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靠在门后，指尖抠着门板上的裂缝，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米缸早就见了底，最后半袋挂面也在昨天煮成了糊糊，连点面汤都没剩下。肚子里的空响一阵比一阵厉害，吵得人坐立难安，再不出门找吃的，恐怕要先饿死在这屋里。
犹豫了足足一刻钟，我还是从床底摸出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衣服的袖口磨破了边，我之前用粗线缝过，针脚歪歪扭扭的，像条爬在布上的虫子。我把口罩拉到鼻尖，又把帽子压得低低的，遮住大半张脸，连左眼角那道疤都用额前的碎发小心盖住——那道疤是十年前打架留下的，现在倒成了最显眼的标记。做完这一切，我才轻轻拉开门闩，门轴“吱呀”一声响，在安静的巷子里显得格外刺耳，吓得我赶紧停住手，等了几秒没听到动静，才慢慢把院门推开一条缝。
巷口的风裹着尘土吹过来，带着傍晚的凉意，刮在脸上有点疼。我像只受惊的老鼠，贴着墙根慢慢挪，眼睛死死盯着不远处那个穿橙色马甲的“环卫工人”。他手里攥着一把竹扫帚，却半天没动一下，只是背对着我站在巷口，肩膀绷得笔直，像根立在那儿的电线杆。往常这个点，环卫工人早该扫到下一条街了，今天怎么还在这儿？而且他手里的扫帚，连地上的落叶都没碰一下，更像是在故意挡着巷口的视线。
我心里咯噔一下，脚步顿在原地，假装系鞋带，余光却没离开他。突然，那“环卫工人”猛地侧过头，目光像淬了冰似的扫过来，正好落在我身上。那眼神不像是扫街的工人该有的，太锐利了，像在打量什么猎物。我吓得心脏差点跳出喉咙，手指瞬间攥紧了口袋里的几块零钱，赶紧直起身，故意拍了拍裤子口袋，嘴里念叨着“哎呀，钱包忘拿了，真是糊涂”，转身就往回跑。
推院门的时候，我还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那“环卫工人”已经重新转过去，手里的扫帚却还是悬在半空。关上门的瞬间，我靠在门板上大口喘气，胸口起伏得厉害，连后背的衣服都被冷汗浸湿了。“肯定是警察，他们盯上我了。”这个念头像根尖刺，扎得我浑身发紧，连指尖都控制不住地发抖。我不敢再靠近门，也不敢靠近窗户，只能缩在屋子中间，盯着煤炉里跳动的火苗发呆。
接下来的两天，我连窗帘都不敢拉开。屋里暗得像关了灯，只有煤炉里偶尔窜起的火苗能映出点模糊的影子。我蜷在床边抽烟，烟蒂扔了满满一烟灰缸，手指夹烟夹得发僵，连烟烧到指尖都没察觉。有次盯着火苗发呆，恍惚间竟觉得那些红色的火星是警灯，在眼前一闪一闪的，还伴随着隐约的警笛声。我猛地惊醒，手一抖，烟掉在裤子上烫出个黑窟窿，火星子还顺着布料往里钻。我慌忙用手拍灭，看着裤子上那个焦黑的洞，心里的慌意更甚——我怎么就变得这么胆小了？以前杀人的时候，也没这么怕过。
到了第四天，我实在忍不住口渴。自来水龙头在院子里，我不敢出去接，只能忍着。直到下午，喉咙干得像要冒烟，我才悄悄走到窗边，把窗帘掀开一条细缝，快速往外看了一眼。就是这一眼，让我彻底凉了心——巷口那家平时没什么生意的小卖部，今天竟有三四个陌生男人进进出出。他们穿着普通的夹克衫，却不像买东西的，反而围在柜台前低声说着什么，偶尔还往我这边看。
我赶紧把耳朵贴在墙上，屏住呼吸听着。风把他们的声音吹过来一点，断断续续的，能听到“摩的”“红色”“疤”这些词。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手脚都变得冰凉——他们在查我的摩的，还在找左眼角有疤的人，这不是盯着我是什么？我被监控了，而且监控得这么近，说不定我这几天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眼里。
