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郁雾那篇以非洲罕见病例为核心的论文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正式发表时，在费洛德实验室内部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震动。
不是因为论文的科学价值，那已得到公认，而是因为作者署名栏的“干净”程度。
论文的署名顺序清晰明了：
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郁雾·方（魔都第一人民医院\/复旦大学张江实验室）
共同作者：列出了中非友好医院的几位医生、费洛德实验室提供检测的技术人员、以及三位在数据分析中提供帮助的研究助理。
致谢部分：感谢了费洛德教授提供实验室平台，感谢了部分设备的共享支持。
没有将费洛德列为作者，甚至没有将他列为共同通讯作者。
这在以“合作”和“资源共享”为重要准则的国际顶尖实验室里，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通常，实验室负责人或平台提供者，尤其是费洛德这种级别的科学家，即使贡献有限，也往往会被列入作者名单，甚至占据显眼位置。
这既是学术圈的潜规则，也是一种人情和资源交换。
论文在线发表的当天上午，实验室的咖啡区就弥漫着一种微妙的氛围。
几位欧美资深研究员凑在一起低声议论。
“看到了吗？方的那篇NEJm。”
“看到了……署名真是‘干净’。”
“费洛德教授居然同意了？连名字都没挂？”
“听说方教授提交前给教授看了，教授直接说‘这是你的工作，你决定’，连修改意见都没提几条。”
“这种信任……啧，真是独一份。”
“不仅是信任，这叫偏爱，这么多年你还没有习惯吗？”
“就上次他们两个那论文收割机的行为，那种程度都一个字没加，现在更不可能加了。”
“唉！羡慕。”
羡慕，毫不掩饰的羡慕。
能在顶级期刊独立发表重大成果，而不需要与实验室巨头分享署名光环，这是绝大多数科研人员梦寐以求却难以企及的自由和认可。
这背后意味着绝对的学术自主权，以及合作方对你个人能力和贡献的绝对尊重。
实验室的“老人们”，那些跟随费洛德多年的核心骨干，对此反应平淡。
他们早已习惯了教授对方郁雾的超规格对待。
都二十年了，没有什么不能习惯的，这真的只是一件平平无奇的事情。
虽然真正的原因他们可能不理解，但他们还是能够找到说服自己的理由的。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一位德国资深科学家在午餐时对好奇的博士后说道。
“二十年前，方还在费洛德这里做访问学者时，她独立发现的那个神经突触新型调控机制，教授也是让她独立发表的，自己只在致谢里提了一下。
教授说过，‘方的科学品味和独立性，值得这样的尊重。’”
另一位法国研究员补充道：“更重要的是，方带来的合作价值远超一篇论文的署名。
她和中国的团队，现在是我们‘普罗米修斯-零’项目最关键的合作方之一，提供了我们急需的临床数据、独特的技术思路，还有……中国的科研资源支持。
教授是个现实主义者，他知道什么更重要。”
这些都是费洛德实验室的“老人”说服自己的理由，虽然这些理由挺能够让人信服的，但真正的理由，他们总觉得可能不止这些。
因为方郁加入实验室没两年就有独立的着名权了，那时候的方郁雾还没有现在这样的价值。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能如此心平气和的。
特别是那些新加入实验室、正处于努力“融入”和“证明自己”阶段的科研人员，尤其是来自亚洲其他国家的科学家。
在费洛德实验室复杂的地缘学术生态中，存在着一条隐形的“食物链”。
欧美科学家通常处于核心圈，资源获取和话语权最强；
中国科学家因方郁雾的存在和与中国日益紧密的合作项目，地位相对特殊，虽非核心，但拥有一定的“通道”和缓冲；
而来自日本、韩国、印度等其他亚洲国家的研究员，则往往处于更边缘的位置，需要付出更多努力去争取关注和资源。
日本科学家山下健次郎，就是其中之一。
他四十出头，来自东京一所顶尖大学，在神经界面材料领域颇有建树，怀着雄心来到费洛德实验室，希望能在这里取得突破，回国争取更好的职位。
但来了大半年，他发现自己始终难以进入真正的核心项目，申请的实验资源时常被搁置，提出的想法也少人问津。
方郁雾论文发表那天下午，山下在走廊里遇到了同组的中国访问学者周博士，忍不住用英语夹杂着些许酸意说道：
“周君，你们中国的方博士真是厉害啊。
在费洛德教授实验室的地盘上，用实验室的资源做出成果，却能完全独立署名。
这种特权，我们真是想都不敢想，这偏爱真的是独一无二啊！”
周博士性格温和，听出了他的意思，但他不想惹事，更不要说和这个山下健次郎相比，他和方郁雾才是一道的了，因此听到这话只是笑了笑。
“方教授的病例发现和理论框架主要是她独立完成的，实验室只是提供了检测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