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咱们在广西的战场上，见证了一场堪称 “世纪大溃败” 的国殇。那是一九四四年，中国正面战场最黑暗、也最令人窒息的一幕。
然而，就在中原沃土沦为焦土，湘江碧水化为血水的时候，在中国另一片同样古老而坚韧的土地上，一股顽强而充满希望的 “曙光”，却正在悄然积蓄力量，准备刺破这无尽的黑暗。这片土地，就是山东。
我们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到一九四四年的春天。
此时的山东，在日军华北方面军的作战地图上，已经被得意地画上了一个代表 “安全” 的绿色圆圈。
在他们看来，经过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长达三年持续不断的残酷 “扫荡”“清乡” 和 “蚕食”，盘踞在山东的八路军主力，早已被打得元气大伤，分散蛰伏于沂蒙、胶东、滨海等山区的深处，暂未具备发动成规模攻势的能力。
整个山东，除了那些他们眼中无关紧要的山区之外，基本都已被牢牢掌控。这里，成了能为 “大东亚圣战” 提供稳定兵源和资源的 “治安区”。
日军为支撑太平洋战场，在山东疯狂掠夺煤炭和粮食，仅淄博矿区每天就有三千名劳工被迫挖矿，青岛港每月有近百艘运粮船驶向日本本土，这让 “治安区” 的百姓早已民不聊生。
这又是一个何等充满傲慢与偏见的假象。
也正是基于这个致命的判断，日军开始放心地从这片自认为 “稳固的后方” 大规模抽调兵力：精锐的第 12 军军部及独立混成第 7 旅团一部，被调往河南参加即将开始的 “一号作战”；部分野战兵力则增援至尸横遍野的南太平洋战场。
一来二去，整个山东原本还算雄厚的日军野战兵力瞬间被抽调一空，原本由第 12 军统筹的守备任务，临时交由华北方面军直接接管，抽调各地零散兵力填补空缺，指挥链条衔接混乱，不少据点连日军驻屯官都出现了 “一人兼管两据点” 的窘境。
剩下的常驻兵力，只有在之前战斗中遭受不小损失的第五十九师团，以及独立混成第 5 旅团、独立步兵第 1 旅团两支旅级部队，总兵力加起来不过两万五千余人。
这么点兵力，要驻守一个拥有数千万人口、地形又极其复杂的大省，无异于杯水车薪。怎么办？日军又拿出了那套驾轻就熟的 “以华制华” 法宝：依托伪军守备。
早在一九四三年，日军就已将山东伪军疯狂扩充到二十万人，一九四四年虽有部分伪军反正略有波动，但仍维持着这一规模。
这些伪军中鱼龙混杂，既有原国民党投降的正规部队，也有地方恶霸组建的保安团，甚至还有被胁迫的村民；其中原国民党军改编的伪军装备稍好，而地方保安团多扛着土枪，不少人私下还和根据地有联系。
日军将这些伪军像撒胡椒面一样分散部署，驻守在那些以碉堡群和封锁沟为核心、苦心经营的星罗棋布的据点里，这些据点多呈 “梅花桩” 布局，中心碉堡高约两丈，外围挖有宽三米、深两米的封锁沟，沟沿布满铁丝网，但多数据点仅配备一两挺歪把子机枪，弹药还需靠县城日军定期补给；而伪军虽名义上有 “军饷”，但日军常以 “治安费” 名义克扣，不少士兵连饱饭都吃不上，驻守偏远据点的伪军，甚至要靠向村民强征粮食度日，早已失去民心。日军正规军则收缩兵力，重点守备济南、青岛等大城市和胶济、津浦两条铁路大动脉。
这是典型的从 “进攻” 转向 “防御”、从 “清剿” 转向 “守备” 的收缩态势，表面上看似固若金汤，实则像个吹得过大的气球，内里早已充满空虚与脆弱。
而这个致命的空虚假象，被另一双冷静而充满智慧的眼睛看得一清二楚。这双眼睛的主人，正是时任八路军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 罗荣桓。
这位日后成为共和国元帅、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的 “儒将”，彼时正受肾病困扰，常常靠在担架上批阅情报、部署工作，即便如此，他仍要求参谋人员每天汇总各根据地的日军调动情报，连伪军据点的换岗时间都摸得一清二楚。
他的指挥风格与彭德怀的刚烈、粟裕的奇险截然不同，以稳健、细致和极富远见着称。其实在他正式制定战略前，滨海军区已在 1944 年 2 月悄悄拔除了临沭县的一个伪军据点，仅用半小时就解决战斗，还缴获了两挺机枪。
这场小胜利让八路军摸清了伪军的战斗力，更坚定了发动大规模攻势的信心。罗荣桓敏锐察觉到山东敌我态势的根本性转变：敌人已从 “攻” 转为 “守”，我们必须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从被动的 “反扫荡” 转向主动的 “攻势作战”！
为此，他向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上报了一份极其详尽的作战方案，为一九四四年的山东战场制定了清晰的战略方针：集中优势力量，以 “攻歼大股伪军” 和 “拔除深入根据地的日伪军据点” 为主要目标，连续发动攻势作战，将被敌人分割得支离破碎的根据地重新 “连成一片”，把被敌人抢走的土地和人民一寸一寸夺回来！
这是一份充满自信与力量的 “反攻宣言”。一场即将席卷整个齐鲁大地的 “曙光”，正在这位 “儒将” 的棋盘上悄然升起。而第一声唤醒黎明的春雷，即将在胶东、鲁中的山区里炸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