，我早就想要了，他不肯给我，还说我‘一辈子也买不起’……传北洼闹鬼是我故意说的，这样没人敢去那里，我埋尸体就方便……赵老四跟我借过5块钱，催了我好几次，我不想还，就把他骗到麦田里……王建军的媳妇生病了，他揣着100块钱准备去县城买药，我看着眼馋……张大山的母亲老跟我要账，我烦得很……李铁蛋发现我埋尸体，我只能杀了他灭口……”
录音还没播放完，刘桂花突然捂住嘴，压抑的呜咽声变成了放声大哭：“王建军！你听到了吗！他就是为了你的钱！你一辈子省吃俭用，就为了给我治病，他怎么能这么狠心啊！”她的哭声撕心裂肺，整个法庭都被悲伤笼罩着。张大山的媳妇抱着丈夫的旧棉袄，肩膀抖得像筛糠，眼泪滴在棉袄的针脚里，晕开一小片深色。
轮到赵玉兰出庭作证时，她穿着看守所的灰布囚服，头发用一根橡皮筋扎在脑后，露出的额头有些淤青。她走进法庭时脚步很轻，像是怕惊扰了什么，走到证人席前，双手紧紧攥着衣角，指尖泛白。
“赵玉兰，你如实陈述，你是否参与了李存根处理被害人尸体的行为？”老陈的声音放缓了些，尽量让语气显得平和。
赵玉兰的嘴唇哆嗦着，半天没出声，眼泪先掉了下来。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慢慢抬起头，撸起左边的袖子——手臂上布满了深浅不一的疤痕，有的已经变成了银白色的印记，有的还带着淡淡的青紫色，像是刚愈合不久。“是……是他逼我的，”她的声音带着哭腔，每说一个字都像是在抽气，“第一次是埋刘老根，他把尸体装进编织袋，让我帮他抬到窑洞里。我不肯，他就一脚把我踹在地上，用脚踩我的手，说‘你要是不抬，我就把你也塞进去，跟他一起埋了’。我吓得浑身发抖，只能跟着他抬……后来他又杀了孙老六，让我帮他挖坑，我要是慢一点，他就用鞭子抽我……”
她顿了顿，眼泪掉得更凶了：“去年春天，我偷偷跑回娘家躲了三天，想报警，结果他带着锄头找到我娘家，说要是我敢报警，就把我侄子从县高中拉回来，打断他的腿。我侄子是我们家唯一的希望，我不能让他出事……我只能跟他回来，继续帮他做事……”
法庭工作人员立刻展示了赵玉兰的验伤证明和带血棉袄的照片——那是1982年春天，赵玉兰被李存根殴打后，娘家嫂子带她去乡卫生院开的证明，上面写着“左臂软组织挫伤，背部、腿部多处淤青，符合外力击打所致”，还有医生的签名和卫生院的红色公章；棉袄是赵玉兰的，后背上有一块暗红色的血迹，边缘已经发黑，是她帮李存根埋尸体时，被尸体上的血蹭到的。这些证据与赵玉兰的证词相互印证，没有任何矛盾。
辩方律师的辩护显得格外苍白。他站起身，推了推鼻梁上的黑框眼镜，手里拿着一份材料：“审判长、审判员，被告人李存根自幼家境贫寒，父母双亡，独自一人生活，长期处于社会底层，因自卑心理导致情绪失控，进而实施犯罪行为。且被害人在案发前，均系自愿跟随被告人前往偏僻地点，自身存在一定的防范疏忽，请求法庭考虑被告人的成长背景及案件情节，对其从轻处罚。”
“你胡说！”这话刚说完，张大山的母亲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手里攥着的布鞋“啪”地一声扔向被告席，正好砸在李存根的肩膀上。老人气得浑身发抖，花白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声音嘶哑地喊：“我儿子怎么疏忽了？他就是想找个活赚点钱，给我买药！李存根说帮他收割玉米，一天给10块钱，我儿子才去的！你凭什么说他疏忽？你这个律师，是不是收了杀人犯的钱！”
法警连忙上前拉住老人，怕她情绪激动冲上去。审判长敲了敲法槌，严肃地说：“旁听人员请遵守法庭纪律，不得扰乱庭审秩序！辩方所述‘被害人存在防范疏忽’，与事实不符，本庭不予采纳。”
