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风波与寄户诡谲
宣德三年暮春，江南苏州府长洲县的官仓前，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正悄然酝酿。新麦尚未登场，陈粮已所剩无几，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霉味与粮长们焦躁的汗味。粮长周述年近四十，是个富农，此刻正佝偻着身子，对着县丞张大人连连作揖，脸上的褶子挤作一团，活像个晒干的包子。
“张大人，您就行行好，再宽限几日吧！”周述的声音带着哭腔，“今年春汛来得早，好多低洼田的冬粮都被淹了，佃户们交不上租，小的这粮长……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张县丞是个瘦削的中年人，身着半旧的青色官袍，手里捻着山羊胡，三角眼在周述身上溜来溜去。“周粮长，这话你跟我说没用。”他慢条斯理地开口，“上面催得紧，漕船就在码头等着呢。误了皇差，别说你这粮长当不成，连我这县丞的乌纱帽都保不住！”
周述急得满头大汗：“可是大人，真的收不齐啊！要不……能不能像去年那样，部分折银？小的们凑凑，把银子交上去，也算完成了任务。”
“折银？”张县丞冷笑一声，“你当朝廷的规矩是儿戏？太祖爷定下的‘上纳’之制，能随便改吗？虽说永乐爷迁都后有了‘兑运’的法子，但那也是万不得已。
今年京里粮价看涨，户部早就下文，尽量多征本色，少收银两。你让我怎么向上头交代？”
周述的脸垮了下来。他想起洪武爷初创粮长制时的风光——那时粮长都是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物，田多粮广，由他们负责催征押运，朝廷觉得“以良民治良民，必无侵渔之患”。干得好还能被擢用为官，光宗耀祖。可到了如今，粮长却成了苦差事。
尤其是永乐爷迁都北京后，漕运压力陡增，粮食要从江南千里迢迢运到北京，路上损耗巨大，遇上风浪、浅滩更是苦不堪言。
粮长们常常要自己贴钱赔偿损失，不少人因此家道中落。后来虽实行了“兑运”，粮长不必亲自押运，可将粮食交给漕军，或直接折成白银缴纳，但这折银的比例、时机，又成了新的猫腻与负担。
就在周述一筹莫展之际，人群中忽然挤出一个年轻书生，面白无须，头戴方巾，身穿青布直裰，虽也一脸焦急，眉宇间却自有读书人的清高。此人是县里的秀才李文彬，也是一名粮长。他去年才考中秀才，家里有几百亩田，按例被推举为粮长。
李文彬走到张县丞面前，拱手道：“大人，学生李文彬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张县丞见是秀才，脸色稍缓。明代对读书人向来优待，生员（包括秀才、举人）身份尊贵，享有见官不拜、免服徭役等特权，法律上也有优待，所谓“刑不上大夫”，延伸到生员便是“犯法是打粮长而非打秀才”。
“哦？是李秀才啊。”张县丞点点头，“你有什么话，尽管说。”
李文彬道：“大人，周粮长所言非虚。今年春汛确实影响了收成，一味强催恐生民怨。学生以为，不如效仿近年之法，允许部分粮户以银代粮。学生愿带头，将自家应缴之粮全部折银缴纳。”
张县丞沉吟片刻。他知道李文彬是秀才，按规定生员缴纳田租可享九折优待。若李文彬带头折银，或许能带动一批人，缓解眼下困境。但他又有些犹豫——毕竟户部的文书写得明白，要多征本色。
“这个……”张县丞面露难色，“李秀才，不是本官不给你面子。只是户部的钧旨，本官不敢违抗啊。”
