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三十二年的临安城，若说白日里最繁华喧嚣处是御街、清河坊，那入夜之后，万千灯火与丝竹管弦交织成的梦幻之地，非瓦舍莫属。
这遍布城内外、大小数十处的综合性娱乐场所，是临安市民夜生活的灵魂，亦是南宋市井文化最鲜活、最蓬勃的缩影。
而其中，勾栏内的戏剧演出，则是这灵魂中最璀璨的明珠。
夜幕低垂，华灯初上。
中瓦的“莲花棚”内，早已是人声鼎沸，座无虚席。
楼上雅间被富商豪客包下，楼下散座挤满了贩夫走卒、书生吏员，连过道都站满了翘首以盼的人群。
空气中弥漫着脂粉香、汗味、茶点瓜子的气味，以及一种混合了期待与兴奋的热浪。
今日，是“永嘉杂剧班”上演新编大戏《精忠记》的首演。
一阵紧锣密鼓后，丝竹声起，大幕拉开。
但见台上，“岳飞”身着银色铠甲，背插四面“精忠报国”旗，在“牛皋”、“张宪”等将士簇拥下亮相，一段激昂的“引子”，唱出了“靖康耻，犹未雪”的悲愤与“直捣黄龙”的壮志。
唱腔高亢激越，是典型的南戏“温州腔”，但融入了北曲的某些板式，更显苍凉慷慨。
当演到“风波亭”一幕，“秦桧”与“王氏”东窗定计，陷害忠良时，台下观众已是怒骂连连，甚至有情绪激动的老者将手中茶碗掷向台上扮演秦桧的丑角，引来一片喝彩与哄笑。
而当最后“岳雷扫北”的团圆结局上演，“宋高宗”下诏平反，万民称快时，满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与叫好，许多人热泪盈眶。
“好！好一个精忠岳武穆！”
二楼雅间内，一位身着便服、气质儒雅的中年文士抚掌赞叹，对身旁友人道，“这永嘉班，果然名不虚传。
将岳元帅事迹，演绎得荡气回肠，忠奸分明，更难得穿插诸多市井笑料、武打场面，雅俗共赏，感人至深。
无怪乎场场爆满。”此人便是太常博士周密（历史人物，宋末词人、学者），亦是知名的戏剧评论家。
其友人笑道：“公谨兄所言极是。如今这临安城内，南戏《赵贞女蔡二郎》、《王魁负桂英》等婚恋故事固然动人，然如《精忠记》、《牧羊记》（苏武故事）这般演忠臣义士、家国情怀的新编历史剧，更契合时势，大快人心，故而大行其道。
听说枢密院、礼部都有官员私下褒奖，认为有裨益教化，激扬民心士气之效。”
几乎与此同时，在北瓦的“象棚”，另一番景象正在上演。
这里锣鼓点更加密集热闹，唱腔更为高亢嘹亮，“副净”、“副末”插科打诨尤为突出。
台上正演的是北杂剧《窦娥冤》。
饰演窦娥的正旦，一段“滚绣球”唱得是字字血泪：“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
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
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
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
悲怆的唱腔配合着繁复的身段，将窦娥的冤屈与控诉演绎得淋漓尽致，台下观众无不掩面拭泪，对剧中贪官、恶棍痛恨不已。
“北曲激越悲壮，尤擅抒写人间至痛、至情。”
邻座一位来自汴梁的老戏迷感慨道，“这《窦娥冤》，关汉卿真乃曲中圣人！虽故事托于前朝，然这‘衙门自古向南开，就中无不冤哉’，岂非说尽古今？听闻临安府的推官老爷，有时也微服来听此剧，以警醒自身呢。”
南戏与北杂剧，这源自南北不同地域、风格迥异的戏剧形式，在临安这个“暖风熏得游人醉”的大熔炉里，竟奇异地并行不悖，交融互鉴，共同将宋代的市民文艺推向了高峰。
南戏，源自温州永嘉，故又称“永嘉杂剧”或“戏文”，其体制灵活，篇幅漫长，可连演数日；唱腔上以南曲为主，轻柔婉转，“字少声多”，擅长抒情；角色分为生、旦、净、丑、末、外、贴等，分工细致；题材多取自民间传说、婚恋故事、历史演义，情节曲折，贴近市井生活，如《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等，充满生活气息与喜剧色彩。
