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0月14日，兹维尼哥罗德西北十二公里处，代号“十字路口”的防御阵地。
我已经连续七十三小时没有真正合过眼。短暂的、碎片化的打盹，每次不超过二十分钟，就会被炮击、警报或新的命令打断。时间感彻底扭曲——白天与黑夜的界限模糊，只剩下战斗与短暂停火的交替。
“台风行动”的闪电战变成了某种病态的拉锯战。三天来，我们沿着通往莫斯科的公路推进又后退，占领阵地又被迫放弃，击毁坦克又遭遇新的坦克。苏军的抵抗不仅没有崩溃，反而在每一公里土地上变得更加顽强。
“莱茵女儿”此刻停在十字路口东南侧的一片桦树林边缘。这是我们三天内换的第四个防御位置。车身上新添的伤痕层层叠叠：左侧装甲板上有四十五毫米炮留下的凹痕，炮塔侧面是反坦克步枪子弹刮出的深沟，履带护板完全变形，像被巨兽撕咬过。
“弹药清点。”我的声音沙哑，喉部因不断下达命令而疼痛。
弗兰茨从弹药架旁抬起头，眼眶深陷：“穿甲弹还剩十一发，高爆弹九发，机枪弹……大约三百发。”
“太少了。”埃里希喃喃道。他靠在炮手座位上，用一块沾满油污的布机械地擦拭瞄准镜——这已经成为他缓解压力的仪式性动作。
“补给车队什么时候到？”我问保罗。
“原定两小时前，但道路被炮火封锁，新的预计时间是……不确定。”
这是这三天来的常态：推进太快，补给线太长，车队不断遭到游击队袭击和炮火阻截。我们拥有的，就是坦克里现有的，加上每人背包里的一点干粮和两壶水。
上午十点十七分，苏军的第一波进攻开始。
这次不是步兵突击，而是纯粹的炮火准备——持续四十分钟的猛烈轰击，将我们阵地前的土地翻了一遍又一遍。炮弹落下时，“莱茵女儿”在爆炸冲击波中不断震颤，像暴风雨中的小船。
“他们在消耗我们，”威廉在驾驶舱里说，他的声音因为长时间缺乏睡眠而低沉模糊，“炮击，进攻，撤退，然后再来。同样节奏，三天了。”
他说得对。苏军的战术变得可预测，但也因此更有效：用炮火消耗我们的防御工事和人员士气，然后用坦克和步兵试探性进攻，寻找弱点。一旦发现，就集中力量突破。我们不得不频繁变换阵地，每次移动都消耗宝贵的燃料和本已紧张的精力。
炮击停止后，三辆t-34从北面树林中出现。它们保持间距，交替掩护前进，明显吸取了之前被我们远距离击毁的教训。
“目标，中间那辆，距离九百。”埃里希报告，但他的声音里有一种我之前从未听过的疲惫——不是身体上的，而是精神深处的倦怠。
“穿甲弹。”
“装填完毕。”
“开火。”
第一发炮弹偏左约两米，击中t-34前方的地面。这在平时很少发生。
“修正右0.2。”
第二发命中炮塔正面，但被倾斜装甲弹开，只留下一道深痕。
“碳化钨弹。”
“最后一发了，车长。”弗兰茨提醒。
“用。”
第三发，终于击穿了t-34的车体。它起火燃烧，但另外两辆已经接近到七百米。
“威廉，后退到第二射击位置。”
“燃料只够再移动两次。”威廉平静地陈述这个事实。
“那就用两次。”
坦克在树林间机动，威廉的驾驶依然精准，但我注意到他的动作比三天前慢了半拍——不是技术退步，而是身体在发出抗议。我们都一样。
下午的战斗更加残酷。苏军投入了KV-1重型坦克，这次不是一辆，而是两辆。它们像移动的堡垒，对我们的炮火几乎免疫。
我们不得不使用步兵反坦克小组，让他们携带炸药包和磁性炸弹冒险接近。六名士兵出发，两人返回。但他们成功了——一辆KV-1的履带被炸断，成了固定靶。
“高爆弹，瞄准它的观察窗！”我命令。
“装填完毕！”
“开火！”
炮弹击中了KV-1的炮塔，破坏了观察设备。它还能射击，但精度大幅下降。
另一辆KV-1最终因为燃料耗尽而撤退——这是我们在三天战斗中发现的苏军弱点：他们的后勤同样艰难。
傍晚时分，我们得到了二十四小时内的第一次补给：四发穿甲弹，六发高爆弹，两桶燃料，还有一箱食物和饮用水。数量少得可怜，但至少能让我们再坚持一天。
天黑后，我们轮流休息。我和威廉值第一班警戒。
夜晚的十字路口寂静得可怕。远处有零星的炮火闪光，但我们的防区暂时平静。寒冷加深，呼气成霜。
威廉递给我一支烟——我们最后的几支之一。我们靠在坦克冰冷的装甲上，望着星空。
“记得法国吗？”威廉突然问。
我点点头。1940年夏天，我们开着二号坦克穿越法国，那时阳光明媚，道路畅通，胜利似乎轻而易举。法国军队在撤退，平民大多顺从甚至友好。我们觉得自己是征服者，是历史的主宰。
“那时我以为战争就是这样，”威廉吸了一口烟，烟头的红光在黑暗中明灭，“推进，胜利，占领。简单，干净。”
“现在呢？”
他沉默了很久。“现在我觉得战争是个磨盘。它缓慢地转动，把一切都磨成粉末：钢铁，土地，人。”他顿了顿，“我们三天前经过的那个村庄，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那是个小村庄，大约十几户人家。我们经过时，几个孩子躲在母亲身后偷看我们的坦克。埃里希曾开玩笑说，等战争结束，他要回来这里，告诉那些孩子我们不是怪物。
