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婆子在冬学上的那次发难，像一颗投入冰湖的石子，表面只激起几圈涟漪，很快就淹没在寒夜的死寂里。但水面之下，看不见的裂痕，已经悄然延伸。
接下来的冬学，气氛一次比一次凝重。爷爷依旧主持，念文件，组织讨论，语气和表情控制得滴水不漏，甚至比之前更严谨，每句话都严格按照文件精神。但台下的人们，眼神里的东西越来越复杂。不再是单纯的困倦或茫然，多了警惕、审视，甚至一丝不易察觉的兴奋——那是一种在压抑氛围中，嗅到可能的“变动”和“机会”时，特有的、混杂着不安与期待的情绪。
发言的人渐渐多了，内容也开始“深入”。从批评“某些人”占集体便宜，发展到质疑工分记录是否公平，再到隐晦地提及某些家庭“历史不清白”。每一次发言，都像在布满灰尘的地面上划下一道线，将人群无声地分割。
孙婆子没再站起来长篇大论，但她阴沉的目光，像毒蛇的信子，在会场里扫来扫去，尤其在张家人的方向停留得格外久。有时，她会跟旁边几个妇人交头接耳，手指朝我们这边悄悄指点，换来对方同样意味深长的目光。
母亲抱着我，每次都坐在最不引人注目的角落，用厚棉被把我裹得严严实实，只留出一点点缝隙。她很少抬头，要么看着地面，要么低头假装哄我，但全身的肌肉都紧绷着，像一张拉满的弓。我能感觉到她身体的微颤，不是冷，是紧张，是一种动物般的、对危险的本能警觉。
奶奶和二婶坐在母亲旁边，脸色也不好看。二婶有时会忍不住回瞪那些不怀好意的目光，被奶奶在底下悄悄拽住衣角。
三个哥哥被严令不许进仓库旁听，只准待在家里。但他们放学后，总能从伙伴那里听到些只言片语的传闻，回来时脸上带着少年人特有的、混杂着愤怒与恐惧的神情。有一次，建党红着眼睛回来，说孙家那个大蛋在学校操场，当着好多人的面，朝他吐口水，骂他是“杀人犯的弟弟”。建军和建国跟对方推搡起来，差点打起来，被老师喝止。
“为什么不让我揍他！”建党在饭桌上，捏着小拳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坐下！”爷爷一声低喝，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吃饭。”
建党瘪着嘴，不敢再出声，眼泪却吧嗒吧嗒掉进碗里。
“爹……”母亲心疼地看着儿子，又看看爷爷。
“吃饭。”爷爷重复了一遍，自己拿起窝头，用力咬了一口，腮帮子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
那顿饭，吃得异常沉默，只有碗筷碰撞的轻微声响，和窗外永无止息的风声。
家里的日常，也被这无形的压力侵染了。奶奶去井台打水，以前总有相熟的妇人搭把手，现在那些妇人要么眼神躲闪，要么匆匆打完水就走。二叔去队里领农具，保管员的态度也冷淡了许多，递工具时都不正眼看他。
流言像冬天的雾气，无处不在，却又抓不住实体。有人说看见爷爷晚上偷偷去公社，肯定是去“活动”了；有人说父亲在县里供销社也被“盯上”了；更离谱的，开始有人窃窃私语，说张家这个小孙女“来历不明”，生下来就不哭不闹，眼神邪性，克死了王桂花，还会给家里带来更大的灾祸。
这些话，有些辗转传进家里人的耳朵，有些没有。但那种被孤立、被审视、被恶意包裹的感觉，却真实地笼罩着整个院落。
母亲变得格外沉默。除了必要的话，她一天也说不了几句。夜里，我常常在她怀里醒来，发现她睁着眼睛，望着漆黑的屋顶，手无意识地、一遍遍轻拍着我的背。她的怀抱依旧温暖，但那温暖里，浸透了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和忧虑。
父亲回来的次数更少了，即便回来，也常常是深夜，天不亮就走。他带回来的消息，一次比一次让人心惊。县里的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展开，大字报贴满了墙，批斗会天天开。他供销社的主任已经被停职检查，据说问题很“严重”。父亲自己，也因为“家庭社会关系复杂”（指爷爷是大队长，且正被孙家攀咬）而受到“关注”，被要求“划清界限”，“深刻检讨”。