北杂剧，则承袭金元院本，在临安因北人南迁而流行。
其结构严谨，通常为“四折一楔子”；唱腔为北曲，高亢劲切，“字多声少”，慷慨激昂；音乐上“一人主唱”（正末或正旦），其他角色只有念白；题材更为广泛，历史剧、社会剧、爱情剧、神仙道化剧无所不包，批判现实的力度往往更强，如关汉卿的《窦娥冤》、《救风尘》，白朴的《梧桐雨》，马致远的《汉宫秋》等，皆是名篇。
在临安，两种戏剧并非壁垒分明。
南戏班社会吸收北杂剧的武打套路、锣鼓经，使场面更火爆；也会改编北杂剧的经典剧目，如将《西厢记》改为南戏，使其更缠绵婉转。
北杂剧艺人则会学习南戏的细腻表演、丰富角色，甚至引入南曲的某些曲牌，丰富唱腔。
更有“南北合套”的尝试，在同一剧目中交替使用南北曲，以满足不同观众的口味。
这种竞争与融合，极大地促进了戏剧艺术的繁荣与创新。
戏剧的繁荣，离不开庞大的观众群体和成熟的商业运作。
临安数十万市民，构成了坚实的消费基础。
勾栏每日上演，风雨无阻。
“书会”（编剧行会）和“老郎庙”（艺人行会）规范着行业。名角的号召力不亚于今日明星，“御前供奉”的称号更是至高荣誉。
剧本创作也极为活跃，“才人”们（专业或业余编剧）根据时事、话本、民间传说进行改编创作，速度极快，有时甚至能“朝成稿，暮登场”。
印刷术的普及使得剧本得以刊印流传，进一步扩大了影响。
这种繁荣，并未逃过朝廷的注意。
官府对戏剧的态度是复杂而务实的。
一方面，认为其“不关经学，不本仁义”，恐“海淫海盗，有伤风化”，故设有“禁约”，对内容有所限制，尤其严禁“装扮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的形象，以防“褒渎”。
但另一方面，又看到其巨大的教化与宣泄功能。
“不若因势利导，以戏剧为教。”
这是不少有识官员的共识。
因此，对于宣扬忠孝节义、爱国情操、清官断案的剧目，官府往往默许甚至鼓励。
礼部、太常寺偶尔还会征集优秀剧本，加以“审定”，推荐给各大瓦舍上演。
对于揭露时弊、抨击贪腐的剧目，只要不直接指涉当朝、不过于露骨，也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视为民情宣泄的渠道。
更有甚者，皇城司的逻卒，也会混迹于勾栏之中，从戏剧的热门题材、观众的议论中，捕捉市井舆情、民心向背的蛛丝马迹。
这一夜，在南瓦一座较小的勾栏“清乐楼”内，上演着一出风格独特的“公案戏”《洗冤录》（改编自宋慈事迹）。
当饰演宋慈的老生，在台上凭借银针验毒、滴骨辨亲等“奇术”，最终揭穿真凶、为民洗冤时，台下爆发出阵阵叫好与叹息。
一位身着布衣、看似寻常老者的观众，微微颔首，对身旁仆从模样的低语道：“戏剧之力，竟至于斯。
使愚夫愚妇，亦知王法昭昭，天道好还。
宋提刑之名，借此传于闾巷，胜过官府文告多矣。”
此人正是致仕的刑部老侍郎，看完戏，心潮难平。
而在众安桥的露天戏场，一出滑稽短剧《糊涂官》正在上演，讽刺一个县令昏庸断案，闹出无数笑话，最后被微服私访的钦差革职查办。
台下笑声不断，掌声如雷。
人群中有新任的临安府钱塘县尉，看得面红耳赤，冷汗涔涔，暗下决心日后定要明察秋毫，体恤民情。
戏剧，这门“小道未技”，在宋代市民社会的沃土中，绽放出前所未有的绚丽光彩。
它不仅是娱乐，更是教化的工具、舆论的载体、情感的宣泄口、艺术的殿堂。
它用最通俗的形式，将忠奸善恶、家国情怀、市井百态、人间冷暖，深深镌刻在每一个观者的心中。
临安夜夜不休的丝竹锣鼓，勾栏瓦舍中流淌的悲欢离合，共同构成了南宋文化软实力中，最鲜活、最灵动，也最具渗透力的一环。
这繁荣景象本身，便是这个时代活力、包容与创造力的最佳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