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引务中观利弊 东南商海起会潮
（一）
大观元年，岁在丁亥。汴京的深秋，寒意已浓，御街两旁的槐叶被秋风扫落，堆积在青石板缝隙间，踏上去沙沙作响。户部所属的“交子务”衙门外，几个工匠正小心翼翼地拆卸着门楣上的旧匾。那“交子务”三个字，是太宗皇帝朝名相寇准亲笔所题，笔力浑厚，见证了自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以来，这世界上第一家官方纸币发行机构的风雨历程。
新任的钱引务提举官，姓徐名处仁，字择之，应天府谷熟县人氏。他年近五旬，科举出身，历任地方，颇有干才，因在江淮地区整顿茶盐法有功，被徽宗皇帝亲自点将，调任此职。此刻，徐处仁正站在阶下，看着工匠们将一块崭新的匾额挂上，黑漆金字，赫然是“钱引务”三个大字，由当朝尚书右丞蔡京题写，笔法张扬，透着一股新法的锐气。
“徐大人，”一旁的判官周邦彦躬身道，“旧交子已行至四十三界，按照惯例，本界交子明年便要换界。如今官家改‘交子’为‘钱引’，易名更署，正是革故鼎新之意。只是这‘钱引’之名，还需向百姓解释清楚才好。”
周邦彦不仅是个干练的官员，更是名满天下的词人。徐处仁对他颇为倚重，闻言点了点头，目光扫过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说道：“是啊，‘交子’，‘交’字取‘合券取钱’之意，百姓用了近百年，早已习惯。如今改为‘钱引’，这‘引’字，《说文解字》云‘开弓也’，引申为‘指引’、‘凭照’之意。便是说，这张纸券，是官府发给百姓的取钱凭证，凭此照引，即可兑换现钱或充作交易。关键在于，要让百姓相信，这‘引’和过去的‘交子’一样，甚至比过去更可靠。”
他顿了顿，语气变得沉重：“只是，官家好大喜功，蔡京相公又力主开边拓土，大兴土木。这几年，西北战事不断，东南花石纲耗费无度，内帑空虚，全靠增发交子填补。自崇宁以来，交子发行量屡创新高，界分也越来越短，百姓颇有怨言。我来之前，已听闻四川、陕西等地，交子贬值，民间甚至有拒用者。此次更名，名为‘钱引’，实为整顿，若不能扼制滥发之弊，恐难孚众望啊。”
周邦彦深以为然，眉头微蹙：“大人所言极是。交子初行，备本钱三十六万缗，以铁钱为钞本，界以三年，发行量亦有定数，故能取信于民。而今，本钱早已名存实亡，界分不定，发行量更是随心所欲。去年崇宁五年，仅一界交子便印了两千六百二十五万缗，是天圣初年的数十倍！钱引若不改变此风，换汤不换药，恐‘引’而不‘信’，其危可知。”
徐处仁叹了口气：“我已上书，恳请朝廷恢复钞本，严格限定钱引发行量，每界以旧例为准，不得随意增发。只是……”他没有说下去，但两人心中都清楚，在眼下的朝局下，这样的奏折多半石沉大海。
正说着，一名吏员匆匆来报：“大人，户部送来公文，催促本务尽快赶印大观元年第一界钱引，数量……数量拟定为三千七百万缗。”
“嘶——”周邦彦倒吸一口凉气，“三千七百万？比去年又增了近四成！这如何使得？”
徐处仁脸色铁青，接过公文，只见上面蔡京的朱批赫然在目：“边事孔急，百废待兴，钱引乃国之血脉，当不惜帑藏，以济时艰。”他猛地将公文攥紧，指节发白：“什么济时艰，分明是饮鸩止渴！”
（二）
数日后，大观元年第一界钱引正式开始在京畿地区发行。新的钱引比旧交子略大，纸面印有龙纹图案，加盖了钱引务的朱红大印和防伪花押，制作更为精美。官府也贴出告示，宣传“钱引”之意，称其“引信天下，贯通有无”，并规定旧交子可按一定比例兑换新钱引。