从那天起，我开始绝食。不是不想吃，是不敢吃。我怕一打开院门，就被埋伏在巷口的警察抓住。家里只有自来水，渴了就悄悄去院子里接一杯，冰凉的水滑过喉咙，却压不住心里的慌。饿到胃里发疼的时候，我就蜷在床上，用被子裹紧自己，咬牙忍着。实在扛不住了，我就翻出床底那包过期半年的饼干——那是之前从超市特价区买的，本来想当零食，现在却成了救命的东西。饼干硬得能硌掉牙，嚼在嘴里像啃石头，咽下去的时候还刮得喉咙疼，可我还是一口接一口地吃，至少能填填肚子，让那该死的饥饿感轻一点。
又过了两天，我饿得连站起来都发晕，眼前时不时发黑。有次想去关煤炉，刚走两步就腿一软，差点摔在地上。我扶着墙慢慢站稳，看着空荡荡的屋子，突然觉得特别绝望——难道我就要这样饿死在这儿？不行，不能坐以待毙。要么饿死，要么被抓，不如赌一把逃出去。说不定逃出去了，还能有条活路。
我翻出藏在床底的旧地图——那是去年从废品站捡的，边缘都卷了边，有些地方还破了洞，用透明胶带粘过。我把地图铺在桌上，用手指在上面划着，目光停在邻省的一个小镇上。那个小镇离老城区有几百公里，地图上标的路不算复杂，而且地方偏，应该没人认识我。只要能逃到那儿，我就能换个名字，找份体力活，重新过日子。
夜里，我翻出床头的相框。相框里是张风景照，可在照片的后面，我藏着母亲的旧照片。那是母亲年轻时拍的，穿着蓝色的工装，站在工厂门口，笑着看向镜头，眼睛弯得像月牙。照片已经泛黄，边角也有些磨损，却是我唯一的念想。看着照片上母亲的笑脸，眼泪突然砸在照片上，晕开一小片水渍——这是我杀了那么多人后，第一次掉眼泪。
我想起小时候，母亲总把热馒头塞给我，自己啃凉窝头；冬天我的手冻裂了，母亲就把我的手揣进她的怀里暖着；我被别的孩子欺负了，母亲会带着我去找对方家长理论，说“我儿子没做错，不能随便欺负”。可自从母亲三年前走了，就再也没人护着我了。那些人看我的眼神，不是嫌弃就是鄙夷，说我脏、说我穷、说我是劳改犯，连个正眼都不肯给我。
眼泪没掉多久，我就狠狠抹掉，对着照片低吼：“是那些女人看不起我，她们嫌我脏、嫌我穷，还拿眼神戳我心窝子，我没错！是她们活该！”我越说越激动，声音都有些发颤。恍惚间，我竟觉得照片里母亲的嘴角动了动，像是在说“儿子，快跑，别被抓住”。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再也压不住，像疯长的野草，填满了我的脑子。我攥着照片，指腹摩挲着母亲的笑脸，心里只有一个想法：逃出去，一定要逃出去，不能让母亲失望。
我把照片小心翼翼地塞回相框后面，又把相框放回床头。然后走到杂物间，推开堆在门口的旧家具，露出藏在里面的红色摩的。摩的上盖着块破帆布，上面落满了灰尘。我掀开帆布，用抹布蘸着水，一点一点地擦拭车身。从车把到车轮，从坐垫到后备箱，连车座下面的缝隙都没放过——那里说不定还沾着之前作案时的痕迹。我擦得格外仔细，擦完一遍又擦一遍，直到车身重新露出红色的漆光，才停下来。
擦完摩的，我又找了块黑色的旧布，把摩的从头到脚盖严实，只露出车把方便抓握。这样一来，从外面看，只会觉得是堆在杂物间的旧东西，不会引起注意。做完这一切，我蹲在摩的旁边喘气，额头上全是汗，不知道是累的，还是紧张的。
窗外的天慢慢黑透，屋里的钟摆“滴答滴答”地响，每一声都像敲在我的心上。我搬了个小板凳坐在摩的旁边，眼睛盯着巷口的方向，身体止不住地发抖。我计划在凌晨出发——那个时候，天最黑，路上没人，警察肯定也都睡了，是最安全的时候。我摸了摸怀里的过期饼干，又看了看桌上的地图，心里既紧张又期待，像揣了只乱撞的兔子。