庭审被迫暂停十分钟，张大山的母亲被扶到休息室平复情绪，刘桂花和其他家属围在她身边，小声安慰着，却没人能止住眼泪——他们失去的是丈夫、是儿子、是亲人，这些都不是一句“疏忽”就能带过的。
十点半，庭审继续。当检方宣读“被告人李存根劫取被害人财物共计1280元，平均每名被害人约200元”时，张大山的母亲再也忍不住，身子一软，当场晕了过去。法警立刻上前，掐人中、喂温水，忙活了好一会儿，老人才慢慢醒过来。她睁开眼，第一句话就是“我儿子的命，就值200块吗？”，声音微弱却充满了绝望，听得在场的人都红了眼眶。审判长宣布庭审暂停15分钟，让老人先去医院检查，家属们轮流陪着她， courtroom里只剩下压抑的沉默。
这15分钟里，沈河站在走廊里，看着窗外的雪越下越大，心里沉甸甸的。他想起还没找到的张木匠和王二婶——张木匠是1981年秋天失踪的，当时说要去邻县给人做家具，从此没了消息；王二婶是1982年春天失踪的，丈夫早逝，独自抚养两个孩子，为了给孩子凑学费，去县城找保姆的活，之后就杳无音信。他们的家属也来了庭审现场，坐在最后一排，手里攥着亲人的照片，眼神里满是期待又恐惧的复杂情绪。沈河暗暗下定决心，不管庭审结果如何，他都要再去北洼麦田、旧窑址好好排查一次，一定要找到他们的遗骸，给家属一个完整的交代。
中午十二点，庭审进入最后陈述阶段。李存根依旧低着头，直到审判长问他“被告人李存根，你是否有最后陈述”，他才慢慢抬起头，眼睛扫过旁听席的家属，目光在刘桂花胸前的照片上停留了一秒，又迅速移开。他的嘴唇动了动，声音含糊不清，却足够让在场的人都听到：“我……我对不起他们……但我要是不杀他们，他们也会看不起我……我这辈子没人瞧得起，他们凭什么过得比我好……我穷，我没办法……”
“你放屁！”刘桂花猛地站起来，指着李存根，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我家建军从来没看不起你！去年你家盖房子，他还帮你搬砖、和泥，连饭都没吃你家一口！你说你穷，谁不穷？我们穷得有志气，不像你，靠杀人抢钱过日子！你这个畜生，你该千刀万剐！”
法庭里的骂声瞬间爆发出来，“杀人犯”“没人性”“该枪毙”的喊声此起彼伏，有的家属甚至想冲上去打李存根，被法警死死拦住。审判长连续敲了好几次法槌，声音都有些沙哑了，才勉强维持住秩序：“请大家冷静！遵守法庭纪律！”
最后，审判长看了看手表，宣布：“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法庭将依法合议后择期宣判。现在休庭！”
法警押着李存根离开时，他又低下了头，像是刚才的话耗尽了他所有的力气，又像是在逃避眼前的愤怒与悲伤。家属们围在法庭里，有的坐在地上哭，有的互相搀扶着，有的看着证物台上的铁锤和账本，眼神里满是痛苦。刘桂花走到证物台前，轻轻摸了摸那本账本，手指停在“秋\/100\/王”那一行，眼泪又掉了下来：“建军，再等等，很快就有结果了……”
沈河走出法庭时，雪已经停了，阳光透过云层照下来，却没带来多少暖意。他看着家属们蹒跚离去的背影，心里清楚，即使判决下来，那些失去亲人的痛苦也不会消失。他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在上面写下“1. 联系法医，准备对北洼旧窑址周边进行二次勘查；2. 走访张木匠、王二婶家属，核实最后失踪地点”，然后握紧了拳头——他要继续查下去，直到找到所有真相，让那些沉默的受害者，都能“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