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七日夜，一支三十人的小分队从第一军驻地出发。他们不穿军装，而是化装成贩山货的商人、逃荒的难民、甚至还有两个扮成跳大神的神婆。武器拆开藏在货物里，电台拆成零件塞进掏空的榆木疙瘩。
带队的是许亨植亲自挑选的特种大队中队长，姓吴，原是个猎户，沉默寡言但眼神像鹰。出发前于凤至单独见他，只说了一句话：“活着把路探明白，带兄弟们活着回来。”
小分队分成六组，每组五人，走不同的路线向义县方向渗透。他们的任务不是作战，是摸清沿途每一个日军哨卡的位置、换岗时间，摸清大凌河沿岸每一处可以架设浮桥的河段，摸清当地老百姓对抗日武装的态度。
吴队长这组扮的是收皮货的行商。三挂大车，车上堆着硝过的鹿皮、狐狸皮，用油布盖得严严实实。武器藏在车底板夹层里，电台零件混在皮货里——那些硝皮用的芒硝和盐，正好掩盖电子元件可能散发的异味。
第一天很顺利。过第一个哨卡时，伪满警察只是掀开油布草草看了看，收了吴队长递过去的两包“老刀牌”香烟就放行了。车把式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汉，姓马，本地人，赶了一辈子大车，对这一带的路熟得闭着眼都能走。
“吴掌柜，”马老汉叼着烟袋锅子，声音压得很低，“前面二十里是沙河营，那儿卡子严，鬼子亲自把着。上个月有伙贩药材的被扣了，说是通匪，人到现在没放出来。”
“怎么个严法？”吴队长问，手里慢条斯理地缠着鞭绳。
“查车底，翻货物，人要搜身。鬼子兵还带着狼狗，那狗鼻子灵得很。”
吴队长点点头，不再说话。黄昏时分，车队在离沙河营五里的一片小树林里停下歇脚。他让队员们生火做饭，自己借着解手的机会钻进林子深处，从怀里掏出一张手绘的简易地图，就着最后的天光标记哨卡位置。
地图是许亨植亲自绘制的，只有轮廓，没有细节。吴队长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细节填满——哪里是开阔地，哪里可以隐蔽，哪里有小路可以绕行。
夜里下起了小雨。队员们挤在临时搭起的油布棚子下休息，两个人轮流放哨。吴队长没睡，他坐在车辕上，耳朵听着雨打树叶的声音，眼睛望着沙河营方向隐约的灯火。
马老汉挨着他坐下，递过来半块烤热的饼子：“吴掌柜，睡不着？”
“心里有事。”
“是打仗的事吧。”马老汉吸了口烟，烟锅在雨夜里明明灭灭，“我看得出来，你们不是寻常买卖人。手上茧子的位置不对——赶车的手茧在掌心，耍枪的手茧在虎口。”
吴队长身体微微一僵。
“别慌。”马老汉摆摆手，“我三个儿子，老大死在锦州，老二跟着你们队伍走了，老三……”他顿了顿，“老三给日本人当差，在县警察队。这事儿我没跟别人说过。”
雨声渐渐大了。远处传来狗吠声，忽远忽近。
“您老为啥跟我说这些？”吴队长轻声问。
“因为我看出你们要干大事。”马老汉磕了磕烟锅，“沙河营的鬼子，三天前突然增兵了。原来是一个小队，现在是一个中队，还拉来了两门炮。我估摸着，是知道你们要来。”
吴队长的心沉了下去。如果沙河营的日军有防备，整个渗透计划都可能暴露。
“有法子绕过去吗？”
“有。”马老汉指向东南方向，“从老鹰沟走，多绕四十里山路，但能避开所有卡子。就是路险，大车过不去。”
“人能过？”
“能。我年轻时打猎常走。”
吴队长盯着老汉的脸看了很久。这张脸沟壑纵横，眼神浑浊但深处有光。他在判断——这是陷阱，还是真心帮忙？
“您老为啥帮我们？”
马老汉沉默了很久。雨打在他佝偻的背上，蓑衣发出沉闷的响声。
“我老二走之前说，他们打仗不是为了当官发财，是为了让老百姓能直起腰杆活着。”老汉的声音有些发颤，“我活了五十多年，腰杆从来没直过。先是张大帅，后是日本人，见了当兵的就得低头。我就想啊，要是真能有那么一天……”
他没说完，但吴队长懂了。
“马叔，”他第一次换了称呼，“等这仗打完，我请您喝酒。喝最好的高粱酒。”
老汉咧嘴笑了，露出缺了门牙的牙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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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间，锦州城关东军守备司令部。
司令官石原莞尔少将——不是那个着名的石原莞尔，是他的远房堂弟——正对着地图发呆。地图上，代表抗日武装的红色标记像霉菌一样，从北满向南蔓延，最近的一个已经出现在离锦州不到一百公里的医巫闾山。
副官敲门进来，手里拿着刚收到的电报。
“将军，奉天司令部急电。要求我部加强戒备，特别是大凌河沿线。据可靠情报，抗联主力有异动。”
石原接过电报，扫了一眼就扔在桌上：“异动？他们哪天没有异动？山田司令官太过紧张了。”
“可是将军，电报上说……”
“我知道上面说什么。”石原不耐烦地打断，“但我手里只有三个不满编的联队，要防守三百里防线。奉天要是真担心，就把调去南洋的第24师团还给我！”
副官不敢接话。房间里只剩下墙上的挂钟滴答作响。
石原走到窗前，看着窗外漆黑的夜色。锦州城实行宵禁已经三个月了，入夜后街上除了巡逻队，见不到一个百姓。这座曾经繁华的辽西重镇，现在像座死城。
“沙河营那边有什么动静？”他忽然问。
“按您的命令增派了一个中队，还加强了两门九二式步兵炮。”副官翻看记录，“另外，当地保长报告，这两天有可疑商队路过，但搜查后没发现异常。”
“可疑商队……”石原喃喃自语，“这个季节，哪来的皮货商？”