“爹，”有一次，我“睡”着时，听见父亲用近乎耳语的声音对爷爷说，“实在不行……您这个大队长，别干了。”
堂屋里是长久的沉默，只有旱烟锅子“滋滋”的声响。
然后，我听见爷爷沙哑的、仿佛一夜之间苍老了十岁的声音：“不干？现在不干，就是心里有鬼。他们更会揪住不放。”
“可是……”
“没有可是。”爷爷打断他，“我张大山，十四岁给地主扛活，土改时是积极分子，合作化带头入社，当这个大队长十几年，没贪过一粒粮，没占过一分便宜。我问心无愧。他们想查，就让他们查。这顶帽子，他们想摘，也得按程序来。”
话虽如此，但压力是实实在在的。爷爷的眼窝深陷下去，鬓角的白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多。他在家里抽烟的时间更长了，常常一个人坐在堂屋门槛上，望着萧索的院子，一坐就是半天。
这个家，像寒风中一棵枝叶凋零的老树，努力挺直躯干，根系却承受着四面八方涌来的、冰冷的地下水侵蚀。
腊月二十三，小年。
按照往年，再怎么困难，家里也会稍微打扫一下，做顿比平时像样点的饭菜，祭祭灶王爷，算是给即将到来的新年一点盼头。
但今年，灶房里冷冷清清。奶奶望着空了大半的粮缸和见底的油罐，叹了口气，只煮了一锅稀薄的菜粥，蒸了几个掺了大量野菜的窝头。祭灶的糖瓜自然是没有的，连张像样的红纸都找不到。
“将就过吧。”奶奶把窝头端上桌，声音干涩，“等这阵风头过去……”
话没说完，她自己先哽住了。这阵风头，什么时候能过去？没有人知道。
饭桌上，连最小的建党都不敢闹了。一家人默默吃着粗糙的食物。窗外，不知谁家胆子大，零星响了几声爆竹，很快又沉寂下去，像是怕惊扰了什么。
就在这时，院门被敲响了。
不是平时的叩门声，而是急促的、带着某种不容置疑意味的拍打。
“哐！哐！哐！”
全家人的动作同时停住，齐齐望向院门方向。
爷爷放下筷子，缓缓站起身。父亲和二叔也跟着站起来，互相看了一眼，眼神警惕。
奶奶和母亲脸色发白，母亲下意识地把我往怀里紧了紧。
“谁啊？”爷爷沉声问，走到门后。
“张大山同志在家吗？开门，公社工作组。”门外是一个陌生的、带着公事公办腔调的男声。
工作组！
这三个字，像冰锥一样刺进每个人的心里。
爷爷深吸一口气，拉开了门闩。
门外站着三个人。两个穿着中山装，戴着帽子，面容严肃。另一个，竟然是孙婆子那个在公社武装部的侄子，陈干事。他站在稍后一点的位置，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眼神里有一种克制的、近乎得意的东西。
为首的是一个四十多岁、方脸阔口的中年男人，他看了一眼堂屋里站起来的一家人，目光在抱着孩子的母亲身上略一停留，然后落在爷爷身上。
“张大山同志，我们是公社派驻红旗三队的工作组。有些情况，需要向你，还有你的家人，了解一下。”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自上而下的压力，“方便进来吗？”
爷爷侧身让开：“请进。”
三个人迈步进了院子，踩在冻硬的土地上，脚步声在寂静中格外清晰。
陈干事最后一个进来，反手，关上了院门。
“哐当”一声。
那声音不重，却像一块巨石，砸在了张家每个人的心上。
屋外，北风依旧在呼啸，卷起地上的雪沫，狠狠拍打在紧闭的院门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无数细密的、催促的耳语。
堂屋里，汽灯惨白的光，照亮了几张凝重而苍白的脸，和三个不速之客毫无表情的面孔。
小年的夜晚，工作组上门了。
真正的寒风，此刻才真正吹进了这个院子，吹得人心头发冷，血液都快要凝固。
我躺在母亲骤然变得冰凉的怀里，睁大眼睛，看着这一幕。
我知道，从这一刻起，这个家，将被彻底卷入那个我前世只在书本上读到的、汹涌而残酷的时代洪流之中。
再也没有侥幸，再也没有缓冲。
裂痕，终于蔓延到了家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