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本篇讲述刘敬和张良建议刘邦将都城由洛阳迁移至关中长安以及张良功成身退的历史情节。
尤其是后者，司马光不吝辞令地为此上了一则〖臣光曰〗予以高赞。
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西汉建国后的历史，司马光喜欢将历史人物编组叙事。前一篇司马光刻意安排了季布和丁公，旨在形成对比，凸显刘邦的政 治智慧。那么现在司马光刻意将刘敬和张良编组叙事，有什么特殊用意吗？
【刘敬强烈建议定都关中】
纵观西汉历史，如果说张良是谋略家，那么刘敬就是不折不扣的战略家。
刘敬原名娄敬，是汉帝国基层的一名官员，因强烈建议定都关中，给刘邦上了一课，着实震撼了刘邦，于是被赐刘姓，改名刘敬。同时，还被刘邦留在了朝廷，成为了刘邦身边的一名郎官（咨询团队成员）。
赴陇西（甘肃临兆）任职的刘敬路过洛阳，硬要去见一见刘邦，于是才有了西汉帝国定都关中这一历史。
刘邦傲骄地告诉刘敬，自己所开创的汉帝国将会比周朝更为兴隆。
有才之人都是有棱角的，刘敬可没惯着刘邦，拉开架势就给刘邦上了一趟战略安全的大课。
刘敬告诉刘邦：“陛下取天下与周异。”
“异”在哪里呢？
周朝是历经十余世累积起来的，而且还是以“德行”见长，诸侯们才归附于周。那是一个漫长的、“渐进式”的、以德服人的过程。
在此背景下，周成王建都洛阳，是建立在道德和文化向心力的基础上，方便诸侯纳贡，周朝的那一套有个显着特征：有德就是王，无德则容易亡。
汉朝帝国的情况则不一样，刘邦起于草莽，通过数十场惨烈战争（大战七十，小战四十）夺得天下。
多年的战事使得天下生灵涂炭，民心未附，怨恨犹存。
刘邦浪漫的想法就这样被刘敬给一鞭子抽死了。
浇灭了刘邦的浪漫理想之后，刘敬以层层递进的方式，很自然地升级了话题：指明了汉帝国当前的困境以及定都关中的紧迫性。
对于刚刚诞生的汉帝国而言，最大的困境莫过于——汉朝正处于战争创伤恢复期和潜在动荡期。在此关头，不应该追求“隆盛”，而应该将重心放在“安全”和“稳定”方面。
刘敬认为，汉帝国要“安全”要“稳定”，当务之急就是定都关中，实施“扼亢拊背”的绝对控制。
所谓的“扼亢拊背”是指扼住天下咽喉，摁住天下脊梁。
刘敬认为，关中秦国故地被山带河，四塞为固，是天然的军事堡垒，且“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立具”，具备极强的防御和动员条件。
资源方面关中之地更是“天府之国”，物产丰饶，能为朝廷和都城的运转提供强有力的资源保证。
汉帝国定都关中，就是扼住了天下的咽喉（亢），按住了天下的脊背（背）。这意味着将战略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此外，刘敬还强调，即便是在特殊情况下（六国故地作乱），关中之地凭借地缘优势，足以确保都城长安的安全。
刘敬的这一堂课令刘邦目瞪口呆，随即咨询张良：刘敬所讲的这些都靠谱吗？
张良不仅附和并支持了刘敬的解析，而且还补了几刀。
张良认为，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地。
张良认为，关中之地堪称“金城千里，天府之国”。
“金城”强调其军事防御的坚固，“天府”强调其经济基础的雄厚，“千里”则点明了其无与伦比的战略纵深。
在谋略师和战略师的加持下，刘邦做出“即日车驾西”的果断决策。
可是，在西行途中，张良尚未抵达长安就选择了归隐，这到底是什么梗？