然而，百姓的反应却颇为冷淡。在汴京最大的绸缎庄“锦绣阁”内，掌柜张大户正对着一张崭新的钱引发愁。
“掌柜的，这新钱引，咱们收还是不收？”小伙计小心翼翼地问。
张大户摩挲着钱引，眉头紧锁：“收？怎么收？前几年的交子，一百文的，如今只能当七八十文用。这钱引刚出来，说是‘引信天下’，可谁知道官府会不会又像印交子似的滥印？我听说陕西那边，交子都快成废纸了，拿一摞交子去买东西，人家都摇头。”
旁边一位常来进货的布商接口道：“张掌柜所言极是。我前几日去河北，那边的商人宁愿收铜钱，甚至用实物交易，也不愿要交子。这钱引换汤不换药，官府若是没个章程，没个信用，咱们小本生意，可经不起折腾。”
张大户叹了口气：“话是这么说，可官府有令，赋税可纳钱引，市面上也得流通。咱们做买卖的，哪敢公然违抗？只是这收进来，心里总不踏实。这样吧，暂时收，但要限定比例，大宗交易，最多收三成钱引，其余必须是现钱。小宗交易，也得仔细辨认，别收到假的。”
类似的情景，在汴京乃至大宋的各个角落上演着。徐处仁在任上兢兢业业，试图整顿钱引务，核查钞本，限制发行量，但收效甚微。朝廷的用度如同一个无底洞，不断催促钱引务印钞。大观二年，钱引发行量再次突破四千万缗。到了大观三年，徐处仁苦心维持的局面终于崩溃，钱引大幅贬值，一缗钱引在市面上仅能兑换到三四百文铜钱，民间怨声载道。徐处仁多次上书苦谏，却被蔡京等人斥为“因循守旧，阻挠新法”，最终被罢官调离，改任他职。周邦彦也受到牵连，外放地方。钱引务再次成为朝廷敛财的工具，其信用一落千丈。
（三）
与北方钱引的混乱局面相比，南宋初年，东南地区一种新的信用票据——“会子”，正在悄然兴起，并逐渐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这与钱引的官方强制发行不同，会子的产生，最初源于民间商贸的实际需求，尤其是解决长途贩运中的大额支付难题。
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临安府（今杭州）。经历了“靖康之耻”，宋室南渡，定都临安。北方士族、百姓大量南迁，使得江南地区人口激增，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临安、建康、平江（今苏州）等城市成为新的商业中心，商贾云集，舟车辐辏。
然而，铜钱作为主要货币，沉重不便，对于大宗贸易和长途贩运而言，携带和交割都极为困难。当时，南宋政府为了支持前线抗金，急需从江南地区调运粮草。但官府运力不足，常常需要依靠民间商人。于是，一种新的交易模式应运而生。
“王老板，这次辛苦你了！”浙西转运司的勾当公事（办事官员）刘敏对着一位满面风尘的商人拱手道。这位王老板，名唤王有财，是临安府有名的粮商。
王有财连忙回礼：“刘官人客气了！为国效力，运送粮草至淮西前线，是王某的本分。只是……”他话锋一转，面露难色，“这次运了五千石米，路途遥远，耗费巨大。如今货到地头，不知官府何时能兑付货款？”
刘敏面露歉意：“王老板，实不相瞒，前线吃紧，军饷粮草耗费巨大，转运司库中现钱一时不足。不过，朝廷有令，对于承运粮草的商人，除了现钱支付一部分外，还可以用‘茶引’或‘盐引’支付。您看，这是‘会子’，您持此会子，可到两淮盐铁司或榷货务，兑换相应数量的盐引或茶引。这盐引、茶引可是好东西，拿到手，您就可以去产地支取盐、茶，无论贩卖还是自用，都划算得很。”
说着，刘敏递过一张纸质凭证。王有财接过一看，上面写着：“今付给王记粮行米五千石，折合价钱若干贯。准赴两淮盐铁司兑换淮盐二百引。”下面盖着浙西转运司的官印和刘敏的押记。
