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在综合处三组上班后，我谨记着王桂兰干事的提点和机关工作的特性，将自己调整为“低调观察、谦逊学习”的模式。
每日提前到办公室，打扫卫生、打好开水，仔细阅读处里过往的文件、报告和计划书，从浩如烟海的文字中熟悉山西的经济脉络、计委的工作流程以及综合处承担的“参谋”职责。
我所在的第三组，主要负责地区经济协调与发展研究，涉及面广，但当前的工作多以数据汇总、情况反映和初步分析为主，距离真正的“战略规划”尚有距离。
组里的同事大多年纪比我大，资历比我深。
组长姓孙，名大柱，是一位身材高大、声若洪钟的转业军人，据说在抗战时期当过侦察兵，左脸颊有一道淡淡的疤痕。他为人豪爽，做事雷厉风行，但对经济业务不算精通，主要负责组内的行政管理和工作统筹。
副组长姓刘，刘海波，是个戴眼镜的瘦高个，平时话不多，总埋首于文件堆里，是组里的业务骨干，但似乎性格有些沉闷，不太善于与人交际。
其余二十多名组员，成分各异。有几位是早年参加工作、经验丰富的“老计委”，对全省情况门清，但思维模式相对固定；更多的是近几年分配来的中专生、大学生，充满干劲但尚显稚嫩。
我这个清华毕业生的到来，无疑在组里激起了一丝微澜。羡慕、好奇、审视、乃至一丝不易察觉的隔阂，各种目光交织。
我对此心知肚明，始终保持谦和，遇到不懂的业务问题，主动向老同志请教；讨论时，多以倾听和学习为主，不轻易发表不成熟的看法。
我知道，要想在这种环境里真正立足，光有文凭不够，需要展现出过硬的业务能力和恰到好处的人际智慧。而信息，是这一切的基础。
我将突破口放在了热情的王桂兰王姐身上。机关食堂的饭菜虽然能果腹，但油水寡淡。
我瞅准机会，以感谢她初次报到的帮助为由，邀请她下班后去附近一家口碑不错的国营饭店“改善伙食”。
王姐起初推辞，但架不住我态度诚恳，最终答应。饭店里，灯光昏黄，食客不多。我点了过油肉、糖醋丸子、一大盘饺子，还要了一小瓶汾酒。
几杯温酒下肚，气氛热络起来。王姐在计委办公室工作了十几年，堪称机关的“活档案”，对各处室的人员构成、业务重点、乃至一些不成文的规矩和人际脉络，都了如指掌。
“韩浩啊，你们综合处，那可是委里的笔杆子、智囊团。”王姐夹了一筷子过油肉，压低声音，“不过呢，处里三个组，分工和氛围可不一样。”
她如数家珍：“一组嘛，紧贴着委领导，主要负责起草最重要的综合性报告、年度计划草案，接触的都是核心数据和大政方针，组长是李处长的老部下，门槛高着呢。
二组，偏向调研和检查，经常往下跑，了解实际情况，但回来写的报告，有时候……嘿嘿，不一定完全如实反映。”她笑了笑，没深说，“
三组呢，就像你说的，搞地区协调和发展研究，听起来重要，但实际上嘛，很多工作是基础性的，汇总各地市报上来的材料，写写情况反映，提点不痛不痒的建议。孙组长人是好人，但业务上……还得靠刘副组长撑着。”
我认真听着，给她斟满酒：“王姐，那您看，我们三组现在主要忙些什么？有哪些方面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三组眼下最要紧的，就是准备下半年全省地区经济形势分析会的材料。”王姐说道，“各地市的数据正在陆续报上来，需要汇总、分析，找出问题，提出下一步工作建议。这可是个细致活，也是展现能力的机会。
不过……”她顿了顿，声音更低了，“提建议要把握好分寸，既要看出问题，又不能太尖锐，尤其不能触碰敏感的政策红线。现在气氛你也知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点点头，表示受教。这番话，点出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从事“研究”工作的微妙之处——戴着镣铐跳舞。
“组里其他同事呢？我看大家好像都挺忙的。”我顺势问道，想了解更具体的人员情况。
王姐打开了话匣子，提到了组里几位关键人物：负责工业数据汇总的老李，是计委老人，数据功底扎实，但性格有些固执；负责农业板块的小赵，年轻肯干，但缺乏基层经验，写的材料容易浮于表面；还有一位负责文牍整理的张大姐，是某个领导的亲戚，工作上不太求上进，但人缘不错，消息灵通……
这些看似琐碎的信息，在我脑海中逐渐拼凑出三组更为立体的人际图谱。
谁是可以请教业务的对象，谁是需要注意沟通方式的，谁是潜在的信息渠道，心中大致有了分寸。
这顿饭吃得值。不仅拉近了与王姐的关系，初步建立了机关里的第一个信息源，更让我对综合处乃至计委的微观政治生态有了直观了解。我知道，这只是第一步。
酒过三巡，话题自然转到他的工作。郭晋安揉了揉眉心，叹道：“浩子，你是不知道，我现在这摊子，压力有多大。市面上，东西还是太少啊！”
他掰着手指头数：“轻工业品，肥皂、火柴、暖水瓶，这些日常用的，计划内的数量就那么多，根本不够分。副食品更别提，肉、蛋、糖，哪个不是紧俏货？老百姓凭票供应，量就那么一点，想多吃点，没门路。
我们商业局，天天就是算盘子、分指标，跟各个单位扯皮，平衡供需。可盘子就这么大，再怎么精打细算，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他压低了声音：“不瞒你说，黑市为啥屡禁不止？还不是因为正规渠道满足不了需求？价格高得离谱，老百姓有怨言，可我们也没办法，计划指标是死的！
我现在整天琢磨的，就是怎么能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稍微搞活一点流通，哪怕多弄点本地土特产、手工业品上市，也能缓解点压力。可这步子，不好迈啊，动不动就牵扯到方向问题。”
