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占山在江桥打响的第一枪，像一声惊雷，滚过了冰封的松嫩平原。这雷声，不仅震醒了麻木的国人，也震动了另一座正处在风口浪尖上的城市。
这座城市，叫哈尔滨。
当时的哈尔滨可不是个普通的中国城市。你走在中央大街上，听到的俄语，可能比东北话还多。街道两旁，一边是挂着“同仁堂”牌匾的中药铺，另一边可能就是顶着“洋葱头”的东正教堂。空气里，既飘着烤地瓜的焦香，也混着“大列巴”（俄式面包）和红菜汤的浓郁气味。
这里被称为“东方莫斯科”。自从中东铁路修通以来，大量的俄国人涌入这里。有沙俄时代的旧贵族，他们被称为“白俄”，虽然国破家亡，但骨子里还端着贵族的架子；也有苏联建立后，信奉共产主义的铁路工人和技术员。再加上十几个国家的领事馆和数万名侨民，让这座城市成了一个龙蛇混杂、关系错综复杂的国际舞台。
说白了，在这里打仗，一不小心，就可能擦枪走火，酿成国际纠纷。
守卫哈尔滨的是两位将军，一个叫丁超，一个叫李杜。他们跟马占山一样，也是东北军的旧部，地方实力派。
马占山在江桥那惊天动地的一打，极大地鼓舞了丁超和李杜。他们俩一合计：马胡子一个代主席都敢跟日本人硬碰硬，咱们手里攥着哈尔滨这个“东方巴黎”，兵力比他还多，凭啥不敢干？
于是，他们也效仿马占山，联名通电全国，措辞慷慨激昂，表示要“誓死保卫哈尔滨，与倭寇血战到底”。
一时间，全国的报纸，都把“马占山”和“丁、李”并列，称他们是“东北抗战三杰”，是“民族的脊梁”。
可丁超和李杜的心里，却远没有通电上那么豪迈，反而充满了苦涩。他们知道，自己面临的局面，比马占山还要凶险、还要复杂。
日本人对付哈尔滨，玩了另一套更阴险的花招。他们没有直接从正面进攻，而是扶植了一个叫熙洽的汉奸。这熙洽，是清朝的皇室后裔，骨子里还做着“复辟大清”的美梦。日本人就利用他这一点，让他出面，网罗了一批土匪、降兵，组建了所谓的“新吉林军”（也就是伪军），让他去攻打哈尔滨。
你看，这招多毒。让中国人打中国人。
你丁超要是还击，日本人就在旁边揣着手看热闹，然后对国际社会一摊手：“瞧，这是你们中国的内战，跟我们大日本帝国可没关系。”这样一来，英美那些“公理”的嘴，就更没法插话了。
你要是不还击，哈尔滨就成了汉奸的囊中之物。日本人不费一兵一卒，就拿下了整个北满的中心。
丁超当时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被架在火上烤的“粽子”，两头都烫手。咱们不妨再来替他算一笔账，这次是笔更复杂的政治账。
对丁超来说：
打： 打的是熙洽的伪军。性质上，是平叛。但谁都知道，伪军背后站着的是日本爹。打了小的，老的肯定要出来。到时候，就是跟关东军的正面硬刚。
不打： 哈尔滨拱手相让。他丁超，就成了第二个张学良，遗臭万年。而且，他的地盘也没了，手下的军队也要被遣散，一辈子算完了。
求援： 向谁求援？向北平的张少帅？少帅自己都泥菩萨过江，除了几封“盼固守”的电报，连根毛都指望不上。向南京的蒋委员长？委员长的态度就更暧昧了。
南京方面的算盘，打得更精。蒋委员长心里想的是：你们这些东北军，以前都是张家的私产，我指挥不动。现在日本人打你们，你们知道疼了，想起中央了？好啊。我精神上支持你们，给你们发嘉奖令，号召全国给你们捐款。但要我从牙缝里挤出宝贵的军火和兵力，跨越几千里去支援你们？我得掂量掂量。这笔投资，划不来。万一你们拿了我的枪，打跑了日本人，又掉过头来不听我的话，我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这种根植于骨子里的“军阀思维”，让当时的中国，就像一盘散沙，捏不成一个拳头。
所以，丁超和李杜，也成了“孤勇者”。他们被架在了历史的风口浪尖，身后，是退无可退的万丈深渊。
他们没得选，只能打。
消息传开，整个哈尔滨都动员了起来。这座城市的复杂性，此刻却展现出了可爱的一面。
哈尔滨各大学校的学生，率先组织起了“抗日救国学生军”。他们脱下学生装，换上粗布衣，拿起了家里打猎用的土枪，甚至是大刀长矛。
城里的普通市民，则自发地组织起了后援会。商会的老板们捐出了布匹和粮食；人力车夫们，则义务帮忙运送沙袋和伤员。
最让人意外的，是城里那些“白俄”侨民。这些沙俄时代的旧贵族，按理说，中国的内政与他们无关。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也站了出来。他们经历过国破家亡的痛苦，最能理解亡国奴的滋味。更重要的是，他们也把哈尔滨，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一个叫伊万诺夫的“白俄”面包店老板，把店里所有的面粉都烤成了大列巴，冒着热气，一车一车地往前线送。他一边把面包塞到中国学生兵的手里，一边用生硬的中文，挥舞着拳头，大声地喊：“打！打日本人！乌拉！”
“乌拉”的呼声，和“中华民国万岁”的口号声，第一次，在这座国际化的孤城里，交织回响。
风雪，即将降临。一场注定悲壮的保卫战，已经箭在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