王有财看着这张“会子”，有些犹豫：“刘官人，这会子……可靠吗？我拿着它去两淮，人家认不认？”
刘敏笑道：“王老板放心！这是官府签发的，等同于支票，怎么会不认？这盐引、茶引是朝廷专卖之物，利润丰厚，多少商人求之不得呢！您想想，您要是运着几千贯铜钱回去，路上多不安全？带着这张会子，轻便安全，到了地头就能换引，岂不方便？”
王有财一想，也有道理。现钱紧张是实情，盐引、茶引确实是硬通货。他咬了咬牙：“好！既然刘官人这么说，王某便信官府一次。这会子，我收了！”
就这样，王有财拿着这张会子，一路前往两淮。到了两淮盐铁司，果然顺利兑换到了二百引淮盐的凭证。他将盐引卖出，获得的利润，比单纯收取现钱还要多些。
这次经历，让王有财对“会子”有了新的认识。他发现，这种“会子”不仅可以用来兑换盐引、茶引等专卖品，在商人之间，也可以互相转让。比如，他手中有一张去平江府兑换丝绸的会子，但他近期要去临安进货，便可以将这张会子转让给需要去平江的商人，对方支付给他一定的现钱或等价的货物。渐渐地，这种原本只是官府与商人之间结算凭证的“会子”，开始在商人圈子里流通起来，成为一种可以转让、支付的信用票据。
（四）
绍兴初年，随着商业的日益繁荣，民间自发印制的“便钱会子”开始出现。这些会子由一些信誉卓着的富商大贾或钱庄铺户发行，上面注明金额、发行者、兑付地点和日期，持有者可以随时到发行者那里兑换现钱或货物。由于这些会子携带方便，信用良好，解决了铜钱运输不便的难题，深受商人和百姓的欢迎。
在临安府的“钱市巷”，有一家名为“丰裕钱庄”的铺子，老板姓吴，人称“吴老板”。丰裕钱庄是临安城里最早开始发行便钱会子的钱庄之一。
这天，吴老板正在柜台后核对着账目，一位常客，绸缎商李老板匆匆走进来。
“吴老板，救急啊！”李老板擦着汗说。
“李老板何事如此匆忙？”吴老板放下算盘，问道。
李老板道：“我刚接了一笔大生意，要去苏州进一批上等的宋锦，货款需要五千贯。我手头现钱不足，库房里倒是有不少绸缎，可一时半会儿也变不了现。这可如何是好？”
吴老板微微一笑：“李老板莫急。五千贯现钱，确实不好携带。这样，你在我这里存足相应的保证金，或是用你的绸缎存货做抵押，我给你开几张‘丰裕会子’。每张面额五百贯，共十张。你拿着这会子去苏州，那里有我们丰裕钱庄的分号，你可以随时兑付现钱，或者直接用会子支付给绸缎商。他们若是信得过我丰裕钱庄，定会接受的。”
李老板喜出望外：“此法甚好！吴老板真是我的救星！丰裕钱庄的会子，在江南一带信誉极好，别说苏州，就是去建康、扬州，人家也认！好，就这么办！”
很快，吴老板便开具了十张丰裕会子，交给李老板。李老板拿着薄薄的一叠纸片，心中的石头落了地，千恩万谢地走了。
这种由民间钱庄发行的便钱会子，因其灵活性和便利性，迅速在东南地区流行起来。它们与官方发行的钱引不同，没有强制流通的权力，全凭发行者的信誉和实力。发行者通常会储备一定比例的准备金（所谓“见钱桩管”），以应对兑付需求，一般准备金比例在三成到四成之间，这便是史料中记载的“要有三成至四成之准备金才可发行”。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会子的信用。
然而，民间会子的兴起，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一些信誉不佳的商家见有利可图，也纷纷效仿发行会子，却不准备足够的准备金，甚至有人恶意发行“虚会”、“伪会”，骗取钱财，到期无法兑付，引发纠纷。同时，官方对于这种民间自发的信用票据，也开始加以关注和干预。
（五）