我静静地听着，心中明了。这就是六十年代中后期城市商业的普遍困境：严格的计划调配与日益增长、且多元化的民生需求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郭晋安的烦恼，是整个时代商业体系僵化的缩影。
“晋安哥，你这可是在第一线为民操心啊。”我敬了他一杯，“‘茶煮匠’那边，倒是摸索出一点利用本地资源、发展农村副业的路子，至少让参与的社员和周边群众多了些收入，也多了一些产品上市。
郭伯伯之前也肯定了这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新探索，算是解决了姓社姓资的顾虑。”
郭晋安点点头：“嗯，我爹是表过态，说你们那个模式，方向是对的，是在集体框架下调动积极性。这也是为什么供销系统对你们还算支持。
不过……”他话锋一转，带着提醒的意味，“浩子，树大招风。你们现在摊子铺得越来越大，虽然定性了，但盯着的人不会少。
尤其是在分配上，一定要把握好度，显得太‘扎眼’不行。现在有些人，就喜欢在‘资产阶级法权’这类问题上做文章。”
我心中一凛，知道这是肺腑之言。“我明白，晋安哥。‘茶煮匠’一直强调按劳分配为主，集体提留也足，就是为了确保集体经济的性质。我们会更加注意的。”
这次交谈，让我对太原乃至整个山西的商业困局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再次确认了“茶煮匠”虽已过关，但仍需如履薄冰。
如何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为“茶煮匠”和更多类似的经济活动寻找生存与发展空间，似乎成了我潜在的任务。
几天后，综合处接到一项临时任务，要求我们就“如何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挖掘地方经济潜力，缓解部分商品供应压力”准备一份参考材料，供省委相关领导参阅。据说是某位领导在视察工作后，对如何在不突破计划框架的前提下搞活地方经济有了一些思考。
任务落到了我们三组。孙组长召集大家开会，传达了任务要求，强调“思路可以开阔些，但必须在政策红线内”。
组里讨论时，气氛依旧有些沉闷。老同志们大多倾向于建议“加强计划调拨”、“厉行节约”。几个年轻人跃跃欲试，但提出的想法要么过于空泛，要么隐隐有触碰红线之嫌。
当孙组长的目光扫过我时，我立刻按照想好的策略，面露难色，带着新人的谨慎说道：“组长，我刚来不久，对全省的具体情况和政策尺度把握还不准，怕提出不成熟的意见误导了方向。我能不能先多听听各位老同志的见解，深入学习一下？”
孙组长看了我一眼，似乎对我这种“藏拙”的态度并不意外，甚至有点满意，点了点头：“嗯，韩浩同志态度是好的，先多听多看，把基础打牢。”随即转向其他人，“你们谁还有想法？”
我成功地避开了在公开场合直接提出敏感建议的风险。会议最终形成了几条不痛不痒的原则性建议。
然而，我并不打算完全放弃这个机会。散会后，我特意留到了最后，等其他同事都离开了，才走到正准备收拾东西的孙组长身边。
“组长，有点个人不成熟的学习体会，想私下向您汇报一下，不知道合不合适？”我语气恭敬地说道。
孙组长有些意外，重新坐下：“哦？你说说看。”
我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一份简要提纲，上面用铅笔写了几个要点，字迹工整，态度诚恳。
“组长，今天听了各位同志的发言，我很受启发。结合我之前在学校学的一些理论和偶尔了解到的一些基层情况，我在想，既然中央也强调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我们是否可以在严格遵守国家计划的前提下，更充分地利用各地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呢？”
我指着提纲上的点，一条条轻声阐述：
“比如，是否可以由供销系统或指定的集体单位牵头，进一步规范和发展像‘茶煮匠’这类已经被证明有效的农村合作社模式？它们利用的是本地闲置资源和劳力，生产的是计划外但群众需要的产品，不仅增加了社员收入，也丰富了市场供应，还巩固了集体经济。
我们可以建议，对此类成功的合作社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在有条件的地区稳妥推广，并加强管理和引导，确保其始终在社会主义轨道上运行。”
“再比如，对于太原等城市面临的商品供应压力，是否可以在商业局的统一管理下，探索建立一些专门销售本地土特产、手工业品的指定门店或柜台？这既能部分缓解供应压力，也能促进地方工副业发展，同样是在计划框架内做文章。”
孙组长听着，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没有说话，但眼神里少了平时的随意，多了几分思索。
等我说完，他沉默了片刻，拿起那份简易提纲，折好放进了自己的抽屉。“嗯，你这些想法……作为学习体会，倒是动了脑筋。不过，涉及面广，需要慎重。我先看看，你也再深入了解一下实际情况。”
“是，组长。我只是初步想法，很不成熟，请您多指点。”我适时地表现出新人的谦逊。
我知道，这份私下提交的“学习体会”，比在会议上公开提出更稳妥。它既展现了思考能力，又表明了服从组织、尊重领导的姿态。
至于这些想法能否被采纳，或者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上被反映上去，主动权交给了孙组长。这是体制内新人表达意见的一种常见且相对安全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