李文彬道：“大人，学生以为，户部之意在于确保京师粮食供应，而非死板规定必须征收实物。如今江南银价相对稳定，将部分漕粮折银解送京师，再由户部在京畿附近采买粮食，或许更为便捷，也能减少运输损耗。学生斗胆，请大人将此情禀告知府大人，再由知府大人转呈布政使司，想必上官会酌情考虑的。”
李文彬一番话说得有条有理、不卑不亢。张县丞心中微动，觉得这秀才说得也有几分道理。他原本就对催征粮草的苦差事头疼不已，若能有个两能两全其美的办法，自然再好不过。
“嗯……李秀才所言，倒也有些道理。”张县丞轻抚胡须，“也罢，本官便先暂缓几日，待我将此事禀告知府大人再做定夺。
不过，李文彬，你身为粮长，也须负起责任，尽快催促辖区内粮户缴纳粮款，切莫拖延！”他话锋陡然一转，语气也严厉起来，“你可别忘了，你虽是秀才，却也是粮长。若是届时你负责的片区交不上粮款，本官一样要拿你是问！”
李文彬心中一凛，明白这是张县丞在敲打自己。他连忙躬身应道：“学生明白，定当尽力而为，不敢有负大人所托。”
张县丞又训斥了周述几句，便带着随从离去。粮长们顿时松了口气，纷纷围拢过来，向李文彬道谢。
“还是李秀才面子大啊！”周述抹了把额角的汗，感激地说，“刚才张大人那脸色，吓得我魂都快没了。”
李文彬苦笑摇头：“周老哥言重了。我也是侥幸，恰逢大人心情尚可。况且，这只是暂缓几日，最终结果如何，还得看上头的意思。我们仍需抓紧催粮才是。”
众人散去后，李文彬并未立刻回家。他站在官仓前，望着那高高的围墙与紧闭的大门，心中五味杂陈。他本是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秀才，原以为考中功名便能摆脱田亩琐事，将来或许能金榜题名、入仕为官。谁知家中田地众多，竟被推举为粮长。这粮长的差事，远比他想象的复杂棘手。
他想起前几日，另一位秀才粮长因催征不力、延误时日，被县官传去问话。那秀才也是个书呆子，不善言辞，辩解几句反倒触怒了县官。按律，粮长失职当受杖责，但那秀才是生员身份，按制不应受此刑罚。
县官也有些为难：打吧，不合规矩，恐遭士林非议；不打吧，又难以服众，日后粮长差事更难推行。那县官本是读书人出身，一时兴起便想出个主意，对秀才说：“你身为秀才却未尽粮长之责，本应受罚。但念你是生员，我出一上联，你若能对出工整下联，便免你皮肉之苦。”
那秀才连忙谢恩。
县官略一思索，道出上联：“秀才粮长，打粮长，不打秀才。”
这上联看似简单，实则巧妙点出了秀才粮长的身份尴尬与县官的两难境地。周围衙役和幕僚都屏住呼吸，看那秀才如何应对。
那秀才急中生智，略一沉吟便对出下联：“父母大人，敬大人，如敬父母。”
这下联对得确实工整，既点出县官“父母官”的身份，又表达了对县官的尊敬，将县官比作父母，既抬高了对方，又显得不卑不亢、合情合理。
县官听后龙颜大悦，哈哈大笑：“对得好！对得好！念你才思敏捷，今日便免了你这顿打。但下次若再失职，休怪本县无情！”
那秀才这才逃过一劫。
李文彬当时听闻此事，也暗自庆幸那秀才的机智，同时更深刻体会到生员身份带来的特权。这种特权不仅是免予杖责，更体现在经济上。
明代户口制度将人户分为粮户、官户、儒户等，官户是现任或退休官员之家，可享种种优待；儒户则是生员之家，虽未做官却是“预备官”，同样享有优待，其中最直接的便是缴纳田租时可享九折优惠。
李文彬家中有两千亩地，按正常租率，一年缴纳的田租折银约三百两。但因他是秀才、属儒户，可享九折，只需缴纳二百七十两，一下便省下三十两白银。这三十两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足够普通五口之家一年的用度。李文彬算了算，这节省的租额，相当于自家二百亩田地免了租。