绍兴三十年（公元1160年），宋高宗赵构在位的最后一年。此时，民间会子的流通已经对官方货币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时任户部侍郎的钱端礼，敏锐地意识到了会子的巨大潜力。他向朝廷上书，认为民间会子虽便利商贸，但“良莠不齐，难以监管，易生奸弊”，建议由官方设立专门机构，发行“官会子”，统一管理，以规范市场，增加财政收入。
当时，南宋与金国战事又起，军费开支浩大，财政拮据。宋高宗和宰相秦桧（此时秦桧已死，但其党羽仍在）正愁没有新的敛财手段，钱端礼的建议正中下怀。于是，朝廷下诏，在临安府设立“行在会子务”，由户部直接管辖，正式发行“官会子”，又称“东南会子”。
官会子最初以一贯为一会，后来增发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三种面额。规定“其会子与见钱并行”，可以用于缴纳赋税，购买官物。为了取信于民，朝廷起初也规定了一定的发行限额和准备金制度，并承诺“三年一界”，界满以旧换新。
官会子的发行，初期确实起到了弥补铜钱不足、促进商贸流通的作用。尤其是在东南地区，会子使用极为普遍，甚至超过了铜钱。李老板、王有财这样的商人，出门经商，往往只带少量现钱，其余皆用会子支付。
然而，好景不长。宋廷很快便重蹈了北宋钱引的覆辙。一旦遇到财政困难，比如战争、灾荒、皇室奢靡等，朝廷便会忘记当初的承诺，下令会子务大量印行会子。
宋孝宗乾道年间，还算有所节制。但到了宋光宗、宁宗以后，会子发行量便如同脱缰野马，一路飙升。从最初的每界一千万贯，到后来的数千万贯，甚至上亿贯。所谓的“三年一界”也变成了“十年一界”，甚至新旧界并行。准备金更是被挪用一空，形同虚设。
嘉定年间，一位名叫叶适的思想家在其《水心别集》中痛心疾首地写道：“自会子之法行，而执契者不获，持券者不售，县官无现钱以给用，民间无现钱以交易。……会子日益多，钱日益少，物价日益高，而民日益困。”
曾经便利商民的会子，如今变成了官府掠夺民间财富的工具。会子不断贬值，“褚币（即纸币）轻如纸”成为常态。百姓为了规避风险，纷纷囤积铜钱，或将资产转移为土地、房产等实物，正常的商品经济秩序遭到严重破坏。
除了会子，南宋还发行过一种名为“关子”的票据。关子最初的性质与早期的会子有些类似，也是一种政府与商人之间的信用凭证。比如，政府要招募商人运输粮草到边境，便先发给商人“关子”，商人持关子到京城或指定地点领取现钱或茶盐等专卖品。因此，关子最初也被称为“现钱关子”。
后来，关子的功能逐渐演变，开始作为一种可以流通的纸币使用。宋理宗景定年间，贾似道当权，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发行“金银见钱关子”，取代已经严重贬值的会子。规定关子一贯折合会子三贯，同时强制民间用金银、铜钱兑换关子。但由于发行无度，准备金不足，这种关子很快也步了会子的后尘，迅速贬值，民间怨声载道。
“关子，关子，‘关’住了百姓的钱袋子！”临安街头，有小贩一边叫卖，一边无奈地抱怨着，“一张关子，昨天还能买两个烧饼，今天就只能买一个了！这日子，没法过了！”
从北宋的交子、钱引，到南宋的会子、关子，宋王朝在纸币的探索之路上，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它们曾经凭借领先世界的金融智慧，创造了辉煌的纸币文明，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