昨天我们再次经过时，村庄已经不存在了。苏军炮火将它完全抹去，只剩下烧焦的房梁和砖石废墟。那些孩子，那些母亲——无人知晓他们的命运。
“我昨晚梦到了奥托。”威廉的声音很低，几乎被夜风吹散。
奥托·舒尔茨，我们的第一任炮手，1939年在波兰牺牲，年仅十九岁。那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又像昨天一样清晰。
“在梦里，他问我战争什么时候结束。”威廉继续说，“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他冷，问我能不能给他一条毯子。”威廉掐灭烟头，“我醒来时，发现自己把毯子扔在了地上。”
我不知该如何回应。三天的高强度战斗让所有人都到了极限。死亡不再是抽象的统计数字，而是具体的面孔：那个试图爬上我们坦克的年轻苏军士兵，眼睛里的惊恐；那个在我们面前被炮弹击中的德军下士，最后的眼神是纯粹的困惑；那些我们无法带回的伤员，他们的哀嚎会在寂静时刻突然在记忆中回响。
“卡尔，”威廉用名字而不是军衔叫我，这在军中很少见，“如果我们打到了莫斯科，然后呢？”
这个问题太大，太沉重。我曾经相信官方宣传：攻占莫斯科，苏联崩溃，战争结束，我们以胜利者的身份回家。但现在，看着俄罗斯无垠的土地，感受着越来越冷的天气，面对越来越顽强的抵抗，这个信念开始出现裂痕。
“然后我们回家。”我说，但声音缺乏说服力。
威廉看了我一眼，没有反驳，也没有赞同。他只是说：“我需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
“如果我们中有人倒下——无论是你，是我，还是车组任何人——剩下的人要继续。不是为元首，不是为德国，是为彼此。带尽可能多的人回家。”
我握住他的手——这个动作在德国男人之间很少见，但在这一刻，感觉是唯一正确的回应。“我答应。”
后半夜，埃里希和弗兰茨接替警戒。我和威廉蜷缩在坦克内有限的休息空间，尝试睡觉。
但睡眠不肯到来。一闭上眼睛，战斗的画面就自动播放：t-34的炮口闪光，KV-1庞大的身躯，步兵冲锋时扭曲的面孔，燃烧的坦克，残缺的尸体……
我睁开眼睛，看到威廉也醒着，盯着头顶的装甲板。
“你也睡不着？”我问。
“我在数数，”他平静地说，“数我们击毁的坦克。在波兰战役中两辆。占领法国后的残余法军三辆。到现在在俄罗斯：九辆。一共十四辆。”
“记得这么清楚。”
“每个我都记得。第一辆是在波兰，一辆老旧的波兰坦克，奥托开的炮。最后一辆是今天下午的t-34，埃里希从八百米外击中它的发动机舱。”他顿了顿，“十四辆坦克，至少五十条人命。可能更多。”
“这是战争。”
“我知道。但数字开始变得……真实。每个数字后面都有面孔，都有名字，都有家人。”威廉转过头，在黑暗中我只能看到他眼睛的微弱反光，“有时我在想，也许对面坦克里的车长，也像我们一样，有老战友，有家人，有他想要保护的人。”
我沉默了。这种想法是危险的，在战争中尤其如此。一旦开始把敌人看作具体的人，扣动扳机就变得困难。但另一方面，如果不这样想，我们又与机器何异？
“睡吧，威廉。”最后我说，“明天还有战斗。”
“明天，后天，大后天。”威廉的声音逐渐模糊，“直到……”
他没有说完，但我知道他的意思：直到倒下，或直到战争结束。
第二天清晨，苏军进攻再次开始。同样的节奏，同样的强度。我们射击，机动，躲避，反击。数字继续累积：第十五辆，第十六辆……
到第三天结束时，我们所有人都达到了某种麻木状态。动作变成机械反应：看到目标，瞄准，射击。听到炮声，判断弹道，躲避。命令和回应变成最简洁的词语，因为多说一个字都需要额外的精力。
但在这麻木之下，压力仍在累积，像不断上涨的水位，迟早会漫过堤坝。
第三天深夜，当战斗再次暂停时，我打开笔记本，却发现手抖得握不住笔。我试了三次，才勉强写下：
“1941年10月16日，十字路口防御阵地。连续七十二小时高强度战斗。我们守住了，但代价难以计算。疲惫深入骨髓，睡眠变成奢侈品，死亡从抽象概念变成具体威胁。威廉和我谈论了战争的意义，但我们都没有答案。也许战争本就没有意义，它只是一台一旦启动就无法停止的机器，我们都是其中的齿轮。但齿轮之间也有承诺：带彼此回家。这个承诺，在莫斯科的阴影下，在俄罗斯的寒冷中，在连续三天的炮火后，成为唯一清晰的东西。明天战斗将继续。我们也会继续。因为我们承诺过。”
合上笔记本时，我听到埃里希在睡梦中喃喃自语，弗兰茨在翻身时因肌肉酸痛而呻吟，保罗在检查电台时手指敲击的规律声响。
威廉睡着了，终于。他的呼吸沉重但不平稳，眉头紧锁，仿佛在梦中仍在驾驶坦克，躲避炮火。
我看着他们，这些与我共享这钢铁牢笼的人，这些将生命托付给我决策的人。疲惫如山，但责任更重。莫斯科还在那里，冬天越来越近，战争远未结束。
但至少今夜，我们还在一起，还活着，还能呼吸。
这就够了。至少现在，够了。