想到这里，李文彬心中不禁感慨：这生员身份果然值钱。一个生员便能少缴二百亩的租，那么一个大县若有上千生员，每人少缴二百亩，一千人便是二十万亩田租！这二十万亩田租最终转嫁到谁头上？自然是那些无特权的普通粮户。
正因生员有如此优待，一种名为“诡寄”的现象应运而生。所谓“诡寄”，就是一些普通粮户会悄悄将自家田地挂靠在生员、官户或寺庙道观名下，以此逃避或减少田租缴纳。这些被挂靠的生员、官户也能从中获利，比如收取一定的“挂靠费”。
如此一来，国家赋税收入大幅减少，而负担则更集中地压在那些无法“诡寄”的中小粮户身上。
李文彬对这一现象既感无奈，又隐隐不安。他自己是规则的受益者，却也清楚看到规则的弊端。许多粮长催征困难，除天灾人祸外，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诡寄”猖獗——有田者不纳税，纳税者少田或无田，税负不公，民怨渐生。
他想起刚当粮长时，曾有远房亲戚或乡邻悄悄找上门，想把家里几亩薄田“寄”在他名下，许诺每年给予好处。起初他还恪守读书人的清高，婉言拒绝。但时间一长，他发现周围不少秀才都在做这件事，甚至有人以此为业，广收“寄户”牟利。
他家佃户里就有好几家，田产实际寄在其他秀才名下，交给他的租子比交给官府的还多些，可即便如此他们也愿意，毕竟总比全额缴纳给官府划算。
一次，相熟的老秀才私下劝他：“文彬啊，你就是太死心眼。这‘诡寄’早是公开的秘密，你不做别人也会做。你家田地虽多，多几户寄户也能分担些粮长的压力。那些寄户每年都会孝敬你，何必跟钱过不去？”
李文彬当时沉默了。他知道老秀才说的是实话。粮长这差事费力不讨好，若能有些额外收入，倒也能弥补损失。而且大家都在做，自己独善其身反而显得格格不入，甚至可能被排挤。
最终李文彬还是没完全答应，只允许一位至亲将几十亩薄田寄在他名下，权当帮衬亲戚。但他内心总觉得不妥，有负圣贤教诲，也辜负了朝廷的优待。
“唉……”李文彬轻轻叹气，摇头驱散纷乱思绪。当务之急是赶紧回去催征粮银，张县丞虽暂缓几日，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他转身离开官仓，沿青石板路往家走。江南的春天烟雨朦胧，路边杨柳抽了新绿，桃花开得正艳，可李文彬的心情却像这天气般阴沉沉重。他不知道自己这个秀才粮长还能当多久，也不知道看似平静的江南水乡之下，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暗流。
他想起明太祖设立粮长制的初衷：“此以良民治良民，必无侵渔之患矣。”太祖爷的理想美好，现实却事与愿违。良民一旦握有权力——哪怕只是催征粮食的小权力，也难免滋生腐败与惰性。而对读书人的优待本是为鼓励教化、培养人才，却衍生出“诡寄”这样的弊端，侵蚀着国家根基。
李文彬觉得自己像站在十字路口，一边是圣贤书教导的仁义道德，一边是现实中无处不在的利益诱惑与生存压力。他这个小小的秀才粮长，就像大时代棋盘上的一颗棋子，身不由己。
回到家中，李文彬顾不上休息，便召集几个得力家丁准备下乡催粮。他知道前路必然不平坦：佃户的哭诉、“诡寄”者的狡黠、官府的催促，都是他必须面对的考验。
暮色渐浓，李文彬点亮书房油灯。他铺开纸想写些什么，却不知从何下笔。窗外春雨淅淅沥沥落下，敲打着窗棂，也敲打在他心上。他默默拿起笔蘸了墨，最终只在纸上写下八个字：
“为民父母，何去何从？”
烛光摇曳，映照着他年轻而迷茫的脸庞。这场围绕粮食与权力的游戏，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