他猛地转身：“通知沙河营，扣下所有过往商队，一个不许放行！特别是载货大车，把货全卸了查，车底板、车辕、轱辘，一寸一寸查！”
“是！”副官转身要走。
“等等。”石原叫住他，“再给奉天发报：辽西防务空虚，请求至少增援一个旅团。否则……否则一旦有事，我无法保证山海关的安全。”
这是威胁，也是实话。石原心里清楚，现在的关东军早已不是当年的“皇军之花”。精锐抽走，新兵怯战，伪军靠不住。真要打起来，他能守住锦州城就不错了。
副官离开后，石原重新坐回椅子上。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相框，里面是妻子和两个女儿的照片。照片是两年前拍的，在东京的樱花树下。现在樱花又该开了，但他回不去。
窗外忽然传来枪声，很稀疏，像是哨兵走火。石原没动，只是闭上了眼睛。
这样的夜晚，他经历过太多。每一次枪响，都意味着有人死去——可能是抗联的人，可能是自己手下的兵，也可能是无辜的老百姓。
战争打到这个份上，早就分不清谁对谁错了。只剩下杀与被杀，活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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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巫闾山深处，第三军临时指挥部。
陈望蹲在篝火旁，就着火光看地图。他脸上新添了一道伤疤，是上个月袭击日军运输队时被弹片划的，还没完全愈合，在火光下像条狰狞的蜈蚣。
“军长，总部电报。”参谋递过一张纸，“要求我部于八月十四日晚，对锦州外围发起伴攻。动静越大越好，但不得真攻城。”
陈望接过电报看了两遍，咧嘴笑了：“于副总司令这是要让石原老鬼子睡不着觉啊。”
“咱们怎么打？”
“把全军的号兵集中起来，分三个方向，每隔半小时吹一次冲锋号。”陈望站起身，拍拍手上的土，“再扎一千个草人，穿上军装，夜里往锦州城下挪。鬼子开枪就倒一批，枪停了再挪一批——让他们把弹药库打空一半。”
参谋也笑了：“这法子损。”
“打仗嘛，能少死人就少死人。”陈望收敛了笑容，“告诉各师，这次伴攻不是演戏，是真要吓破鬼子的胆。谁要是敷衍了事，我撤他的职！”
“是！”
篝火噼啪作响。陈望走到山崖边，望着锦州方向。从这里看不到城里的灯火，只能看见一片沉沉的黑暗。但他知道，那座城里现在至少有两万日军，还有更多伪军。
三年前，他带着几百残兵从哈尔滨突围时，从没想过有一天能打回来。那时候想的只是活下去，多活一天是一天。
现在，他手下有一万六千兵，有炮，有电台，有稳固的根据地。可以正大光明地告诉鬼子：我们要来打你了。
“军长，”参谋跟过来，“您说……这一仗能赢吗？”
陈望没有立刻回答。他想起很多事——想起在黑河牺牲的战友，想起那些冻死在雪山上的同志，想起于凤至在哈尔滨城外说的那句话：“咱们流的每一滴血，都要让鬼子十倍还回来。”
“必须赢。”他最后说，声音不大，但很坚定，“不赢，对不起死了的人。不赢，咱们这些年白折腾了。”
山风吹过，带来远处松涛的声音，像千军万马在奔腾。
陈望回到篝火旁，开始口述给各师的作战命令。一条一条，清晰明确：
“一师伴攻东门，二师伴攻南门，三师在西门设伏，打可能出城追击的日军。”
“所有行动必须在夜间进行，天亮前撤回。”
“不许恋战，不许追敌过深，一切以保存实力为主。”
参谋飞快地记录。火光在他年轻的脸上跳跃，那是一种混合着紧张和兴奋的光。
命令传达完毕时，已是后半夜。陈望让参谋去休息，自己却睡不着。他裹着军大衣，靠着一块岩石坐下，看着东方天际线渐渐泛白。
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也是冲锋号即将吹响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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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满总指挥部，凌晨三点。
于凤至站在电台室门口，听着里面滴滴答答的电报声。许亨植刚刚发来密电：六组渗透分队，已有五组抵达预定位置。只有吴队长那组失去联系，已经超过二十四小时。
“派人接应了吗？”她问。
“派了，但不敢大张旗鼓。”徐建业低声说，“辽西现在是风口浪尖，咱们的动作太大，容易打草惊蛇。”
于凤至点点头，没再追问。战争就是这样，总有意料之外的变故，总有无可奈何的牺牲。
她走回自己的屋子，没有点灯，在黑暗里坐下。桌上放着张汉卿昨天刚到的信，信很短，只说华北八路军已经准备就绪，八月十五日准时发动。
信的末尾，他写了一句诗：“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于凤至知道这是杜甫的诗，写的是离乱中的夫妻。她拿着信纸，在黑暗里坐了很久，久到窗纸渐渐透出灰白色。
然后她起身，研墨，铺纸，开始写回信。
没有写战略，没有写部署，只写北满的清晨——写山间的雾气怎样一点点散去，写早起的战士怎样在井边打水洗脸，写炊事班怎样升起第一缕炊烟。
信的末尾，她也写了一句诗。不是古诗，是她自己想的：
“待到山河重光日，与君同看松江月。”
写完，她把信折好，没有立刻寄出，而是锁进了抽屉里。
等打完这一仗吧。等辽西的捷报传来，再寄给他。
窗外，天亮了。
新的一天开始。离八月十五日，还有七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