为了保持清醒，我又点了根烟。烟味弥漫在屋里，呛得我咳嗽了几声。我想起以前在工地打工的时候，工友们还会一起抽烟聊天，现在却只剩下我一个人，躲在这破屋里，等着逃出去的机会。我掐灭烟蒂，又擦了擦摩的的车把，好像这样就能让心里的慌意少一点。
而此刻，巷口五百米外的一辆白色面包车里，气氛同样紧绷得像拉满的弓弦。秦风坐在副驾驶座上，手里拿着一叠监控记录，眉头皱得很紧，指尖在膝盖上轻轻敲着，思考着下一步的行动。
“秦队，张礼已经四天没出门了，窗户一直关着，连之前习惯留的通风缝都没开。”便衣警察的声音从对讲机里传来，带着压低的谨慎，“我们按您的要求，撤了小卖部里两个蹲守的人，现在只留了一个同志扮成店员；环卫工人也换成了下午巡逻，避开了他之前可能出门的时间段，可他好像还是没放松警惕，连院子都没出过。”
坐在后排的年轻警员忍不住探过身，小声问：“秦队，现在证据链都齐了吧？厂区后巷的指纹、死者指甲缝里的手套纤维、还有超市的购买记录，都能对上张礼。为什么不直接冲进去抓他啊？再等下去，万一他从别的地方逃了，或者在屋里销毁证据，那就麻烦了。”
秦风转过头，目光扫过年轻警员焦急的脸，又看向车窗外安静的巷口，声音沉稳得像块石头：“不能急，我们得等最佳时机。第一，我们现在不确定他屋里有没有藏凶器——之前的刀他扔了，但谁知道他会不会还有别的东西？强行破门，他要是狗急跳墙反抗，不仅我们的人可能受伤，还会惊动周围的邻居，万一伤了老百姓，后果更严重。”
他顿了顿，手指在监控记录上点了点，继续说：“第二，张礼现在的状态很警惕，连门都不敢出，说明他已经察觉到不对劲了。我们要是现在动手，打草惊蛇，他要是趁乱钻了巷子的死角——你也知道，老城区的巷子跟迷宫似的，岔路多，拐角也多，他要是跑进去，我们再抓就难了。而且他对这一带熟，我们的人未必有他快。”
“第三，”秦风的声音又沉了几分，“他现在被我们监控着，跑不出这个范围。等他自己出门，到了开阔地带再抓，既能保证我们和老百姓的安全，也能避免他在屋里销毁最后可能残留的证据。你想，他要是在屋里烧了地图，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我们虽然有现有证据，但多一份证据，案子就更稳妥一分。”
年轻警员听着，慢慢点了点头，脸上的焦急少了些，多了几分理解。秦风拿起对讲机，对着里面补充道：“通知各路口设卡的同志，都换成货车司机、夜巡保安的装扮，别穿制服，警车也停远点儿，找个隐蔽的地方等着。张礼肯定在等机会，大概率是凌晨——那个时候天最黑，他觉得我们会放松警惕。所有人都盯紧了，他不动，我们不动；他一动，我们就跟紧，但别暴露，等他到了开阔地，再动手。”
“收到！”对讲机里传来整齐的回应，每个声音里都带着紧绷的专注。
面包车里重新安静下来，只有仪表盘的微光映着每个人紧绷的脸。秦风看向巷口的方向，眼睛里满是锐利的光——他知道，这场无声的拉锯战，很快就要有结果了。张礼以为自己在等一个“安全”的机会，却不知道，他等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在往那张早已织好的网里钻。
而此刻的我，还坐在摩的旁边，盯着巷口的黑暗，手指反复摩挲着车把上的纹路。墙上的钟摆已经指向了凌晨一点，离我计划出发的时间越来越近。我站起身，走到窗边，又掀开一条细缝往外看。巷口空荡荡的，只有路灯亮着昏黄的光，那个“环卫工人”和小卖部的人都没在。我心里松了口气，觉得自己的判断没错——凌晨果然是最安全的。
我回到摩的旁边，深吸了一口气，伸手抓住车把，准备等钟摆指向凌晨三点，就推开门，发动摩的，沿着小路往邻省的小镇逃去。我没看到，巷口路灯的阴影里，有双眼睛正紧紧盯着我的院门；也没听到，远处传来的轻微脚步声，正朝着这个方向慢慢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