【张良归隐】
张良随刘邦西行过了函谷关后就决定归隐。
张良归隐的方式非常特殊，他以身体虚弱为由，开始辟谷，不食五谷杂粮，从此闭门不出，也不再过问汉帝国的朝堂之事。
在谢幕之际，张良还发表了一番自我总结式的谢幕演说。
张良：“我张家世代为韩相，及至韩被秦灭亡，我不惜万金，为韩找强秦复仇，天下都为之震动。如今，凭借三寸之舌成为汉高祖的军师，封万户侯，这已是我这个平民的最高待遇和最高高成就了，如此足矣。我现在只想抛开人间俗事，将追随赤松子去云游。”
张良的这番话其实只有唯一的听众——刘邦。
张良实则是很隐晦地告诉刘邦：
作为一介布衣谋士，大汉帝国已经建立，定都大事已尘埃落定，我的使命已经超额完成。
作为故韩贵族后裔，家仇国恨已经料理完毕，这一笔使命也超额完成。
无论是作为故韩贵族后裔，还是作为秦帝国的一介布衣，我所有的使命均已完成，我对于你刘邦大汉帝国的权力和江山毫无兴趣，我不希望给咱俩之间留下任何猜忌、打击和被打击的机会。
张良为什么偏偏要选择当前这个时间节点（自洛阳出发西行长安途中）归隐呢？
大汉帝国的外部主要敌人均已消失，齐国田氏以及项羽的残部主要人物均已收拾完毕。
定都长安之后，内部矛盾将陆续浮出水面，刘邦所封的这些王，刘邦宗族势力，还有那一帮子功勋元老，都不是省油的灯。
多年相随使得张良对刘邦非常了解，这绝对是一位可以共苦难，不可以共荣华的主，手腕老辣，高度灵活，极度务实……此时不退，更待何时！
司马光为此用〖臣光曰〗盛赞张良的隐退决策。
在《资治通鉴》中，“臣光曰”通常都是画龙点睛之笔，直抒洞见，引导读者深思。
此次，司马光跳出了具体事件，从更宏大的历史与哲学层面，解析并盛赞张良的“大智慧”。
司马光认为，张良的“神仙托辞”是一种极智的表现。其目的就是为了“等功名于外物，置荣利而不顾”，即主动将世人追逐的功名利禄视为身外之物并彻底放下。
司马光认为，张良这种行为，成功地化解了功高震主的主要矛盾，使自己超脱于政 治旋涡之外，得以善终。
在司马光看来，这不仅是智慧，更是一种值得大书特书的、高超的政 治德行。
【结语：司马光的编组叙事用意在于完成一堂“臣道”大课】
司马光将刘敬与张良前后编组叙事，其用意远比简单的“记录两人事迹”要深远。
司马光可谓用心良苦，通过“刘敬和张良黄金组合”，为后世为臣者树立一个近乎完美的典范，讲授一堂关于 “如何做一名智慧之臣”的完整大课。
这堂大课所树立的两名典范：刘敬代表的是臣子积极入世、勇于任事的典范；张良代表臣子功成身退、明哲保身的至高智慧。
刘敬以一介戍卒之身，洞察帝国百年大计，敢于向最高权威直言不讳。其建议基于对历史脉络（周、汉之异）和现实形势（天下疲敝）的清醒认识，不务虚名，只求实效。
历史已经证明，定都关中是正确的战略决策，为汉帝国奠定了最稳固的基石。这是入世之臣——刘敬所能立下的不世之功。
张良的出世智慧则表现为对人性深入洞察，对时局的精准拿捏。
他能精准预判“飞鸟尽，良弓藏”的封建王朝时期的朝政规律，在风暴来临前抽身而退。张良主动放弃到手的权力和荣耀，以“从赤松子游”的潇洒姿态，消除君主的猜忌。
历史已经他证明，在汉帝国初期复杂的权力场中，善终本身就是一种更难达成的功业。
司马光刻意将刘敬与张良并列，司马光是在向读者完整阐述一个理想臣子的两面：该进取时，向刘敬学习，目光如炬，敢于担当，为国谋万世之安。该退让时，向张良学习，心如明镜，主动谦退，为己谋全身之道。
“如何建功” 和 “如何守身” 都非常重要，于是儒家大佬们才如此推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